愛新覺羅·耆英

耆英（qí yīng），以廕生授宗人府主事。1838年，他任盛京將軍。1842年3月奕經在浙江戰敗，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將軍。4月，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軍求和。8月，英軍闖入南京下關長江江面，耆英同伊里布趕奔南京，跟英國代表璞鼎查談判，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的條約——中英《南京條約》。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挾下，誣陷在台灣抗英的台灣道姚瑩、總兵達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達二人被革職逮問。1843年，耆英再任欽差大臣，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1844年，他任兩廣總督兼辦通商事務，與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與法國簽訂了《黃埔條約》。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被派赴天津與英法聯軍交涉，由於英軍在佔領廣州期間查獲大量檔案文件，發現耆英在上報朝廷的時候並沒有如實稟報英方的要求，因此拒絕與其談判。耆英因懼罪擅自回京，咸豐帝令其自盡。

耆英賜死是與宮廷鬥爭、簽訂喪權辱國條約和其藐視皇權分不開的。清末户部文選司郎中崇彝在其《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記載：“道鹹之際，初辦外洋交涉，多不得當，喪失權利，在在皆是。耆相國英在粵東，與英人所訂之條約，皆非當面折衝，派家人張禧偕首府某公出而協定。當時請旨賞張五品頂戴，以壯觀瞻。此事太近兒戲，餘初未之信。後有戚某公為廣州知府，曾調取當年原卷閲看，果有此事。至咸豐七~八年換約期間，因耆英相定約僨事，賜令自盡。固由文宗之怒，實怡、鄭二王等乘君之怒以成之。耆平日實有自取之咎，因宣宗朝曾獎耆‘有守有為’之語，於是耆相大書一聯懸之客廳，雲‘先皇獎勵有為有守；今上申斥無才無能。’此罷官時考語。故意令人見之。此聯軒輊兩朝，含有陽秋，有人言之當權者，此自造殺身之禍也。”

宗室耆英，字介春，隸正藍旗。父祿康，嘉慶間官東閣大學士。耆英以廕生授宗人府主事，遷理事官。累擢內閣學士，兼副都統、護軍統領。道光二年，遷理籓院侍郎，調兵部。四年，送宗室閒散移駐雙城堡。五年，授內務府大臣，歷工部、户部。七年，授步軍統領。九年，擢禮部尚書，管理太常寺、鴻臚寺、太醫院，兼都統。十二年，畿輔旱，疏請察吏省刑，嘉納之，授內大臣。十四年，以管理步軍統領勤事，被議敍。歷工部、户部尚書。十五年，以相度龍泉峪萬年吉地，加太子少保。命赴廣東、江西按事。十七年，內監張道忠犯賭博，耆英瞻徇釋放，事覺，降兵部侍郎。尋出為熱河都統。十八年，授盛京將軍。詔嚴禁鴉片，無論宗室、覺羅，按律懲治。疏請旗民十家聯保，以憑稽察。二十年，海疆戒嚴，疏請旅順口為水路衝衢，當扼要籌備。英船入奉天洋麪，先後遊弋山海關、秦皇島等處，錦州、山海關皆設防 ^[2]  。

二十二年正月，粵事急，琦善既黜，調耆英廣州將軍，授欽差大臣，督辦浙江洋務。因御史蘇廷魁奏英吉利為鄰國所破，詔促耆英赴廣州本任，乘機進剿，尋知其訛傳，仍留浙江。五月，吳淞失守，命偕伊里布赴江蘇相機籌辦。英兵已入江，越圌山關，陷鎮江，踞瓜洲，耆英與揚威將軍奕經先後奏請羈縻招撫。七月，英兵薄江寧下關，伊里布先至，英人索煙價、商欠、戰費共二千一百萬兩，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與中國官員用平行禮，及劃抵關税、釋放漢奸等款。越三日，耆英至，稍稍駁詰之。英兵突張紅旗，置炮鍾山上臨城，急止之，遣侍衞鹹齡、江寧布政使恩彤、寧紹台道鹿澤良，偕伊里布家丁張喜，詣英舟，許據情奏聞。宣宗憤甚，大學士穆彰阿以糜餉勞師無效、剿與撫費亦相等為言，乃允之。耆英等與英將璞鼎查、馬利遜會盟於儀鳳門外靜海寺，同籤條約，先予六百萬，餘分三年給，和議遂成。九月，英兵盡數駛出吳淞，授兩江總督，命籌辦通商及浙江、福建因地制宜之策。

二十三年，授欽差大臣，赴廣東議通商章程，就粵海關税則分別增減，各口按新例一體開關，臚列整頓税務條款，下廷議施行。又奏美利堅、法蘭西等國一體通商，允之。美國請入京瞻覲，卻不許。二十四年，調授兩廣總督，兼辦通商事宜。二十五年，協辦大學士，留總督任。比利時、丹麥等國請通商，命體察約束。二十六年，京察，以殫心竭慮坐鎮海疆，被議敍。疏上練兵事宜，繕呈唐臣陸贄守備事宜狀，請下各將軍督撫置諸座右。英國請於西藏定界通商，諭耆英堅守成約，毋為搖惑。

故事，廣東洋商居住澳門，貿易有定界，赴洋行發貨，不得擅入省城。自江寧和議有省城設立棧房及領事入城之約，粵民猶持舊例，愬於大吏，不省，乃舉團練，眾議洶洶，不受官吏約束。二十三年，濮鼎查將入城，粵民不可，逡巡去。二十五年，英船復至，耆英遣廣州知府餘保純詣商，粵民鼓譟，安撫乃罷。英人以登岸每遭窘辱，貽書大吏誚讓，羣情憤激，不可曉諭。至二十七年，英船突入省河，要求益堅，耆英謾許兩年後踐約，始退，自請議處。諭嚴為防備，務出萬全。耆英知終必有釁。

二十八年，請入覲，留京供職，賜雙眼花翎，管理禮部、兵部，兼都統。尋拜文淵閣大學士，命赴山東查辦鹽務，校閲浙江營伍。三十年，文宗即位，應詔陳言，略曰：“求治莫先於用人、理財、行政諸大端。用人之道，明試以功。人有剛柔，才有長短。用違其才，君子亦恐誤事；用得其當，小人亦能濟事。設官分職，非為眾人藏身之地。實心任事者，雖小人當保全；不肯任怨者，雖君子當委置。行政在於得人，迂腐之説，無裨時務，泥古之論，難合機宜，財非人不理。今賦額四千餘萬，支用有餘，不能如額，以致短絀。致絀之由，非探本窮源，不能通盤清釐。與其正賦外別費經營，不如於正賦中核實籌畫。”疏入，特諭曰：“身為端揆，一言一動，舉朝所矜式。耆英率意敷陳，持論過偏，顯違古訓，流弊曷可勝言。”傳旨申飭。耆英不自安，屢稱病。是年十月，上手詔揭示穆彰阿及耆英罪狀，斥“耆英在廣東抑民奉夷，謾許入城，幾致不測之變。數面陳夷情可畏，應事周旋，但圖常保祿位。穆彰阿暗而難明，耆英顯而易見，貽害國家，其罪則一”。猶念其迫於時勢，從寬降為部屬。尋補工部員外郎。

咸豐三年，粵匪北犯，耆英子馬蘭鎮總兵慶錫奏請父子兄弟同赴軍前，命耆英隨巡防王大臣效力，以捐餉予四品頂戴。五年，慶錫向屬員借貸被劾，耆英坐私告，革職圈禁。

八年，英人糾合法、美、俄諸國兵船犯天津，爭改條約，命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馳往查辦。巡防王大臣薦耆英熟悉情形，召對，自陳原力任其難，予侍郎銜，赴天津協議。初耆英之在廣東也，五口通商事多由裁決，一意遷就。七年冬，廣州陷，檔案為英人所得，譯出耆英章奏，多掩飾不實，深惡之。及至天津，英人拒不見，惶恐求去，不候旨，回通州，於是欺謾之跡益彰，為王大臣論劾，嚴詔逮治，賜自盡。

論曰：罷戰言和，始發於琦善，去備媚敵，致敗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負重之心，無安危定傾之略，且廟謨未定，廷議紛紜，至江寧城下之盟，乃與耆英結束和議，損威喪權，貽害莫挽。耆英獨任善後，留廣州入城之隙，兵釁再開，浸致庚申之禍。三人者同受惡名，而耆英不保其身命，宜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