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年鑑

這部歷經磨難、破舊泛黃的《美術年鑑》，是中國近代美術史滄桑的縮影。編輯於兵荒馬亂的1947年，出版於風雨飄搖的1948年，這部美術鉅著的出世是何等艱難困苦啊！國民黨政權始於軍閥混戰，連接八年抗戰，終於三年解放戰爭。社會動盪劇烈，文化飽受摧殘。中國的美術家們，默默地艱辛地筆耕着滿目瘡痍的畫卷。正如畫家鄭午昌所言，國民黨政權時期，"政府從來不幫助美術家，美術家亦從來不仰求政府。"1947年全國竟然沒有一家美術館，林林總總的定期刊物中卻沒有任何美術刊物。時人顏文梁感嘆道，"我國藝術界，過去對整個藝壇甚少過問，介紹當代各美術家的傳記性史略，猶未創見，不可不引為憾事。"事實上，當時各個美術團體之間，平時相互缺乏聯繫；美術家個人之間，時有相侵相輕的惡習，平日往往獨善其身，社會大眾與美術家之間諸多隔膜。抗戰勝利後，素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匯聚了華夏眾多的藝術家，各類美術學校、美術團體達50多個，成為名副其實的美術之都。為了促進美術家以及美術團體之間的交流與發展，1947年3月，美術界名人虞文、鄭午昌、孫雪泥、江寒汀等發起成立了"上海美術茶會"，得到美術界的熱烈響應，一年之內會員人數由68名猛增到兩千，以致有人滿之患。美術茶會成立不久，自創刊物《美》，並着手編輯1947年《美術年鑑》。編輯《美術年鑑》，是中國藝術界破天荒的創舉。《年鑑》編輯初衷，只是記錄1947年的美術動態，作為茶會的紀念性收藏。始料不及的是，應徵的文稿畫稿雪片般從全國各地紛紛飛來，紛繁的稿件洋洋灑灑達百萬言之多，使得《年鑑》編輯規模不得不擴張。工程浩大，前無定例，編輯工作難於上青天：篇幅有限，門類繁多，既擔心太繁複，又恐怕有遺漏；眾多藝術家及其作品的審定選擇，不易公允；編輯人員嚴重不足，狹窄的辦公場地不堪重負，有限的預算經費更是捉襟見肘。

1948年，國民黨政權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時局動盪物價飛漲，甚至一天數次漲價，紙張印刷製版無法預算，經費難以籌措，《年鑑》編輯工作多次陷於停頓。在美術界殷切期待之中，編委會中的有識之士克服了難以想象的種種困苦，夜以繼日埋頭苦幹，大著《美術年鑑》在險些難產的情況下誕生了。分為珍藏本、精裝本和普及本的中國《美術年鑑》，收錄了全國1400餘名美術家的傳略，包括書法家、國畫家、篆刻家、西畫家、雕塑家、攝影家、漫畫家、工藝美術家等14類美術家，以及他們的800幅書畫、雕塑、攝影等作品。書中同時記載了全國各地的美術學校、美術團體以及發表的各種專業論文等，展現了1949年以前的中國美術大全景。由於種種原因，飽經滄桑的《美術年鑑》已被現代人淡忘，但它對於填補中國近代美術史空白的價值，是不應該被抹殺的。摩挲着這部陳舊的文化鉅著，令人平添一分對藝術大師的景仰之情。

“上海美術茶會，成立迄今為時不過數月，近鑑於此工作之重要，爰有《美術年鑑》之編輯。我知是書一出，不特擷採廣博，掇拾精詳，為藝壇闢一新紀元，而我國多年來之美術運動，亦可藉此得有源流可稽，寖假而與歐美各國藝壇通聲息，亦意中事也。”（美術年鑑．顏文梁序摘錄）

“年鑑雖然不同於正史，卻是斷代史料的寶庫，留待將來，也就成了寶貴的史籍。倘能每年一部繼續不斷的出版下去，一部完備的近代史料便逐漸累積起來，這便是年鑑出版事業，在文明國家特別發達的原因。所以當大家談論到這部年鑑的編印，燈光輝映着熊熊的爐火，深深的體會到參加這部年鑑編纂工作的朋友們的動機，不在出版營利，各人心頭卻充滿了貢獻於美術事業的熱忱與毅力，彷彿宗教信徒之嚮往於他們的經傳寶典。可是年鑑編印的困難甚多：經營草創，難期完備，此其一；篇幅有限，門類眾多，既慮繁雜，又恐遺漏，此其二；作家漫無統計，作品尤難搜求，審選抉擇，不易公允，此其三；物價飛騰，紙張印刷，無法預算，經費難籌，此其四：這此都是籌編期間應有的顧慮，也是事實上的問題。……而在這種社會動盪，學術滯退，道德敗壞的時期，皇皇鉅製的美術年鑑不但彌補了美術界的遺憾，造成了我國近代出版的榮譽，做了學術年鑑，道德年鑑之類的先驅。所以就人類文化史料而言，也更有其不可抹煞的時代意義。”（美術年鑑．王進珊序摘錄）

“在眼下動盪不定的局勢下，飛黃騰達的物價下，美術茶會毅然決然來辦這件事，不僅使美術界感到莫大的興奮，即全國文化界也不免投以驚奇的一瞥，經濟與物質條件的束縛，明知這是一件不易討好的工作，但是他們竟不顧一切的進行了，他們沒有充分的經濟預算，事實上也無法預算；沒有充分的人力辦事，憑少數人的埋頭苦幹，日以繼夜的工作，日坐愁城，張羅款項，處斗室，編寫稿件，也許有人譏笑他們是自討苦吃，但他們所吃的苦，是有意義的。許多老前輩的鼓勵，和各地美術家的響應，使他們增加不少勇氣，雖然物質上的困難，日益增加，但是他們畢竟排除萬難，完成了這艱鉅的工作。我對於這本我國第一部出版的美術年鑑，同時想到他們一切困苦過程，真有“熱淚盈眶”之感，編者要我作篇序文，就拉雜寫點感想，祝賀編者的成功，並對編者的堅苦的精神，表示無限同情。”（美術年鑑．蔣錫頤序摘錄）

“上海美術茶會，為勝利後最努力於美術活動者，今擬編輯三十六年美術年鑑，事屬創舉，困難必多，而茶會幹事部諸子，竟不顧一切而為之，毅力殊堪欽佩，若吾人僅附庸於陳腐頹廢之藝術，則美術家之本身永無進步，甚或陷社會更墮落於黑暗之境，故今日之治藝術者，應着眼於遠者大者，不僅為個人藝術成功而已，年鑑之輯，所以紀以往而勵來者，重要可知，茶會諸子，皆青年後起之秀，負此重任，即使未臻理想之完善，而貢獻已大，餘於是輯實寄予無限厚望焉。”（美術年鑑．汪亞塵序摘錄）

“現在在兀臬不安的時局下，在飛黃騰達的物價下，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下，在印刷紙張製版種種困難的條件下，想不到美術茶會卻有衝破藩籬，不顧一切的勇氣，而來出版在中國破天荒的美術年鑑，這消息不但使人興奮而且使人驚奇！所以這本美術年鑑不管好不好，總不能不算是奇蹟！”（美術年鑑．俞劍華序摘錄）

近來，許多讀者從報紙上讀到了八旬藝術大師袁機先生淡泊名利、隱居深圳長達二十年的動人故事。無獨有偶，張大千的弟子、聾啞畫家謝伯子先生，二十多歲因入選中國《美術年鑑》而聞名上海美術界，五十年代返回故鄉常州後淡出畫壇，隱居半個世紀年屆70的謝伯子1992年在上海美術館舉辦個人回顧畫展，其人其事才重新讓世人知曉，演繹出藝壇的一段佳話。

出生於繪畫世家的謝伯子成為畫壇隱士，令人欽佩不已。與之相比，四十年代蜚聲海內外的袁機先生，三起三落於畫界，在八十餘歲的高齡，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在現代都市深圳，在隱居整整二十年後，被重新"挖掘"出來，真可謂"大隱於市"，達到了古往今來隱士們所向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