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課

是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種。即對官員定期進行考核，並依考核的結果進行獎懲。除了縣級政權對下屬官吏進行考核外，中央政權就縣級及相當於縣級的“都官”向中央彙報的內容（“上計”）進行考核，並根據考核後的情況作為對官吏進行升遷賞罰的依據。

封建統治者深深地懂得，吏治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政權的安危。因此，他們總是盡最大的可能來對全國官吏實行全面監控。除了建立單線垂直形的監察體系之外，還推行一套自上而下的嚴格的考課和獎懲制度。

考課也稱考績、考核、考查，是對在職官吏的官箴政績和功過的考核。戰國以來，這種考課制度已經初具規模，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則逐漸形成有定期、有內容、有獎懲、梯次分明、分工明確的較為完整的考課體系。

秦漢實行一年一考，三年課殿最一次。年考從秋天開始進行，至年底各級官府將考課簿冊集中到中央，於次年的正月初一羣臣朝會時舉行考課大典，然後按分工分別進行考課。魏晉基本因循此制，但是由於戰亂頻繁，往往不能正常實行，於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詔考課百司。東晉南朝，考課與任期相結合，以三年為小滿，六年為秩滿。北魏孝文帝改革後，實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的制度，並與官吏任用相結合。按年月久暫定任用先後，年資成為考課的重要依據之一。

考課的內容和標準是根據官吏不同的職務和不同的職事分別制定的。

縣一級的主要考課內容是“户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嚴課農桑，罔令遊墮，揆景肆力，必窮地利，固修堤防”，以此作為衡量縣級官吏是否稱職的主要標準。

郡一級的主要考課內容是查其是否有侵漁百姓、接受賄賂、殺賞聚斂無度等現象。郡國向中央上計，主要彙報轄內户口、墾田、賦税的數目，米價的高低，治安情況，監獄在押人犯和死刑數目等等。以此評定治績，並參照德行作為衡量郡級官吏是否稱職的標準。

州一級的主要考課內容是“班宣舊條，務盡敦課”，“督察奸枉，分別黑白”。以州所轄各郡的治績作為衡量州級官吏是否稱職的主要標準。

中央政府各部門的主要考課內容是依其所掌的事務而制定的，並且以品行和能力作為衡量官吏是否稱職的主要標準。

對於輔政官員的考課主要在於政績的好壞，如果出現“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以及地震、河決、草木不生、君臣不正、民有怨聲、兵亂流亡等天災人禍和社會動亂，輔政官員要承擔責任，這也是考課輔政官員的主要內容。

對於軍官的考課，主要是在於武藝和統領指揮部隊的能力。

“功令第卌五：士吏、候長、烽燧長以令秋試射以六，為程過六，賜勞矢十五日”。即一次發彎12支，中6射者為合格。對帶兵的將領要考課其行營部伍、傷病逃亡和軍功戰績。

除按職務分工制定考課內容和標準以外，對所有的官吏還有統一的標準，就是所謂清正、治行、勤謹、廉能等，這些被認為是對官員們的基本要求。

兩漢時期，由皇帝考核丞相、三公，如果皇帝不親政事，考核由尚書負責，交皇帝核准。東漢光武帝和明帝“躬奸吏事，亦以課覆三公”。此外，尚書考核列卿，御史中丞考核刺史，丞相、三公、刺史考核郡國守相，郡國守相考核縣令長、丞、尉，縣令長考核鄉三老、嗇夫，實行層層考核。對於各級官府的官吏，由本部門的功曹負責考核。除此之外，中央政府部門還按職能向全國實行單項考核，諸如民事、軍事、農事、工程漕運、司法斷獄、學校禮儀等方面均另制定有考課制度。推行這種縱橫有序、層層考核的制度，其統治意圖是使“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以期振頹起衰，發揮積極的作用的而，考核的權力分散，執行又多流於形式，使考課僅及長官而不及吏，於是“郡國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郡國“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漫，以避其課”。每個考課單位都是一個羣體，分別對本長官負責，主持人多不願秉公執法，破除情面，正如東漢王符在《潛夫論》裏所説的那樣：“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責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兇惡狡猾易相冤也”，考課制度的陋弊幾乎是與該制度本身同步發展起來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不斷集中考課權，由尚書和侍中統一負責考課，五品以上官由皇帝和公卿評議。但對地方官的考課仍以上計和層層考核為主。由於戰事頻繁，士族們閥把持大權，考課之法時遭破壞，雖然帝王不斷三令五申，並且增加考課課目，僅南朝梁的考課課目就有58種，然而“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摧為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以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細過，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名，蓋護其短也”。可見，當時的考課制度已經與其本意背道而馳了。

在考課中，成績特別優異的被稱為“最”。對於那些被評定為“最”的，要給予重獎，其餘再按優劣排列名次。對成績優良者的獎勵大體是按口頭褒獎、行文褒獎、增加俸祿、賞賜黃金、提升職務、賜爵封侯的順序由低到高進行的，有時也數獎並行。

例如，西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户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被認為各項考課成績皆優，因此賜黃金40斤，提升為河南太守，並詔行全國。又如，趙廣漢為陽翟令，以治行優異，越級提拔為京輔都尉。在南朝時，還“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對官吏的提升稱為“遷”，一般積功久任的為“平遷”，有特殊功績和蒙受恩寵的拔擢，稱“超遷”或“擢”。考課為“最”者，一般都“超遷”一等，因無官缺不能升遷的則以增秩、賜金、封爵作為補充。對於治行特別突出的，在死後還要受到奉祀悼念。如西漢的召信臣和文翁，經皇帝批准，在家鄉立祠，在原治郡，“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在他們的遺冢前舉行祭奠之禮。這些措施無非是為提高官員工作的積極性，讓他們盡忠職守。獎勵是君主用來籠絡官僚，平衡各種政治勢力，鞏固並加強君主專制的重要手段，當然也有很大的侷限性。

在考核中，成績較差的被稱為“殿”。對那些被評定為“殿”者要追究其責任，“吏有罪”為漢代“七科謫”之首處罰是相當嚴厲的。對不稱職守或違反朝章法紀者，應視其情節輕重給予不同的處分。處分是按申誡、鞭杖、罰金、降秩、降職、罷官、判刑、抄家、處死、株連家族等順序由輕到重地進行，有時也數罰並行。對考課不稱職和被監察人員指控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先要由三公或尚書派遣掾史或郎吏進行核實，情況屬實者，奏請皇帝加以黜免或交廷尉問罪；如情況不實，指控者也要受到處分。如東漢光武帝時，大司空宋弘“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明帝時，太尉趙熹“坐考中山相薛修不實免”。二千石以下官吏由專管考課的掾史進行了解和責問，並可以進行一些調查，如認為確有犯法嫌疑，經核實後，報主管長官來繩之以法。主管長官對闢用的吏屬有直接處死權。如南宋時，歷陽太守劉湛，對“奸吏犯髒百錢以上，皆殺之”。但對朝廷任命或經朝廷核准任職的官，主管長官則不能擅自施刑，要上奏朝廷獲准後再行處置。對下屬的懲處，往往在一年一度的課吏大會時與獎勵同時進行。西漢東海太守尹翁歸，“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這樣借課吏大會以行獎懲，是為了促進吏治。

“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封建統治階級深知，兼用刑罰旌賞手段是管理和約束官吏，強迫他們接受驅使和遵守朝章的有效辦法。然而，在當時，任何制度都是圍繞着君主專制而制定的，由於立法和執法中的偏差，以及君主和各級官吏的個人愛憎，獎懲往往又成為一些人謀取私利和陷害他人的手段。例如，漢代的霍光“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東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這是由於霍氏已經執掌重權，皇帝對他又恨又懼，“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所以給予逾格的重賞，一方面是為了安撫他，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存自己的帝位。這是一種不得已的權宜遷就，是對實際專權威脅無可奈何的妥協手段。一旦皇帝恢復自己的權位，曾蒙受重賞的霍光便“身死而宗族竟誅”。又如，韓延壽在郡多次被考課為最，因案校御史大夫蕭望之散放官錢事，反被蕭望之案具以前舊事而坐棄市，雖然“百姓莫不流涕”，但最終仍難免於死。類似這樣的情況，在史冊中屢見不鮮。“阿旨曲從，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的現象，是伴隨着賞罰不明、獎懲無信而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