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之龍

翁之龍，號叔泉，1896年10月出生於中國近代歷史上人才輩出、顯赫發達的江蘇常熟翁氏文化世家。1920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醫科，同年赴德國留學，研修皮膚性病學。1922年榮獲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醫學博士學位，隨後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勃雷斯勞大學皮膚科任研究員。

1924年學成回國，任北京大學講師、教授。

1928年至1931年任中山大學醫科教授兼附屬醫院院長。

1931—1939年任同濟大學校長兼上海醫院院長，期間曾於1937年赴歐洲考察衞生行政及醫院管理，德國路斯多克大學授予其榮譽醫學博士學位。翁之龍於1932年至1939年任同濟大學校長期間，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32年，日寇發動“一·二八”事變之後，國難深重，民心浮動，同濟大學校舍被炸，師生陷入煌煌不安之中。翁之龍於此刻從前任胡庶華手中，接任國立同濟大學第十任校長之職。翁之龍到職後，迅即着手投人力量修復校舍，強化國人治校權，並根據當時形勢需要增設學科門類，實現了同濟大學的快速發展。1932年，同濟大學與市政府合辦了市立醫院，1937年4月市立醫院建成，翁之龍兼任院長。

1933年秋，同濟大學成立高等測量系，1935年1月改名為測量系。1935年，同濟大學成立生物系。在翁之龍校長的領導下，學校擴建瞭解學研究館和病理學研究館，藥物學研究館也恢復研究，並增設了國產草藥研究部，同時正式建立了全校性圖書館，建成了生物研究館。1937年7月，同濟大學成立理學院。至此，同濟大學形成了具有醫、工、理三個學院的國立大學。全校在校學生人數從1927年的605人增加到了1937年的1100人。

1936年4月1日，柏林德國工程師學會來函，正式承認同濟大學工學院畢業生與德國工業大學畢業生具有同等資格。1937年5月20日，同濟大學30週年校慶紀念會盛況空前，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驛、上海市市長俞鴻均、教育部部長王世傑的代表黃建中司長、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上海市社會局局長潘公展和各大學聯合會代表以及中外來賓暨全校師生員工，共計3000餘人參加典禮；蔣介石、林森、朱家驛、王世傑、俞鴻均等分別題詞，以示祝賀。

1937年抗戰爆發後，翁之龍校長親自率領同濟大學全體師生跋涉千里，振轉遷校於浙江金華、江西吉安、贛縣、廣西賀縣八步鎮，後抵雲南昆明。在艱難轉振中，他一面籌劃着如何保護好全校師生和設備、儀器、資料，一面鼓勵和安撫師生員工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同濟大學在他的帶領下歷盡艱難，最終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1939年2月，翁之龍因健康原因辭去同濟大學校長之職。經休養後，於1941年赴重慶中央大學任醫科教授兼附屬醫院院長，後任校長。

抗戰期間，翁之龍校長除領導同濟大學艱辛內遷而得以倖存外，還以多種途徑積極響應並支持抗戰事業。1937年11月2日，他與交通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等大學校長一道，聯名致電九國公約會議，呼呼採取有效措施，遇止日本對華之侵略，並嚴懲日本違反國際公法，肆意摧毀我國文教機關之暴行。11月5日，他與中央研究院長蔡元培、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煜瀛、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清華大學校長梅始琦等102人，聯合發表聲明，揭露日本破壞我國教育機關的罪行。此外，翁之龍還通過捐獻藥品、培養人才、支持學生抗日活動等方式，積極為抗戰出力。

1941—1946年任廣州中山大學醫科教授兼皮膚科主任。

1946年舉家遷至成都，先後在成都市立醫院、四川省立醫院、甫澄醫院任皮膚科主任，同時自辦診所行醫。

1950年應聘任川西第二醫院皮膚科主任、醫務部主任。川西第二醫院改名為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後，他一直擔任該院皮膚科主任、主任醫師。

翁之龍曾任四川省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農工民主黨四川省委員、科協理事、中華醫學會皮膚科成都分會主任委員等職。

1963年7月，翁之龍教授病逝於四川成都，享年68歲。 ^[3] 

1920年，翁之龍畢業於上海同濟醫工專門學校，隨即考取庚子賠款官派留學資格，於同年赴德國留學，專修皮膚病學。1922年，獲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相繼在法蘭克福大學、勃雷斯勞大學皮膚科任研究員。1927年，去國七年的翁之龍回到北京大學任講師，次年赴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兼附屬第一醫院院長。 1932年1月28日夜，一直意在併吞中國的日本從上海日本租界向閘北、江灣、吳淞等區域發起進攻，包括同濟大學在內的上海多所大學被日軍轟炸，隨即駐守上海的19路軍奮起抵抗，兩軍激戰淞滬。在這樣的艱難時局中，1932年9月，翁之龍接任了這所著名大學的第十任校長之職。 翁之龍着手重建被炸燬的校舍，收拾戰後殘局。同時實行一系列的改革，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實力都得到了提高。但重建後的同濟再次遭遇了戰火的蹂躪。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未幾，“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1937年8月末，日本空軍轟炸同濟大學以清理進軍道路，近三十年曆史的同濟頓時被夷為平地。11月12日，上海落入敵手。翁之龍領導同濟大學，開始了顛沛流離、歷經磨難的內遷旅程。 ^[4] 

1937年9月起，同濟大學開始大規模遷至浙江金華。11月，因日機不斷空襲，同濟再由金華遷江西贛州，1938年1月底在贛州開課。醫學院則從上海遷到江西吉安。 1938年7月，江西局勢危急，同濟決定第四次遷校，目的地為廣西賀縣的八步鎮。此次轉移異常艱苦，不僅舟車勞頓，忍飢挨餓，還要揹負行裝，翻越荒無人煙的大庾嶺。整個行程，共耗時兩個月。 但在八步鎮才待了3個月，學校又開始了往雲南昆明的第五次遷徙。這一次的路線更曲折，甚至借道越南，方於1939年春節前抵達昆明。 在這五次遷校中，翁之龍親率全體師生員工，輾轉數省，行程數千裏，途經無數艱險。有離愁萬端，有勞頓飢餓，更有敵機尾隨轟炸。作為領頭人的翁之龍，不僅要籌劃如何保護人員和設備、資料的安全，還要安撫師生情緒，可謂殫精竭慮。到達昆明不久，過度的操勞讓翁之龍明顯感到身體不支，1939年4月辭去了校長一職。

抗戰期間，同濟先後輾轉於滬、浙、贛、湘、粵、桂、滇、川，共遷徙六次，成為遷移次數最多的大學。然而，就是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同濟大學不僅完整地保存下來了，還從此進入最鼎盛時期，創造了起死回生的奇蹟。絃歌不輟，薪火相傳，主持了五次大遷移的翁之龍，為同濟作出的貢獻永不可磨滅。 ^[4] 

翁之龍辭去同濟大學校長一職後，經過兩年的休養，於1941年赴重慶中央大學任醫科教授併兼任附屬醫院院長，後來升任校長。抗戰時期，中央大學是中國高教界的龍頭，能在這樣的大學擔任校長，足以證明翁之龍先生非凡的學術水準和管理能力。 1946年，翁之龍來到成都，在成都市立醫院、四川省立醫院、甫澄醫院等工作後，自己開了一傢俬人診所。在診所裏，翁之龍負責看病，他出身護士的夫人龍曼麗則擔任護理工作。1950年，身為著名皮膚科專家、國家一級教授的翁之龍受聘於川西第二醫院（現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擔任皮膚科主任一職。這一選擇，在很多人看來難以理解。他早年的人生經歷的確太輝煌了，為何在年過半百之後，會在科主任的位置上終老？也許，回到翁氏祖訓，從“讀書”“行善”這四個字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早年的翁之龍，常年擔任醫院院長、大學校長等重要職務，在事務性工作中耗去了大量精力，尤其是抗戰時期五次主持同濟內遷，更是夙興夜寐，勞心勞力。然而，作為一名皮膚病學的專家，從事臨牀治療是他最終的夢想，或許這也是那個江南望族留給他的精神財富。畢竟，懸壺濟世，救人於病痛，是最大的行善。 ^[4] 

1950年7月，翁之龍教授來到剛成立的川西二醫院，開設皮花科（後改名為皮膚科），並擔任主任。在全國範圍來説，這也是較早建立的皮膚病專科。當時，包括他在內皮花科只有醫生4人，護士數人，除病牀外幾乎沒有任何儀器。儘管物質條件很艱苦，翁之龍在德國接受的嚴格的學術訓練，著名大醫院院長的履職經驗，讓川西二醫院的皮花科在一開始，便有了讓別人難以企及的高起點。 在二醫院的皮膚病房裏，過往的輝煌變得雲淡風輕，翁之龍徹徹底底地迴歸到醫者的身份。從此，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患者身上，放在對疾病的研究上面。

翁之龍診病，善於從皮損的形態尋找微細的特異表現進行鑑別，再結合豐富的臨牀經驗進行診斷。翁之龍教授高度近視，診病時他常常要俯下身子，湊近病灶查看——即便患處又髒又臭，甚至潰爛的瘡面處在腳上或臀部。這種職業精神和醫者的仁慈之心，讓翁之龍深受患者愛戴，他們稱他為“鼻祖”——因為他不是在看病，而是在用鼻子“聞病”。 “翁氏聞病法”在翁之龍的周圍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氣場，直至今天，皮膚科還流傳着一句話：“如果對疾病判斷得不夠準，那是因為醫生看病時湊得不夠近。”

治療皮膚病，需特別講究外用藥的應用。翁之龍每開出處方，必讓病人取藥後再回到診室，對於每一種藥的用法，他都要詳細説明，反覆叮囑，生怕病人聽不懂記不牢。對於外用藥的使用，翁之龍要求特別嚴格。比如説對銀屑病這種最常見的慢性皮膚病換藥，護士要先細心地颳去鱗屑，再把紗布剪成小塊，塗抹藥劑，貼在每一個癬面上，最後再貼上大紗布。按照翁之龍的要求，每換一次藥，護士都要花上一兩個小時，用近百張紗布，一個上午僅能給四個病人換藥。

那時候，還不流行“品牌”這個詞，但翁之龍的一舉一動，似乎都和這兩個字密切相關。翁之龍認為，要做到獨一無二，必須要得有自己的創造——放在今天來看，或許這就是品牌的獨創性和差異化吧。他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臨牀經驗，配製了多種皮膚病外用藥物，種類涵蓋洗劑、搽劑和敷劑等。 他還將多種外用藥的協定處方彙編成冊，每有到科裏工作和實習的醫生，都發一本給他們，以供提高技術，治病救人。所謂協定處方，是一個方劑學上的名詞，指由醫院根據地區特點，針對常見病多發病制訂的處方。翁之龍在醫療實踐中，仔細觀察皮損的細微變化，以這作為調整藥物劑型和濃度的依據，因此往往具有很好的療效。而且，隨着病例的積累，在統籌分類的基礎上，形成了系列化、規範化且獨具特色的皮膚病治療方法，治癒了大量的病人。 ^[4] 

皮花科建立初期，醫生很少，翁之龍每天除了要出門診外，還要親自查房。每天早上他先到住院部查看患者，安排治療，細心觀察治療期間皮損變化及用藥效果，逐一詢問患者的治療感受。下午結束門診後，他還要查一次房。每天門診加兩次查房，這種工作習慣多年來他從來不曾改變。 白天再忙，晚上回到家裏，翁之龍總是要總結臨牀病例，編教材，撰寫論文。由於高度近視，抄寫不便，他便自己出錢請人抄錄底稿。

1956年全國皮膚科醫師進修班在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開課，翁之龍擔任主講。沒有現成的診療專著，他便親自編寫了《皮膚病學總論》、《皮膚病學各論（上下冊）》、《梅毒學》、《淋病學》等講義。他的著作，《皮膚病學》長期作為高校教材，一直沿用至今。翁之龍聞病診斷而被稱為“鼻祖”，雖是戲言，但用在他身上其實再恰當不過，他不僅是西南地區首個皮膚科的開創者，也是我國現代皮膚病學的創始人之一。“鼻祖”當之無愧。他曾經首先發現了稻田接觸性皮炎。對於這種農者在水稻耕作過程中易發的皮膚病，他在病因和防治上都有很深的研究，這種病後來被命名為“翁之龍皮炎”。

1949年之前，不少嬰兒的眼部、口唇及臀部患有皮炎，導致了較高的死亡率。翁之龍通過觀察發現，抗感染藥物對該病無效，有明顯療效的是維生素D與鈣劑，原來這種病跟嬰兒母乳內缺乏某種營養成分有關。他撰寫了《嬰兒眼口唇臀部複發性皮炎41例觀察報告》，並將該病命名為“嬰兒眼、口唇及臀部複發性皮炎”，後人出於對他的感佩，稱為“翁氏皮炎”。 翁之龍先生的學術著作和言傳身教，澤被後人，他培養了大量的臨牀醫師、專家和學者，其中不乏全國皮膚科學界的名人。而數次擔任一流大學教授和校長的他，桃李遍天下，其影響並不侷限於醫學界。 立德，立功，立言，代表着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翁之龍先生用自己近乎完美的一生，詮釋了這六個字。 ^[4] 

翁之龍為近代皮膚病醫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致力於皮膚性病的臨牀、教學達四十餘年，積累了豐富的臨牀經驗，其理論造指顏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振興皮膚病學培養專業高級技術人才，他負責承辦了全國皮膚科醫師進修班並擔任主講，並結合個人臨牀實踐及理論親自撰寫了《皮膚科總論》《皮膚科各論》《梅毒學》《淋病學》等學術著作。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當時甚少的高級皮膚科醫師，也為西南地區（特別是四川）培養了一批皮膚病學界的技術骨幹，後來這批學員絕大多數成為了各地皮膚病學的專家和學者。他先後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其中《嬰兒眼口唇及臀部複發性皮炎41例觀察報告》受到國內外同行重視，被稱為“翁氏皮炎”。

他對複發性皮炎的病因研究顏深，曾首先發現稻田接觸性皮炎，後被命名為“翁之龍皮炎”。他的著作《皮膚病學》，長期作為高校教材，一直沿用至今。在皮膚病的診斷上，翁之龍從形態學中尋出其微細的特異表現來進行鑑別，以宏觀概念結合豐富的臨牀經驗進行診斷，他這個診斷上的特點，成為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持之以恆的風格和傳統。在治療上，他特別講究對外用藥的應用，制定了皮膚病外用藥的治療原則及其靈活應用的幅度，使皮膚病外用藥規範化、系列化，以適應皮膚病各階段的治療，使治療向預期方向導轉。這種科學的用藥方法，同樣在他所在的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皮膚科的長期臨牀實踐中得到了充實和發展。

他終生獻身於皮膚病醫學的教育、科研和臨牀治療事業，為中國皮膚病醫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