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愷

習仲愷，陝西富平人，1920年11月26日出生於富平縣淡村鎮中合村一個農民家庭，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勳的胞弟。習仲愷六歲時，年僅13歲的習仲勳就參加了革命。童年的習仲愷遭遇了連年的災荒年饉和雙親相繼離世，生活異常艱難。為了全家人的生計，小小年紀的習仲勳在參加革命活動的同時，常常還要將距縣城四五十里的鍋板鹽，馱至百里外的旬邑縣馬欄一帶，換回苞谷、高粱、蕎麥等粗糧，維持家計。習仲愷在大哥習仲勳的撫養下長大成人。在習仲愷的人生軌跡中，習仲勳對他的影響最大。

1932年11月，任武字區游擊隊政治指導員的習仲勳，帶領游擊隊在富平西區開展遊擊活動。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發展黨團員，整頓和壯大游擊隊伍，發動羣眾開展分糧鬥爭，使當地革命形勢迅速高漲。習仲愷耳濡目染了習仲勳領導的革命活動，開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啓迪。加之從小目睹了家國鉅變和百姓苦難，在他心靈深處播下了憎恨黑暗、嚮往光明、同情人民的種子，期望能和大哥一樣成為一名為勞苦大眾翻身解放而戰鬥的紅軍戰士。

1937年4月，不滿17歲的習仲愷實現了自己當一名紅軍戰士的願望。時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的習仲勳，託人將胞弟習仲愷和他在富平期間發展的黨員柴國棟等一起帶到馬欄紅軍隊伍裏。自此，習仲愷開始了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奮鬥的一生。

1938年4月，日寇進擾陝甘寧邊區，河防吃緊。以培養優秀的教師隊伍和培訓文化程度較低的紅軍戰士為目的的魯迅師範學校，由延安遷往關中分區首府旬邑縣馬家堡村辦學。習仲愷進入魯迅師範學校預備班學習。起初，習仲愷還不願意留在後方去學校學習，總想去抗日前線奮勇殺敵。在習仲勳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説服教育下，使習仲愷漸漸懂得了上前線抗日殺敵必須學好本領的道理。習仲愷剛進入魯迅師範時，學校連校舍、教學設備都沒有，教職工過着天當房、地當牀的生活。後來他和師生員工一道挖窯洞解決了校舍問題。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下，習仲愷如飢似渴地學習了國文、歷史、社會科學、政治、軍事等課程，進一步加深了對馬列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堅定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政治理論和文化知識有了很大提高。由於習仲愷努力學習，不斷進取，表現突出，入校不久，未滿十八歲的習仲愷，就被黨組織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9年1月，習仲愷以優異的成績從魯迅師範學校畢業。按照西北局關於“一個區須配備一位具有中學文化程度的幹部”的要求，他被分配到中共淳耀縣三區區委任宣傳科長，接受基層工作和革命鬥爭的鍛鍊。在淳耀縣工作的一年，習仲愷努力實踐，積極工作，為黨在淳耀縣三區的統戰和宣傳工作做出了應有貢獻，開始從一名普通的革命戰士逐漸成長為黨的優秀幹部。

1941年1月，年僅21歲的習仲愷作為黨的年輕後備幹部被黨組織派往陝甘寧邊區黨校學習並任教務處教育科幹事。在延安這座革命大熔爐裏，習仲愷的政治理論修養和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目睹了延安軍民的新氣象，更加堅定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奉獻一生的人生信仰。經過黨校一年的學習鍛鍊，習仲愷毅然決定返回革命鬥爭形勢更加嚴峻、條件更加艱苦的關中地區，接受鍛鍊和考驗。1942年1月，當黨組織任命習仲愷為中共馬欄區委書記時，他欣然接受了組織任命奔赴新的崗位，開啓了新的革命鬥爭歷程。

馬欄，位於旬邑縣東北部，屬子午嶺南端餘脈，山峻林密，溝壑縱橫，自古為兵家養軍屯兵之地，佔據馬欄，進可攻，退可守，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馬欄是關中分區首府所在地，是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陝西省委、河南省委、山西省委機關曾在馬欄駐留辦公。

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習仲愷擔任中共馬欄區委書記期間，帶領馬欄地區黨政軍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挖窯洞，建禮堂，修橋樑，為省委、分區機關和駐地部隊提供了必須的辦公住所和基礎設施。努力發展生產，開荒拓耕，解決了駐地機關、學校、軍民的財政經濟困難。積極安置移難民，發展邊區經濟，鞏固了邊區的穩定，促進了邊區社會經濟各項事業的發展。

1942年1月，習仲愷剛剛擔任中共馬欄區委書記時，恰逢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對邊區的軍事進攻不斷升級。加之關中分區黨政軍機關，中共陝西省委、河南省委、山西省委機關駐地相繼遷駐馬欄，人口驟增，使這個當時只有千餘人口的山區村鎮，吃飯、住宿、辦公、交通等條件都面臨嚴峻的問題。面對當時的外患內憂，習仲愷沉着應對，不辱使命。為保證分區機關、學校、各個省委機關能安心在馬欄駐紮，順利的開展工作，習仲愷殫精竭慮，克服重重困難，帶領馬欄干部羣眾、駐地軍民和學校師生，配合分區機關在馬欄河北挖窯洞300餘孔，解決了駐地機關、學校以及紅軍醫院、被服廠、修械廠、倉庫等單位和部隊的辦公和住宿問題。在習仲愷的帶領下，1942年至1944年，馬欄干部羣眾、學校師生和分區幹部一道，通過肩扛手抬，搬運一磚一石，建起了工字房、大禮堂、七孔石橋等建築設施，初步改善了馬欄的基礎設施規模。至今，工字房依然屹立在馬欄革命舊址中心，七孔石橋靜靜橫跨馬欄河兩岸,成為那段崢嶸歲月的歷史見證。

當時，由於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使邊區的財政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習仲愷積極響應毛澤東“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號召和關中分委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指示，把開荒拓耕、增加糧食作為發展馬欄經濟的重要措施，組織幹部羣眾積極向荒山開戰，墾荒地、闢新田，掀起開荒熱潮。1942年上半年，馬欄軍民開荒地8100餘畝，僅清原鄉增產糧食20餘萬斤，使馬欄很快實現了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和生產的發展。同時，為方便羣眾生產生活，活躍市場經濟，習仲愷還組織羣眾創辦了馬欄合作社，繁榮了馬欄集市貿易，成為邊區合作經濟發展的先進典型。為了解決農民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不足的困難，在習仲愷的倡導下，馬欄羣眾組織發展了搭工組、變工組、義務耕田隊、唐將班子等一批形式多樣、聞名陝甘寧邊區的勞動互助合作組織，加強了羣眾生產協作關係，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有效地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馬欄的繁榮穩定吸引了大量難民從全國各地逃往這裏謀生。為了妥善安置難民，習仲愷認真貫徹關中分區移民政策，積極解決羣眾的温飽和安置問題。他組織引導難民開荒種地，自力更生髮展生產;解決難民農具、籽種等生產困難;表彰獎勵安置移民模範，增強老户羣眾和移民户的團結，使他們安居樂業。從1942年到1943年5月，新正縣共安置移民1264户4357人，而馬欄安置移民最多。馬欄住户從1940年的334户，增至1944年的1250户，增加了近三倍，成為關中分區安置移難民的模範區。

在主政馬欄的三年裏，習仲愷模範執行陝甘寧邊區和關中分區的各項財政經濟方針政策，發展了經濟，改善了人民生活，使馬欄順利渡過了財政經濟困難，保障了關中分區和省委機關的長治久安，使馬欄呈現出人丁興旺、市場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欣欣向榮景象，有力地支援了抗戰，鞏固了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

1945年1月至1949年5月，習仲愷先後擔任中共新正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縣委副書記，曾主持新正縣委全面工作。新正縣是關中分區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經濟最繁榮的地區。這一時期，在縣委縣政府和習仲愷的領導下，新正縣積極開展了民主政治建設，發展和壯大了黨的基層組織，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清剿”鬥爭，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整黨整風和土地改革工作，組織廣大幹部羣眾踴躍支前，支援人民解放戰爭，為關中地區乃至大西北、大西南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5年8月，時任新正縣委組織部長的習仲愷，按照陝甘寧邊區黨委和關中地委的指示精神，在全縣組織開展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民主普選運動，把全縣選民參選率提高到90%以上。同年10月，習仲愷在縣委領導下，積極探索，大膽實踐，在新正縣馬欄區進行民主選舉，使馬欄區公安局局長王恆治高票當選為馬欄市市長。這次成功選舉成為關中分區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範例。

翌年，為了更好地適應革命鬥爭形勢的需要，在習仲愷的領導下，新正縣在國民黨佔領的原四區(湫坡頭區)、六區(底廟區)和毗鄰的國統區，建立了13區的黨組織(地下)，轄支部47個，黨員835名。同時，在陽坡頭、湫坡頭一帶發展黨員88名，發展壯大了黨的組織。

1946年，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後，開始向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12月30日，國民黨胡宗南部向關中分區黨政軍駐地馬欄和新正縣委、縣政府機關駐地陽坡頭髮起猛烈進攻，新正縣形勢危急。習仲愷根據縣委、縣政府的緊急部署，組織全縣幹部羣眾積極備戰：整訓民兵，配合軍隊堅守邊防，傳送情報;開展羣眾性的堅壁清野，為縣委、縣政府機關隨時撤離做積極準備。1947年2月，國民黨胡宗南部大舉進攻關中分區，新正縣全部失陷，關中分區首府馬欄被敵佔領。習仲愷在組織和掩護縣委機關和大部分幹部成功突圍後，他和少數縣區鄉幹部卻陷入了國民黨軍包圍。為了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他機動靈活地組織幹部羣眾在深山梢林裏和國民黨“清剿”行動隊進行周旋，頑強地堅持鬥爭，餓了啃點幹饃，渴了吃點積雪，最後在縣回民遊擊支隊和羣眾的幫助下，衝出重圍，脱離險境。到1947年12月，在新正縣黨政組織和習仲愷的堅強領導下，新正縣軍民反“清剿”鬥爭取得了徹底勝利，收復了所有失地，區、鄉、村政權也相繼全部恢復。新正縣從此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歷史時期。

從1948年初至9月，習仲愷根據中共中央和關中地委關於土地改革的指示精神，領導新正縣成功進行了三次土地改革試點工作。這次土地改革認真貫徹黨的階級政策和“抽補調劑”方針，採取“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辦法，進行了調整土地。這次土地改革，基本消滅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廣大貧苦農民在政治、經濟上獲得瞭解放，革命和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為奪取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1948年10月，在習仲愷的領導下，新正縣進行了以“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為內容的整黨整風運動。運動堅持以思想教育為主，遵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澄清了是非。同時，結合土改中指導政策不徹底、黨內不純、官僚主義嚴重等問題，進行了以整頓隊伍、打通思想為主題的思想教育，改進了黨的作風，鞏固了黨的組織，凝聚了新正縣廣大幹部羣眾的戰鬥力，為奪取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組織保證。

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後，習仲愷領導新正縣廣大幹部羣眾踴躍支前，參軍參戰，積極配合西北野戰軍進入外線作戰。他帶領縣委幹部挨家挨户做羣眾支前的政治思想工作，動員數百名青年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習仲愷的領導下，新正縣50﹪的幹部羣眾投入支前工作。廣大幹部羣眾無論男女老幼齊出動，捐軍糧，做軍鞋，組織擔架隊、運輸隊，支援前線。從1947年11月到1949年春，新正縣先後組織1250人的支前隊伍，攜擔架385副、牲口418匹，跟隨西北野戰軍在西府戰役、解放關中各縣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戰鬥中，新正縣支前隊伍轉戰西安、蘭州、青海、四川等地隨軍服勤，出色完成了支前任務，受到部隊嘉獎，榮獲“積極支前，奮勇前進”錦旗，為解放大西北、大西南做出了重要貢獻。

習仲愷受其兄習仲勳的薰陶和引領，政治理論水平高，把握政策敏鋭性好，工作能力強。加之他從事宣傳思想理論工作的經驗，1949年6月，黨組織任命習仲愷為咸陽地委幹部學校副校長，直到1950年5月赴任中共耀縣縣委書記。

解放初期，黨面臨醫治戰爭創傷、接管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恢復國民經濟等千頭萬緒的繁重任務，而幹部力量嚴重不足是當時一個突出而又急需解決的問題。當時，咸陽分區六個縣、72個區、450鄉共缺少各類幹部1278名，其中缺少區以上幹部745名、支書533名。且原有幹部思想政策水平低，工作經驗缺乏。選拔、培訓新幹部便成為咸陽地委各項工作的當務之急。幹部學校教育也就成為培訓黨政幹部、提高現職幹部的素質、培養補充幹部缺額的主要途徑。習仲愷深知自己肩負的重要責任，牢記組織的重託，義無反顧地奔赴工作崗位。

習仲愷雖然擔任幹校副校長，但主持學校的全面工作，為分區培養急需的黨政基層幹部和各方面人才嘔心瀝血。他正確執行西北局關於辦好乾校的指示精神和方針政策，注重學員政治理論、政策水平、工作能力、文化素養的全面提高。他嚴明幹校工作紀律，提高幹校的行政效率和教育質量，保證每個學員都能合格畢業，成為各條戰線的領導者和建設人才。為此，他嚴格控制學員質量，要求各縣選送的學員必須經過縣委組織部審查，對於政治上不合格的學員洗刷勸退。積極解決幹校辦學困難，想方設法解決幹校的經費、教具、學員住宿場地以及工勤人員工資等問題，保證了幹校的順利開辦。根據學員現狀和工作所需科學設置課程和學制。幹校課程主要有：社會發展簡史、馬列主義理論、黨建、經濟學以及文化課等。幹校設置初級班和高級班，初級班幫助農民、店員、婦女等學員識字、掃盲;高級班培訓文化層次較高、有一定職務的領導人員。學制一般為三至六個月。幹校還經常組織學員走上街頭、深入農村開展黨的政策宣傳教育，進入軍營進行慰問演出，開展擁軍、支前活動。幹校還吸收積極要求進步、各方面表現優秀的學員加入黨組織。

在習仲愷的領導下，從1949年底到1950年，咸陽地委幹校舉辦了三期幹部培訓班，共培訓幹部2852名，培訓土改幹部556名。通過培訓，提高了黨政幹部的政治覺悟、政策理論水平和文化素養，較好地解決了幹部嚴重缺編的矛盾，為咸陽地區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提供了人才支持和幹部隊伍保障。

習仲愷曾滿懷深情地回憶：“我到咸陽地委幹校任職時，適逢咸陽解放。當時地委的主要活動是接收舊政權，建立各級黨政機構，組織人民羣眾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和發展生產。翻身後的廣大人民羣眾對黨和政府十分信任，工作、生產熱情非常高漲，令我終生難忘。當時咸陽幹校舉辦多次幹訓班，參訓學員大多以基層在職幹部為主，學習的內容有馬列主義基本原理、黨的方針政策、工作方法等。所有這些對於完成黨在解放初期的各項任務，提高參訓幹部的政治、文化素質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咸陽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和向社會主義順利過渡做出了應有貢獻。”

1950年5月，習仲愷離開咸陽後，先後任中共耀縣縣委書記、省委組織部支部工作處處長、幹部處長、審幹辦公室主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商業廳副廳長、省供銷聯社領導小組副組長、省委組織部顧問、省組織史資料徵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職。

1993年10月，習仲愷離職休養。

2000年10月5日，因病逝世，享年80歲。 ^[1] 

習仲愷的一生，是對共產主義事業不斷追求、無私奉獻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忠誠黨的事業，堅定共產主義信仰，把自己的一生同黨和人民羣眾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用實際行動深刻詮釋了一名老共產黨員的崇高品質和精神風範。

一、信念堅定，對黨忠誠。習仲愷走上革命道路後，始終義無反顧、堅貞不渝地堅定共產主義信仰，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在硝煙瀰漫的解放戰爭中，他面對危險勇敢向前，為黨的事業殫精竭慮。在新正縣黨的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土地改革和支前等工作中，盡心竭力，嘔心瀝血，為關中地區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紛繁複雜的和平建設時期，習仲愷始終堅持革命理想，熱愛黨，忠於革命事業，無論是受到“彭高習反黨集團”案件牽連，還是在“文革”期間受到迫害而身處逆境，依然堅持真理，忠誠黨的事業，努力排除干擾，積極努力做好各項工作，為黨的組織、幹部和組織史編撰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

二、不畏艱難，勇往直前。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面對省委、分區機關遷到馬欄，邊區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他不畏艱難、積極工作，以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勇挑重擔，帶領馬欄干部羣眾自力更生、發展生產，積極投身馬欄各項建設，為承接陝西省委和關中分委穩固立足馬欄、決策全省革命鬥爭做出了不懈努力，發揮了重要作用。解放初期，面對咸陽幹部力量嚴重不足的現狀，習仲愷深知肩負的重要責任，牢記組織的重託，迎難而上，忘我工作，為建國初期咸陽地區的幹部培養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

三、平易近人，心繫羣眾。習仲愷平易近人，心繫羣眾，團結同志不拿架子。他在咸陽地區十多年，與咸陽人民結下了深厚友誼。在馬欄期間，一次檢查工作，習仲愷發現馬欄二鄉文書任應斌破衣單衫，在數九寒風中凍得直哆嗦，他二話沒説將自己身上僅有的一件毛衣給任應斌穿上。建國後曾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的任應斌仍對這件事念念不忘，滿懷感激。習仲愷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時，儘管身居高位，但他和老區人民的心卻始終緊緊相連。關中老區的老百姓到西安找他辦事，他總是熱情接待，坦誠相見。關中老區的老紅軍、老黨員到京找習仲勳敍舊，他都是全程安排。從購買火車票到送上火車，他總一一過問交待，使老區人民深受感動。

四、光明磊落、淡泊名利。在習仲愷的革命歷程中，雖然有其兄習仲勳的引領，但他從來不搞特殊，不走捷徑，不要照顧，而是憑藉自身的努力進取，拼搏實幹。在馬欄期間，習仲愷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分委書記的親弟弟而爭取特殊照顧，而是憑藉自身不斷學習和進步，腳踏實地地從基層一步步幹起，逐漸從一個普普通通的紅軍戰士成長為一名黨的高級幹部。1983年，當陝西省委負責同志向中央彙報擬提拔的副省級幹部中有習仲愷時，方案被習仲勳當場否決。事後，習仲愷聽從習仲勳的勸説，坦然將晉升機會讓給其他同志，繼續飽含激情地投身到現職工作中去，表現了一名革命老同志坦蕩磊落、心底無私的胸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