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書治要考譯

《羣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於貞觀初年令諫官魏徵及虞世南等，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擷取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彙編成書。上始五帝，下迄晉代，自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採摭羣書，剪截淫放”，於貞觀五年（631年）編輯成書，計六十五部約五十餘萬言，取名為《羣書治要》。這個“治”是政治，是治國最重要的理論與方法的指導，薈集了千百年古聖先賢治國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經驗！

如此珍貴的一部典籍，然因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達，此書至宋初已失傳，《宋史》亦不見記載。此書經由日本遣唐使帶到日本，從此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為圭臬，成為學習研討中華文化的一部重要經典。

20世紀90年代，我國原駐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過日本皇室成員獲得一套天明時期出版的《羣書治要》，交給陝西省黃河文化經濟發展研究會，該會邀請十幾位專家學者，對《羣書治要》選用的65部典籍進行考證、點評，分篇今譯，並進行了標點斷句和勘誤，集結成書，名為《羣書治要考譯》。《羣書治要考譯》一書於1996年開始策劃，編譯工作啓動於1998年，《羣書治要考譯》的工作歷經數年，終於圓滿完成。2011年6月，該書由團結出版社正式出版。

《羣書治要》雖然誕生於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但是，書中的治國思想實為中國古聖先王治國教民之集大成，其治國平天下之智慧、理念、方法、經驗與成效，均是歷經幾千年考驗所累積的寶藏結晶。作為一部中華傳統文化的濃縮卷，唐太宗以《羣書治要》為鑑，以“聖賢”為訓，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用於為君、擇人、施政、教化，其脈絡是顯而易見的。故《羣書治要》理所當然地成為唐太宗之後，歷代君王乃至輔臣和各級官吏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教科書。當今許多專家學者和社會賢達也認為，該書可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國安民的經驗彙編，儒家‘修、齊、治、平’的理論大綱，大唐‘貞觀之治’的施政指南，當今領導幹部的從政參考，構建和諧社會的必備讀本”。 ^[1] 

第一冊

卷 一 周易治要

卷 二 尚書治要

卷 三 毛詩治要

卷 四 春秋左氏傳治要（上）

卷 五 春秋左氏傳治要（中）

卷 六 春秋左氏傳治要（下）

卷 七 禮記治要

卷 八 周禮治要

周書治要

國語治要

韓詩外傳治要

卷 九 孝經治要

論語治要

卷 十 孔子家語治要

卷十 一 史記治要（上）

卷十 二 史記治要（下）

第二冊

卷十 二 吳越春秋治要

卷十 三 漢書治要（一）

卷十 四 漢書治要（二）

卷十 五 漢書治要（三）

卷十 六 漢書治要（四）

卷十 七 漢書治要（五）

卷十 八 漢書治要（六）

卷十 九 漢書治要（七）

卷二 十 漢書治要（八）（缺）

卷二十一 後漢書治要（一）

卷二十二 後漢書治要（二）

卷二十三 後漢書治要（三）

卷二十四 後漢書治要（四）

卷二十五 魏志治要（上）

卷二十六 魏志治要（下）

卷二十七 蜀志治要

第三冊

卷二十七 吳志治要（上）

卷二十八 吳志治要（下）

卷二十九 晉書治要（上）

卷三 十 晉書治要（下）

卷三十一 六韜治要

陰謀治要

鬻子治要

卷三十二 管子治要

卷三十三 晏子治要

司馬法治要

孫子兵法治要

卷三十四 老子治要

鶡冠子治要

列子治要

墨子治要

卷三十五 文子治要

曾子治要

卷三十六 吳子治要

商君子治要

屍子治要

申子治要

卷三十七 孟子治要

慎子治要

尹文子治要

莊子治要

尉繚子治要

卷三十八 孫卿子治要

第四冊

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治要

卷四 十 韓子治要

三略治要

新語治要

賈子治要

卷四十一 淮南子治要

卷四十二 鹽鐵論治要

新序治要

卷四十三 説苑治要

卷四十四 桓子新論治要

潛夫論治要

卷四十五 崔寔政論治要

昌言治要

卷四十六 申鑑治要

中論治要

典論治要

卷四十七 劉廙政論治要

蔣子萬機論治要

政要論治要

卷四十八 體論治要

典語治要

卷四十九 傅子治要

卷五 十 袁子正書治要

抱朴子治要

後 記 中華文化何以能傳承不斷

編者後記 ^[1]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唐初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河北鉅鹿人。貞觀元年（627年），升任尚書左丞。貞觀二年（628年），魏徵被授秘書監，並參掌朝政，在此期間，受命編撰《羣書治要》，於貞觀五年（631年）編輯成書。貞觀七年（633年），魏徵代王珪為侍中。貞觀十年（636年），魏徵奉命主持編寫《隋書》、《周書》、《梁書》、《陝書》、《齊書》（時稱五代史）等，歷時七年。貞觀十二年（638年），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貞觀十六年（643年），魏徵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弔唁，痛哭失聲，並説：“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虞世南（558年－638年）字伯施，餘姚人,唐初政治家，書法家，文學家。隋煬帝時官起居舍人，唐時歷任秘書監、弘文館學士等。唐太宗稱他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為五絕（“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

褚遂良（596年－658年），字登善，唐朝政治家，書法家，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文學館十八學士之一。官至通直散騎常侍。 ^[1] 

為臣以為重視歷史典籍的記錄，這種傳統已經很久了。左史官記錄言論，右史官記錄歷史事件，都是為了發揚道德,防止邪惡，勸人為善，懲罰罪惡。因此凡是有嘉言懿德的都會被載入典籍，其影響如同和煦的春風傳揚千秋萬代；相反，如果有言行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也會被記錄下來，用以警戒後代子孫。所以縱觀歷代古聖先王，凡是順乎天意，適應當時的社會狀況來推行教化的，就像用腐朽的繮繩駕馭馬時，沒有不謹慎的。他們都非常的努力，時時小心謹慎，大概原因就在於此吧！

近古的帝王，時常會有自己的撰述。其內容包括天地，涉及宇宙萬象，競相採用華而不實的辭藻，爭着流傳荒誕怪異的説法，以沒有根基的學問來炫耀自己見多識廣，藉此用來掩飾自己淺陋的見解和學識，對此竟然極其的熱衷，以至於流連忘返。雖然他們表現形式不一樣，但實質卻是一樣的，那就是無益於社會安定繁榮。儘管他們的著作論述涉及到很多方面，但還是失去了教化人民的目的。他們寫作所用的方法非常的多，終究還是違背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宗旨。

皇上憑藉天資的多才多藝，運用人性固有的智慧，深思熟慮，本性和天道是相通的，運作精微神妙。最終用自己深厚的道德潛移默化地改善了社會風俗，教化出了前世國君沒有培養出的良好社會風氣；捨己為民，完成了歷代聖賢所未曾完成的事業。北方異族的地域都歸入了大唐的版圖，各部落的人民也都學習穿戴我朝的服飾。天下太平，從內地到邊疆，全體人民都很幸福。然而我皇不以此為滿足，雖可歇息，卻還是勤於政事。所作所為都以堯舜為榜樣，遵守祖宗的教誨，不僅只在平靜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顏，而是要從古聖先賢的典籍中得到教訓。皇上認為古代六經繁多，百家的學術非常的駁雜，要對這些典籍作深入的研究和完整的把握，就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閲讀，泛泛的瀏覽，雖然是很廣博，但卻不得要領。因此就對我們發出命令，選輯各種書籍，刪除淫濫迂腐的內容，使教化人民的經典重放光芒。

皇上的目的是為了得到治國理政的方略。我們從羣書中選取重要的文段，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張。我們力求摘取書中的精華內容和深刻思想，學習聖賢宏大深遠的志向，力求全面蒐集古人治國的綱領，而不是侷限於某一個方面。如果説敬肅聖明的君主委屈自己來拯救當時的人民，那麼違背道德的昏君只知道貪圖享樂，從而導致國破家亡；有的國君面臨危難知道畏懼反省，從而會轉危為安；有的國君得志之後反而驕傲自滿，使得事業成功後而招致失敗，所有這些，都能從典籍所載的成功與失敗的史實中得到驗證，從而體會出想做聖明君主的艱難。那些願意獻身的忠臣，建功施惠，忠貞正直，捐軀殉國，身雖死在當代，美名卻流傳於千年後世；相反，那些用心險惡的臣子，權傾朝野，翻雲覆雨，依仗權勢為所欲為，顛倒邪正是非，因此忠臣被流放，國家危亡，所有這些，也都會被一一記載在典籍上，用以顯示做臣下的不易。那些聖賢的君臣，創制德業，著書立説，把詳盡的教誨以身作則，垂範後世；制定出法律，用以安定國家，其功業和名聲足以流傳後世。那些雅正的議論，智慧的謀略，精闢的言辭，垂範於後世的史實，都可以用來發揚光大聖賢教育，以增強和諧社會的基業。因此，即使是很細小的良言善事，我們也不會遺漏，為的是發揚皇上治理天下的準則。皇后嬪妃們以身作則，因此賢良的后妃參與制定治國的方略，訂立規章制度，嚴格管理後宮；相反對於詭計多端、禍國殃民的婦人，毀滅朝廷的美妻，像清晨的母雞一樣喧鬧，像烽火戲諸侯的褒姒，各種人物時常都有出現，也都會加以記錄，以勸誡後人。於是從六經開始至諸子百家的著作；上自五帝，下至晉朝歷代史籍，全書編為五冊，共計五十卷。目的在於尋求治國理政的要領，因此用《治要》作為書名。

三國魏時編輯的《皇覽》一書，各方面的內容均有，名目重複，首尾混亂，文氣梗塞，即使想尋根究底，也很困難。現在所編的《羣書治要》，不同於《皇覽》諸書。它彙集了羣書精華的片段，並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書的體例，使讀者掌握事情的性相、理事、因果。並且像丟棄花朵採摘果實一樣，刪除無關緊要的內容，輯錄下經世治國的道理。一書之中，錄選的內容，結構完整；一件事情，錄選的內容，全面完整。可以用它作為處理解決現今事情的一面鏡子；流傳將來以供子孫後代吸取經驗教訓。把其中的內容加以引申，可以解決各個方面的問題。本着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的原則，發揚光大自古以來的優良傳統美德，簡便而且容易照做。

借鑑古聖先王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可以避免過失而且快速取得治國的成效，從而奠定王朝的基業，開創以道德仁義治國大道，日日增新的美德，於天道共運的法典，將成為後人遵從的一面明鏡，高高懸掛，光照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