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眾歌曲

斯大林指出：“每一個民族，不論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屬於它而為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本質的特點特殊性。”《在宴請芬蘭政府代表團的宴會上的談話》“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到了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同上)。羣眾歌曲的特徵也同樣具有民族性。這種民族性是由歌曲的調式與該民族的審美心理和欣賞習慣產生的。這其中還包含着歌詞上的民族性，不被本民族所接受的歌詞內容決不能成為本民族所喜愛的羣眾歌曲。一個地區的歌曲風格特點的形成有其多方面比較複雜的原因的(諸如自然環境、經濟生活、文化交流、民族、語言、風俗習慣等)，使人一聽就知道這是什麼民族的歌曲及“音樂方言”。

許多羣眾歌曲之所以能被人們所傳唱，除了它的民族因素之外。它的民間性便增加了它的傳統色彩。有些羣眾歌曲的誕生可以追溯到遙遠的遠古時代．那時雖然沒有文字材料記載，但這些羣眾歌曲以人作為基本載體口耳相傳，一代代地，千百年地延續下來，直至2019年還深受羣眾歡迎，像許多民間小調、民謠小曲。如《工人叫號》、《船工號子》這些曲子的詞、曲作者不詳，年代也不大清楚，基本曲調已延續到了2019年，只是歌詞有新更換。類似流傳的民間小調、小曲很多，就這樣傳承下來，並沒有誰強迫人們傳唱，完全是無意識的 ^[1]  。

當然，在流傳的過程中，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無論是羣眾歌曲中的曲或詞，或多或少總會與原始歌曲有些出入。這其中除口耳相傳的因素外，另一個因素就是由於羣眾歌曲所具備的思想的時代性。我們説，歌曲作品應較準確地反映當時當地的社會風貌，烘托出特定的時代氣氛。如果不具備思想的時代性，那麼，它是不會流傳下來或被羣眾所喜愛。像流傳最廣泛的，中外聞名的《東方紅》，就是由陝西的民間歌曲《騎白馬》衍化而成的．調式沒變，但改編者賦予它積極的富有時代特徵的頌揚人民大救星毛澤東的歌詞內容，所以就成了一首膾炙人口的傳世之。

其實，被稱之為羣眾歌曲的概念本身，其內涵成份就直接包括了演唱的廣泛性這樣的基本特徵。這種廣泛性是説它的演唱主體是羣眾，並不能用年齡、性別、職業、文化層次所明確區別，也不能用時間來限制。比如甲乙丙丁四個地域相隔千山萬水，但由於人的存在，互相交往、遷徙等因素交流，尤其是2019年。隨着科技的發展，一些現代化的電訊設備，音像資料，使羣眾歌曲的流傳更具備了廣泛性的特點。很可能在瞬間便在甲乙丙丁四個地域所演唱，這也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之一 ^[1]  。

被人們所接受的羣眾歌曲，無論在曲調上還是在歌詞內容上都具有通俗性的特徵。一些難度大，內容難懂的歌曲很難被羣眾所接受、喜愛並流傳。比如將朦朧詩譜寫成羣眾歌曲，羣眾是不會接受的。有些歌詞近似於口語化，十分明瞭。像有些民歌的歌詞唱的就是一些實實在在的大實話，曲子也是這樣，一些詠歎調決不會成為民間流傳的羣眾歌曲，羣眾中所接受的層面也不是寬泛的，但通俗並不等於庸俗性。

大凡在羣眾中流傳的歌曲，其流傳的週期性特徵也是比較明顯的。但這要和政治、經濟、社會背景、時代交替等等諸多因素聯繫起來。比如在五十年代所流行的羣眾歌曲，由於外來文化的衝擊，就失去了原本的魅力，加之政治上的畸變，人們只能是噤若寒蟬。這種不正常的窘況一旦打破，人們又會將以前所流傳的歌曲反覆傳唱了。像近些年以來，全國各地開展的紅歌演唱會，大唱傳統歌曲熱就是這樣。

就在流行音樂、通俗歌曲盛行的2019年，歌壇紅巨星崔健演唱的《南泥灣》他用那獨具風格的演唱形式，輕輕唱出“花籃的花兒香...”時，場上立即掌聲如雷，原來《南泥灣》還可以這樣唱，一下子勾起了人們無限的回憶，把歷史拉回到現實。於是由此《勤儉是咱們的傳家寶》、《咱們工人有力量》等傳統的羣眾歌曲在中國大地上形成了一股旋風，這正是由於羣眾歌曲流傳的週期性所決定的。

我們的欣賞觀念，審視角度，多以古典音樂、傳統音樂、民族音樂為主。創作者們多以較傳統的一段式、二段式、三段式的形式譜寫歌曲。多段式、變奏形式、迴旋形式和組曲形式極少見。隨着現代音樂和通俗歌曲的普及，是我們創作者和演唱者必須面對的現實。如RAP《説唱樂》是美國黑人音樂中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街頭文化的重要基調，是世界流行音樂中的一塊“黑色巧克力”。《説唱樂》文化傳入中國短短十年內，已被我們所用，更有很多人喜愛，特別是年青人。省內一家電視台在播報完新聞後，用RAP的形式概括這一時段的新聞內容，耳目一新，西為中用，娛樂與新聞融為一體。所以，羣眾歌曲形式的多樣化是擺在創作者面前的新課題，事實説明羣眾歌曲是需要多樣性的。

羣眾歌曲是屬文學範疇，不僅是拿來悦耳愉心，而在於引導民眾思想向上。特別是現階段，生活條件寬裕，使人們通過歌唱娛樂形式達到凝心聚力和諧共處，感恩時代、感恩社會作用。

所以在宏觀上應遵循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即“二為”方。社會是因為各個時代的具體特徵不同而進行斷代的。無論是人們的精神風貌還是政治、經濟、文化都具有各不相同的時代特徵。我們創作羣眾歌曲，要把握準時代脈搏。只有與社會時代同步，才會創作出不朽的作品。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社會的進步就是人類對美追求的結晶。人類的精彩需要不能離開文化的現實。社會主義文學藝術要求的政治性是與文化藝術的真實性和審美性一致的，不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絲毫也不意味着文藝可以偏離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方向。同我們國家性質和全民族現階段的歷史使命密切呼應的發展之潮相悖。從中，不難看出文藝創作者的歷史責任是多麼的重要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