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縣誌

義烏之有志久矣，據記載，早於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前至少有九部：《義烏圖經》、鄭安平元豐《義烏志》、黃應-鹹淳《義烏續志》、亦璘真修黃溍等纂《義烏縣誌》七卷、劉同修、朱肇纂《義烏縣誌》十四卷、鄭茂林等修纂隆慶《義烏縣誌》，以上諸志均佚。存世僅有周世英修吳從周等纂萬曆《義烏縣誌》二十卷，熊人霖修纂崇禎《義烏縣誌》，前者為殘本，後者日本內閣文庫有刻本，國內僅山東安丘有藏刻本。康熙十二年於漣修纂《義烏縣誌》，稿本未刊。康熙三十一年王廷曾修纂《義烏縣誌》二十卷，日本內閣文庫有藏本，國內僅復旦大學有完整藏本，天津、天一閣為殘本，上海圖書館為膠捲本。義烏市志辦將萬曆、崇禎、康熙三十一年的《義烏縣誌》重新影印刊行，這是很有意義的。現我閲讀康熙三十一年《義烏縣誌》後談點體會。

康熙《義烏縣誌》蓋有慈溪馮可鏞藏書印，白文；蛟川方義路正甫氏所藏金石書畫之印，朱文；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印，朱文；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白文；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朱文。新影印本卷首有吳格2006年寫《重印康熙義烏縣誌序》，較詳細評介了該志的源流，價值等。認為“具有體例嚴整，內容豐富之特色，……史料豐贍”。義烏市志辦高瞻遠矚從文化建設與舊志的學術價值着眼，化了很大的精力和財力，先後重影印了萬曆、崇禎、康熙三十一年等三部縣誌。崇禎志是國內孤本，該志歷經磨難，400年後回到故里，值得慶幸，估計是清初順治間任義烏知縣的山東安丘人孫家棟離職時帶回老家去，上世紀五十年代先在安丘發現，經多方協調，始得以原貌影印重現人間。正如市委書記樓國華，市長吳時榮所説：“(它)是義烏古老文明深厚積澱的一種重要標誌，也是當今弘揚義烏精神，建設文化名城的厚重基石。”康熙志遵循萬曆崇禎志的體例，更完備地記載了義烏縣情，補充了從崇禎到康熙間50餘年的資料，可以説該志是義烏縣誌中的優本，值得好好檢讀。嘉慶縣誌評曰：“公(指修纂者王廷曾)為訂訛補缺，卓有成書。”(卷九《宦績》)王廷曾於康熙二十七年任知縣(雍正《浙江通志》卷253，誤以為“壬申(康熙三十一年)知縣韓慧基修”，文按：韓任知縣為雍正四年，次年修志)，康熙三十年修，次年刻刊，他賡續了前志內容和當地名人文獻，並加以考訂補正，自述：“要使無一事之不確，無一善之不彰，無一詞之不信，無一字之不飭。”有王廷曾序。他還立了《凡例》20條，以規範修纂的體例，該《凡例》對今之修志也不是沒有參考價值。細觀該志內容，基本上遵循了《凡例》的原則，所以該志質量上乘。檢讀之後，有以下幾點體會(側重於史志的存史角度來談)：

該志卷首先保留舊序13篇，這對於研究舊志是有意義的。錄有黃溍《義烏志》序、朱肇正統志序、因二志已佚，這二序就更有價值了。萬曆志存本今僅有周士英、吳大纘二序。缺三序：即諶廷錦殘序，虞德華、許弘綱未錄，後三序幸賴康熙志得以保存下來。崇禎志有熊人霖、金世俊、虞國鎮三序。康熙十二年《義烏縣誌》未刊，康熙三十一年《義烏縣誌》(下簡稱康熙志即指此)收錄了童楷、於漣、常光裕三序。還要注意到卷十《宦跡》保存了汪道昆、周士英、熊人霖、孫家棟等地方官的資料。周士英為官清正，“下車問民疾苦，親課農桑，……詳利病，志邑乘踈略，與士大夫討論分類別目五閲月而成書，今之丙申志。”熊人霖修纂崇禎志。孫家棟對保存崇禎志有一定貢獻(不論他主觀動機如何)，他生平不詳。該志卷十記曰：“字隆吉，山東安丘人，順治戊戌進士，以精明強固之才，秉愷悌慈祥之性，操嚴冰檗，暑不蓋冬不圍，風味不改，齏鹽而舞文者必黜，遇豪健則厲創之，邑有官儒民户逋或作完，完或作逋，按裏清之，值清丈水衝沙塞，盡為豁免，亦無隱佔無重號。讞牘滿案-(決)如霹靂，而役無下鄊即上官胥徒亦無輕假。季必試士，所拔尤者禮接之，然數見則加苛責。先師廟及廡圯，屬教諭徐弘彰董新之。又嚴飲射，崇有德釐保甲以剔主窩，初不無謗，-(-、小鹿)裘者繼乃歌誰嗣焉。任歷十載，督撫二台薦為治行第一。……”

該志還保存了一些有價值的資料：

如卷七《貢税》中有關門攤税的記載：“……明初縣課鈔置税課局，領以大使，令商賈三十税一，有歲辦諸色課程並商税課程，以巡攔收之，季終輸鈔於官，及民間田宅券給契尾而收其税。其後鈔虛價賤，諸收鈔者多依原價收銀，惟課程收鈔如故，續鈔壅不行，降低時價折銀，視原價不及什之一。嘉靖間因計該局官吏歲廩之費反逾收税之數，革去官吏附縣帶辦，又以巡攔所至騷擾罷之，即以役銀抵納課局，歲有剩，銀課反歲增。”這對研究明代商税的演變很有價值，知道縣級税課局收商業門攤税率標準、收税機構、收鈔或收銀的演變，以及税收對商民的騷擾等，記載得一清二楚。

如卷八《民兵》所附《丐俗》，對研究墮民制度很有用處，説明墮民制度不僅在紹興、湖州一帶存在，而在金華義烏浦江等也存在。《丐俗》：“丐俗起宋焦贊，墮民府之各邑，邑之八鄉皆有之，居自為閭，短衣肩輿以食其力，而嫁娶紅轎給利市，公家差遣輪均承應主顧，向有定門專行，非類徭役，工銀有數，站銀有例，利市亦禁多索，承應亦皆現支，男業灶糖，婦趨婚婢，會稽有風俗考，浦江有存據之碑定製之刻。國朝康熙二十年八月丐以兜差推八里為詞，庠士輩公稱謂裏役乃照糧派值，丐輿乃專利應差，倘丐欲以差推民，民豈能不輿兼丐，第加意節省，按程給發，不致偏濫可也。”

如卷十五《列女》：“葉氏鳳娘曹鯤妻，鯤自休寧至邑為小賈而貧。”説明徽商也有遷徙至義烏經商，融入當地社會。

該志對研究人口史、抗倭史有特殊的價值，雖然該志是抄錄於萬曆、崇禎兩志有關資料，但已有增刪補訂，值得重視。

義烏本是山區縣份，耕地僅佔十之三，據李鶴鳴《義烏縣丁田實徵序》：“其間可畝畎耕稼地復不能十之三，無美材嘉果之差，無佃漁藪澤之利，無商賈工巧器服之資料，士女長少與夫老獨廢疾者聚食之口不啻餘十萬數，然公家之賦以及其所自賓祭吉凶日用人道之不可缺者，固不能越境取足焉。是以其俗深思而慮遠相尚，儉嗇以務蓄積，雖逢不虞，罔或匱念。弘治成化前猶租鮮，詭田庸寡隱丁，殷豐簡質見稱易治，迨正德年逆豎幹紀，歛集調發不經不時忽更華侈以菑變，公私並迫，入不副(敷)出，計日艱黠算漸通，由是飛田灑米漏丁省户之弊競作矣。”但是由於嘉靖間礦事發生和戚繼光至義烏募兵，該縣以勇武多兵著稱，人口大量流徙。卷二《山水》：“烏民因以勇武稱，而兵事之累亦自此始。”卷八《民兵》：“嗣後釀成厲階父不得恤其子，兄不得顧其弟，妻不得有其夫，歷年來散於北邊，散於閩廣者，幾數萬眾。倭平而生還者十無二三，民方救死扶傷之不暇，而復重之以檄名之紛紛。……自嘉靖四十一年以至隆慶五年，共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丁。……萬曆九年户口僅存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丁，反而虧失原額，比十九年定圖報丁登記充足額數，而各里以人丁虛耗紛紛控告不下數百輩。”

抗倭的主力戚家軍是由義烏兵組成，戚繼光親至義烏在知縣趙大河支持、協助下招募了4000人。在戚繼光的嚴格組訓下培養了如陳大成、王如龍、陳子鑾、童子明、葉大正、龔子敬、朱珏、丁茂、李無咎等一大批將領，他們屢建奇功，有的長期御邊北戍。卷十四《武功》：“陳大成輩始於平礦，繼以破倭，而戚武壯推義士為天下最。”戚家軍如同岳家軍聲威震寰宇，“烏武勇之名甲於天下，而南御倭北御虜，盡召烏兵矣。”(崇禎《義烏縣誌》卷十六《人物傳·武功》)平倭御虜中義烏人作出了重大貢獻，有的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生還者十無二三。”(萬曆《義烏縣誌》卷八《民兵》)也有的長期居住於北邊或閩粵等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義烏兵返回故鄉時，還把外地的生產技術和市場訊息帶回來，他們一部分人不再從事農耕，改種蔗麻，熬糖以小商小販身份從事商貿活動，“雞毛換糖”最初就是始於他們。這一傳統延續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義烏人敢闖市場，以“敲糖幫”著稱，義烏小商品市場著稱於世，究其淵源當溯自明代的戚家軍中的義烏兵。無疑研究義烏的經濟社會歷史文化都離不開萬曆崇禎康熙三朝的縣誌，尤以“史料豐贍”(吳格序)見稱的康熙志。作為史學工作者和方誌愛好者，我也很感謝義烏市志辦吳潮海、傅健等先生影印了上述諸志，嘉惠學林，其功不泯也。 ^[1] 

大 事 記

凡例

序

行政區劃

縣 城

縣 名 考

歷史沿革

地貌

生物資源

土壤

水文

地質

自然地理

歷代人口

姓氏

計劃生育

糖蔗

耕作制度

生產資料

生產關係變革

農技推廣

畜牧

果蔬茶桑

森工站

林業管理

林場

林產品

森林保護

植樹造林

森林資源

林業

第六篇 水利

管理

水產

小水電

水利工程

水利

食品製造

採掘業

綜述

化學工業

發電·供電

印刷

造紙及紙製品

傢俱製造

皮革及其製造

服裝製造

紡織業

飲料製造

其它工業

電子器具製造

電氣器材製造

機械工業

橡膠塑料製品

電信

郵政

航運

民間道路

公路

鐵路

物價管理

物資

糧食

名土特產經營

供銷合作社

國營商業

小商品市場

對外貿易

物價管理

計量管理

商標管理

經濟合同管理

市場管理

企業登記管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