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愛新覺羅·載湉：我無心腹，只有翁同龢一人可為吾心腹耳。 ^[23] 

榮祿：常熟（翁同龢）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議]者；其誤國之處，有勝於濟南（應為濟寧，即孫毓汶），與合肥（李鴻章）可並論比。合肥甘為小人，而常熟則仍作偽君子。刻與其共事，幾於五日不因公事爭執。而高陽（李鴻藻）老矣，又苦於才短，事事為其欺矇，可勝嘆哉！ ^[24] 

陳夔龍：常熟翁協揆，學問家世，冠絕班行，兩充帝師，名高望重，而禍亦隨之。 ^[25] 

文廷式：①翁叔平尚書與餘素善，餘疏落，要不常相見。然比者以一人而兼任師傅、軍機、總理衙門、督辦軍務處，又領户部，皆至要之職，而猶謂不能辦事，又不欲居權要之名，一彼一此，迄無定見。以此召亂，誰能諒之？②數年以來，失膠州、失旅順、失長江之利，東三省隱與俄，廣西、雲南隱與法，江浙屬英，閩屬倭，皆欺中國臣民而徇外國之請。伊古以來，亡天下之魂，未有甚於今日。又行昭信股、西鋪税、藥牙税……削百姓，殆無生路。常熟任樞廷、譯署，且兼户部，難逃天下後世之責矣。 ^[26] 

康有為：戊戌為中國維新第一大變局，翁公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關係至重……中國維新業，誰為第一人？王明資舊學，變法出元臣。密勿謀帷幄，艱難救國民。峨峨常熟相，鑿空闢乾坤。 ^[27] 

辜鴻銘：在中國，以帝師翁同龢為代表的偏執頑固的極端保守派或稱法利賽派，出於徹底的絕望，加入到，或更確切地説，任用了肆無忌憚的過激派或稱無賴與收税人派。後者把精密的國家機器和行政管理搞得混亂不堪。皇太后陛下聞知此事後，不得不放棄多年渴望且極其需要的休養退隱，出來幫助皇帝陛下掌管國政……她摘掉了帝師翁同龢的一切頭銜，不過對其所作的處置還算寬大，這與其説是她仔細思慮的結果，不如説是出於惻隱之心。 ^[28] 

潘祖蔭：叔平……其人專以巧妙用事……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然將來必以巧妙敗……叔平實無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實亦愚不可及。 ^[23] 

趙爾巽：同龢久侍講幃，參機務，遇事專斷。與左右時有爭執，羣責怙權。晚遭讒沮，幾獲不測，遂斥逐以終。……其書法自成一家，尤為世所宗雲。……桂芬以持重見賞，同龢以專斷致嫌。 ^[29] 

商衍鎏：同龢痛於甲午之役，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存。破格求賢，冀匡時變。惜望治過急，薦舉非人。操切釀亂，朝野騷然。 ^[30] 

金梁：翁文恭公以帝師而兼樞密，預聞軍國，實隱操大權，而周旋帝后，同見寵信，亦頗不易也。自垂簾聽政，主威漸替，朝臣南北，各分門户，恭、醇鬩牆，又適授人以隙，紛囂遂日甚矣。翁初善恭而繼附醇，甲申引孫（毓汶），意在易恭，竟並及己，非所料也。甲午起，恭終復逐孫，乃挈張（蔭桓）為己助，張既得寵，翁不能無動，而康（有為）適求進，遂並薦之。不意張、康漸合，共邀特遇，翁之進退乃維谷矣。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議事，偶有不合，翁輒怫然，常入報帝，必伸己意，眾已側目，而恭久受挫，積憾尤深，病篤臨視，太后問以遺言，泣奏翁心叵測，並及怙權，遂驟下罷斥之諭。或謂孫實代草，所述皆翁對恭狀，而引人嚴旨，乃成跋扈權臣矣，翁實不能負此重咎也。論者謂翁如不行，戊戌政變或不遽作，翁必有術焉以調和其間，翁日記亦自言老臣如在，必不任決裂至此。翁好延攬，而必求為已用。廣結納而不能容異己。沈（桂芬）、李（鴻藻）、王（文韶）、閻（敬銘）初皆交好，終致參差，即與潘（祖蔭）同直，亦不免意見，至禮（世鐸）、慶（奕劻）、榮（祿）、剛（毅）更久為所輕，故遇變乃爭下石焉。翁以忠懇結主知，能持大體，亦無愧良相，惜不為眾所諒，卒被斥逐，而兩宮之爭，遂日甚而不可救雲。 ^[31] 

蕭公權：翁同龢借變法以拯救清廷的雄心之所以無法實現，策略上的錯誤，或許更甚於他在思想上所犯的錯誤。就實際情況來説，翁的思想立場實際上並非不合理。他認為西法雖應採取，傳統價值亦不容忽視。這種看法是北京及各省許多有影響力的人物所可以接受的，尤其重要的是：即連慈禧太后亦不致反對。……翁很精明，他看出在策略上必須維持帝后之間的和諧。即令他個人與光緒帝較親近而且其政治前途也愈來愈倚重光緒帝，但他不能忽視慈禧在清廷中不可動搖的地位，而且只要她活着，隨時都可以東山再起。她“垂簾聽政”多年所攫獲的大權，她身為“太后”所享有的不可爭議的尊榮—這是當時為人接受的儒家思想所賦予的—包括光緒帝在內任何人要對其權威挑戰，都是不智的。因此，最上之策是尊重她在政府中的崇高地位，不能與她對立。同時，光緒帝若能做些有價值的事，便可逐漸建立自己的權力與威望。他可以等待，畢竟慈禧年紀比他大了四十五歲。翁要調和兩宮，使他們成為改革的夥伴。這一努力雖有一部分被康有為的活動所引起的某些出人意外的發展所抵消，但其做法則是當時情勢所認可的。但是，翁同龢並非一直都很明智。他犯了許多策略上的錯誤，使得他顯然合理的立場變得無法立足。他所犯的最重大錯誤是他不願跟那些在變法觀方面實際上與他相同的人合作。他與李鴻章和張之洞的對立，不但使他失掉許多有潛在力量的支助，而且招來了各方的反對，這些人原是可望合作的。他被政治野心衝昏了頭，他不去爭取那些心態相近而有地位與經驗的同僚的支持，卻要徵召自己的屬下，拉攏一批年齡比他輕、地位比他低的年輕人，藉以確保他在變法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他這樣做削弱了變法運動，一方面因為他在人數上減弱了陣營的實力，另方面也因此在原本支持同一主張的人中間造成了不和。翁氏隨時依時機的權宜來調整他的個人信念，造成另外一項嚴重錯誤。儘管他對帝制中國的倫理傳統感到驕傲，但他並未經常以儒家信條為實際行為的引導。……翁與康的結合是翁一生所犯代價最高的錯誤。他借康氏之助力來推動自己的變法運動，後來卻發現康很快的取代了自己而成為變法的先覺。康很明顯地不尊重翁的有限改革論，也不尊重其變法領導權。他對翁的威脅變得甚至比李鴻章、張之洞更大。尤有甚者，翁嘗試排除康氏，卻反而迅速導致自己的失勢。由於他離開京師，兩宮之間最後一道有效的聯繫隨之消失，此後康有為乃得自由行事而把光緒帝導向毀滅之路。由於翁把康推薦給光緒帝，在某種程度上他也要為這個災難負間接責任。 ^[32] 

莊練：由張蔭桓與翁同龢之逐漸走向貌合神離，足以證明一件事實，就是翁同龢既無知人善任的能力，又沒有足夠的識見來應付當前的複雜政治情勢。作為一個成功的政治領袖，如果他本人沒有卓越的政治學識，就得禮賢下士，擇天下之英才而善用之。前者猶如明太祖，後者便是漢高祖之倚信張良、陳平與韓信。可惜翁同龢自己既沒有高卓的本領，遇到張蔭桓這樣不可一世的人才，又不能虛心倚信，終於使他的政治事業一開始就在外交活動方面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對於清代中國的前途，更具有十分不利的影響。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是否得人，其關係是何等的重要！翁同龢無此才能而濫竽其位，不但註定他自己的失敗命運，更連累了國家的命運亦復災禍連連，這固然是他自己的不幸，亦是中國的不幸。一個國家在走向衰敗沒落的道路上時，每每有這種情況出現，可知命運之説不但適用於個人，有時也頗能適用於國家。……綜括起來説，翁同龢在中日甲午戰爭時誤信文廷式、張謇諸人的言論，竭力對日主戰，乃是造成他一生事業失敗的主因。而他後來主持對德交涉中的畏葸無識，更足以證明他不是一個可以擔當國家領導大責的人。文廷式與張謇等人被譏為“名流誤國”，如翁同龢，則簡直就是“書生誤國”。所謂狀元宰相也者，其結果只是造成了一個無識而誤國的書生。科舉取士的弊害，在這裏也就充分暴露無遺了。……他的字寫得很好，書法遒媚，體兼蘇、趙，中年以後能日寫百聯而腕力不疲。到了歸田裏居之後，則因事閒而專心勤習之故，更能達到批卻導竅、官止神行的境界。因此人稱清代末年的書法家，當以翁同龢為冠冕一世。政治失意而能在藝術上得到偉大的成就，上天對他的造就不能説不厚。但由此亦不難知道，翁同龢畢竟只是一個作詩寫字的讀書人。這樣的一個人，如果讓他生在乾、嘉盛世，使他居文學侍從之官而以文章名世，庶幾可以盡其才用。如今忽然要他居宰相之位，在亂世艱難之時發揮其救世匡時之責，無寧是用違其所長了。……人的才能本是各有短長的，非其才而誤置於位，必難免僨事。如翁同龢，便只是文學侍從之才而誤居宰相之位的。用違其才，其責任不應完全由他自己來擔負。在發生嚴重錯誤之後再來追究他的責任，無寧是不太公平了一點。對於翁同龢晚年的遭遇，我們大致只可作如是觀。……不知翁同龢在追維這些難忘的往事之時，也還聯想到因為他的錯誤無知，而使國家民族所遭受到的創痛與損害否？ ^[33] 

高陽：①翁氏的性向與際遇、志氣與才具、責任與權力、興趣與任務、地位與作風，皆不相伴，種種不平衡的積累，禍己、禍君、禍國。這是時代的悲劇。②翁同龢是孝悌君子，但本性温厚懦弱，只宜於做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於做外官，亦不宜於處亂世。③有原則而不能堅持，既從權又不甚徹底，一己清名之一念，盤亙胸中而不能去，往往動輒得咎，兩面不討奸，既誤己，又誤國，為翁同龢一生大病。 ^[34] 

沈雲龍：甲午中日一役，同龢主戰最力，以身居帝師，欲佐少主而張國威，然於中日兩國軍事準備，未嘗深悉，遂為時所譏。然其忠誠結主知，以和平劑羣囂，清德雅望，仍為朝野所重，天下之士，莫不走其門，亦有為之所吸欲借重以要君者。 ^[52] 

戴逸：翁同龢忠君愛國，蒿目時艱，苦心焦慮，力圖改革，拒降主戰，變法維新，反映了仁人志士們為了拯救國家危亡而在荊棘遍佈的道路上，艱難探索，奮鬥行進。翁同龢作為一個統治權貴，清室大臣，自有其歷史的和階級的侷限。但他那種憂國愛民，堅持變革，力抗逆流，不避艱險，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和襟懷是值得景仰的。就以他個人的操守而言，他為官四十多年，狀元宰相，兩朝帝師，位極人臣，尊榮無比，任户部尚書，主管全國財政十餘年，開缺回鄉後竟兩袖清風，囊無餘資，晚年生活，尚須親友和門生接濟，甚至典賣字畫度日，其道德操守、清廉作風，也是值得稱讚的。 ^[35] 

李侃：在翁氏立朝時期，外患頻仍，朝局紛爭，他為了使幼主光緒重振朝綱，挽回危局，可謂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他面對極端複雜的局面和盤根錯節的重重內外矛盾，雖然費盡心力，試圖緩解和解決這些矛盾，但是，結果不但沒有解決這些矛盾，而且在矛盾的衝突中跌落下來，造成了終身的遺憾。……為什麼説翁同龢是時代的悲劇人物？因為以翁氏的品德和才能、權力和膽識，而扮演了悲劇角色，這完全是時代變遷造成的。因為到了晚清時期，中國的封建統治已經註定行將衰亡了。清朝統治這座大廈，從基礎到樑柱，都已經腐朽到了極點，任何修補支撐措施都無濟於事，翁同龢也好，光緒、慈禧也好，誰也無法挽救清朝滅亡的命運。平心而論，如果在幾百年以前，不但翁同龢可以做良臣、做賢相，光緒也可能做明君、做英主，就是被世人憎惡責難的慈禧，也未必不能做治國有為的“太后”。然而，時代變了，歷史再也不能為他們提供演出喜劇的舞台了。 ^[36] 

謝俊美：他經歷了道、鹹、同、光四朝，身歷和參與了一系列重大內政外交活動，目睹王朝江河日下，岌岌可危，他和其他一切有識之士一樣，為了阻止和挽救這種危敗之勢曾作了種種努力。在對外交涉中，他事事抗爭，力圖減少國家損失；在民族戰爭中，他力主抵抗侵略，洗刷白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蒙受的民族恥辱。但他的這些努力最終都失敗了。他兩任帝師，執掌宮廷教育長達數十年，“待漏趨蹌待玉鑾，朝衣常耐五更寒”，為了培養光緒可説是嘔心瀝血，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寄望於光緒帝，“敬從光緒當陽日，追溯康熙郅治時”，希望光緒能像康熙那樣，文武兼資，雄才大略，但慈禧始終攬權不放，光緒形同傀儡，難以有為。他想通過支持光緒維新變法，來實現王朝自救，開創中國歷史的新場面。然而事與願違，他的這番努力也都全部落空，不但光緒被幽禁瀛台，自己也被罷黜在籍。“忠孝已難回氣數，惟有傷心淚自流。”帶着無限的悲愴，他痛苦地離開了人世。 ^[37] 

茅家琦：翁同龢在維新變法運動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也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正是實事求是的觀點。 ^[38] 

龔書鐸：就個人素質而言，翁同龢雖身居高位，但不是一個有見識、敢於有為的政治人才。人的思想性格往往是多面的、複雜的，不那麼單一。翁同龢的為人“巧妙”只是一面，他還有非“巧妙”的一面。平壤、黃海戰役後，慈禧太后打算求和，命翁同龢往天津與李鴻章商請俄使調停，翁同龢拒不受命，辭以“臣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而為舉世唾罵也”。慈禧不得已，改為“詰問”淮軍敗狀。翁同龢敢於當面頂撞慈禧，反對求和，亦屬不易。 ^[39] 

湯志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戰爭的失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災難，激起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反抗。後黨的屈辱，也引起了社會輿論的攻擊。翁同龢輔佐光緒，憂患國是，宏攬人才，匯成帝黨，他們向後黨和淮系挑戰。帝、後兩黨鬥爭的核心是爭奪政權，而集中表現在主戰、主和之爭。翁同龢還拔識人才，引錄新進，文廷式、張謇，都是他所賞識的“新進”。他們主戰拒和，反對割台，進而攻擊李鴻章，請求啓用奕訢。還大造輿論，和改良派結合，促成了光緒皇帝“詔定國是”。應該説，在當時是起過作用的。甲午戰後，翁同龢和帝黨主戰、拒和，是愛國的舉動；和改良派相結合，促使了變法的實現。對這一時期的翁同龢和帝黨應予肯定，不能因其是“統治階級”而忽之。 ^[16] 

完全出自慈禧太后的旨意，是慈禧太后強迫光緒帝下的相關諭旨。至於慈禧太后為什麼要這樣做，又有翁同龢支持光緒帝變法、慈禧太后要孤立光緒帝、甲午戰爭期間的帝后黨爭、翁同龢舉薦康有為、翁同龢諫阻慈禧太后廢黜光緒帝、慈禧太后六旬慶典時翁同龢拒絕如數支撥頤和園綵棚搭建費有關等説法。

主要出自慈禧太后的旨意，但也得到光緒帝的同意。至於光緒帝為什麼同意，是因為翁同龢辦事“過於持重”，妨礙維新派的激進變法。

出自光緒帝的旨意。因為翁同龢非但不能在民族危機嚴重關頭和變法的關鍵時刻忠君之事，分君之憂，佐君之治，舒君之懷，反而斷斷爭辯，嘵嘵不休，有失臣禮君心，增君困難，使光緒帝失去了對師傅的信任。

出自恭親王對慈禧太后的臨終遺言。金梁曾披露恭親王奕訢臨終前曾對慈禧太后“泣奏翁心叵測，並及怙權”，因此翁同龢被開缺回籍。

出自剛毅、榮祿進讒言陷害。

出自剛毅與李連英的合謀陷害。

由於翁同龢平時結緣太多所致。

翁同龢自願求去。

出自康有為過河拆橋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