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基金會

改革開放後，洛克菲勒是最早恢復與中國合作的基金會。它的工作不是以國別分，而是按領域分，而它所一貫關注的重點——農業、醫療衞生、計劃生育無一不是中國急需的領域，它在中國的合作單位相當廣泛：農科院、中科院的農業政策研究所、在杭州的中國全國水稻研究所、中國環境與發展研究所、中國計劃生育委員會及其下屬機構、中國科技委員會及其下屬機構及一些地方研究所和機構等等。有在國際項目上，控制人口、改進發展中國家的教育。

在黑人高等教育方面，基金會的工作包括：

資助南方一些大學首次招收黑人學生；改進原來的黑人高校的教學質量；在普林斯頓、達特茅斯、奧伯林等一些大學設立暑期班，以擴大達到入學標準的黑人隊伍。到1963年基金會成立50週年時，用於此項計劃的款項累積達8500萬美元。

1913年註冊之後第一個重要行動就是在基金會之下建立國際衞生部，把這一委員會合並進來。顧名思義，從一開始，洛克菲勒的意圖就是把此項工作國際化。

1917年，洛克菲勒任董事長，會長為文森特。在他任期的十年內基金會的工作有很大成績，其中國際衞生部是最大的重點。與此同時，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建立常設公共衞生機構，從事更加廣泛的公共衞生工作。相應地，又在美國和世界各國培訓公共衞生醫務人員。後來，於1928年與勞拉·培爾曼·洛克菲勒紀念基金合併，再加上老洛克菲勒新的捐贈，到1951年資金達到3億多美元，2000年超過33億美元。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是這一努力成功的標誌，代表了當時美國最高的醫學教育水平。在國外包括英、法、比、加拿大以及拉美、中東和東南亞一些地區。

從1917年至1928年，基金會在歐、美、加為此項工作共付出4000萬美元，還有1000萬美元 用於美國中等醫校和公共衞生。

眾所周知，在中國建立的著名的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這一時期在海外頭等重要的項目，也是洛氏的得意傑作之一。

1929年接任的會長為前芝加哥大學校長、數學物理學家梅森。此後，陸續成立了醫學科學部（前身為醫學教育部）、自然科學部、社會科學部和藝術人文部等。基金會資助的項目仍然以醫學科學為主，逐步擴大到其他領域。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持的單項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計其數，一般説來都帶有開創性。

洛克菲勒基金會對科學，特別是醫學和農學的重視始終一貫，並將這方面的科研與在世界各地的扶貧工作結合起來。

早期醫療衞生方面驕人的成績使國際衞生部一度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中心而受到其他部門的詬病，認為洛克菲勒為醫學科學家所掌握而忽視了其他方面的工作。隨着形勢的變化和人事變動，工作重點逐漸轉移，但是醫療衞生始終是其關注點之一。洛克菲勒基金會所創立的國際衞生部的模式及其工作項目帶有榜樣性質。1948年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成立，逐步接管原來洛克菲勒基金會所從事的工作領域；1950年，美國政府成立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衞生研究所，其資助科研的領域和工作方式也是沿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模式，甚至接過其項目。

1951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衞生部關閉，其著名的病毒研究所和人員轉到耶魯大學。在這以後，基金會通過資助世界衞生組織來實現其原來的目標，直到世紀末仍然如此，基金會稱之為“洛克菲勒—世界衞生組織互補戰 略”。多年來，基金會對世界衞生組織的計劃生育、疫苗接種、避孕藥的研究都有所捐助。

1997年世界衞生組織新主任布倫德蘭上任，基金會宣佈出資250萬美元建立一項全球衞生領導基金，供主任在全世界遴選各個學科的10名專家，任期1至2年。該項目主要從三方面着手：

（1） 加強利用信息、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 加強宣傳教育，引起公眾對與健康有關的新問題的關注和政府的承諾；

洛克菲勒基金會認為要根治饑饉關鍵在於改良農業，使糧食大幅度增產。繼醫藥衞生之後，農業改良也一直是洛氏基金會長期的重點。在基金會成立之前，“教育總會”曾在美國南方黑人較多的貧困農村進行過玉米品種改良和農業體制改良相結合的工作，取得很好效果。幾十年來這個領域相對投資較小而成績較為顯著。

據説這一項目最早的啓發來自1941年會長福斯迪克與當時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一次談話。之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董事會討論了華萊士的提法，決定派出三名專家到墨西哥考察——一名植物病理學家、一名遺傳和玉米專家、一名土壤學家，分別來自明尼蘇達、哈佛和康乃爾大學。他們在墨西哥旅行了5000英里，經過廣泛考察，提出一項被認為具有經典意義的報告。1942年，墨西哥農業部正式邀請洛克菲勒基金會進行改良農業的合作。

1943年，雙方簽訂意向書：墨西哥政府提供土地、勞力、部分實驗房屋和培訓費用，基金會負擔大部分運作的費用並在墨西哥城建立一個工作班子，由美國植物病理學家哈拉爾領導，其餘成員皆由墨政府委派。這是一項長期的合作，最高峯時有18名美國專家和100名墨西哥人同時工作。60年代以後即由培養 出來的墨西哥專家領導。哈拉爾博士帶領的班子堅持實地考察、示範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也採用行之有效的土辦法。

基金會與墨西哥合作的成果之一是建立了推廣的機制，例如在 墨西哥培養的專家到哥倫比亞開展工作，在哥倫比亞培養的人才又到智利從事同樣的項目，形成一種鏈條。在資金方面，基金會給予必要的資助，但是更重要的是促使當地政府重視這項工作，使當地政府越嚐到好處，越願意多投入，同時改革其農業管理機制。繼拉美國家之後，或同時，這種合作又推向中東、南亞和非洲。當然由於國情不同，成功的程度也不同。其中比較著名的成功例子是印度的“綠色革命”。基金會在印度的工作始自1956年，先派出12名專家。1958年，資助新德里的印度農業研究院成立研究生院，並派出顧問和訪問教授。從一開始，此項工作即是基金會與印度中央和各省政府、各地新成立的農業大學以及印度農業研究委員會的合作項目，基本上沿用墨西哥的政府劃撥土地的模式。在印度全國各地不但建立農業學校而且建立了無數實驗田。當時有人提出應把這項獎給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集體。

洛克菲勒基金會另一項重要的成績是1959年與福特基金會協議合作在菲律賓建立世界稻米研究所，包括生產、分配和成果利用。菲律賓政府撥給土地，福特為建築出資700萬美元，洛克菲勒提供技術指導、行政管理和運作費用，每年約50萬美元。這一研究所規模巨大、設備齊全，還有200英畝水灌試驗田，於1962年正式開業。董事會有6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分別來自泰國、日本、印度、菲律賓、美國和中國台灣。主持實驗的是一名印度專家，多數工作人員來自東南亞盛產稻米的國家和地區。現已收集世界70餘國6000多種稻穀進行實驗，從中選出良種，加以處理冷藏，分門別類，標明特性，供世界各國交換。以後按此模式擴大到其他國家。全世界共有16個國際農業中心。

1963年在基金會成立50週年的時候，確定了新的五大優先問題：控制世界人口。除最後一項外，對象都是發展中國家。

鑑於亞洲國家人口密集，地少人多，基金會更加強調基因研究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同時維持土地的可持續耕種。目標是在2005年通過生物技術提高稻米產量20%而不降低土地質量。此項集中在亞洲的國際稻米生物技術 研究項目，從1984年開始。起初集中在稻種基因的生物工程研究方面，資助康乃爾大學制定稻米基因譜系向全世界產稻國家傳播。這是一項長期計劃，在科研取得一定成果後，把重點放在人才培養、技術轉讓和在亞洲國家創造將來獨立繼續進行這項工作的能力。迄今已經與亞洲及其他地區350名科學家進行合作，從1984年至1998年，這一項目的獎學金在各國培養了183名專家，其中許多人在本國已成為這方面的領導骨幹，繼續領導研究和國際交流。最新的成就是發現有8種糧食作物與稻米有共同的染色體特徵，所以在稻米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績也可以用於這些糧食作物。在中國，農業科學方面的合作也是重點之一。

在非洲，自1988年起，基金會主要在肯尼亞、馬拉維、烏干達和津巴布韋進行這一項目，但只是根據其特點，與亞洲的目標和做法都不相同，不過推廣新技術、培養人才的做法則相同。

洛克菲勒基金會前期一直以醫學和農業為重點，兼及其他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不重視。對這一現象不滿的工作人員稱基金會“被一羣醫生所俘虜”，這是與弗雷德裏克· 蓋茨的主導思想分不開的。不過早在1918年，在執行秘書格林的堅持下，還是出資成立了政府研究所，後來併入著名的布魯金斯學會，這是基金會資助的最早的社會科學項目。當時格林提出的項目是勞資關係研究。由於正好發生與基金會的公司有關的工潮，導致流血衝突，引起社會輿論對基金會本身的批判和懷疑，這項研究遂告流產。

基金會把人文和社會科學正式列入重點是從1936年福斯迪克任會長開始的。他本人是律師出身，擔任會長12年，對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工作方向有很大影響。在經濟大蕭條之後，二戰前夕，整個西方社會都有一種危機感。人們見證了在生產力突飛猛進中的經濟崩潰和社會危機，以及與巨大財富並存的廣大羣眾的極端貧困；意識到物質財富和科學發展不但不一定造福人類，而且可以成為災禍，所以二三十年代是社會科學長足發展的時期。福斯迪克就屬於有這種強烈意識的人。他不斷強調，如果不能找出解決複雜的社會和人際關係中日益嚴重化的問題之道，在這個世界上醫學和科學將失去意義。他大聲疾呼，人類對自然的征服超過人類控制自己的能力的危險性。因此他主張公益事業的範圍應該擴大到關注社 會問題和人的關係問題，並在其12年的任期中竭力貫徹到基金會的工作中。

那是其主任拉默爾的主導思想。拉默爾是學心理學專業的，他一上任就確定以社會科學為中心任務，並以極大的熱忱進行。該基金存在僅7年，用於發展社會科學的撥款達4100萬美元，其中最重要的建樹是在1923年贊助成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該組織仍是美國促進社會科學各專業的發展、交流和合作最重要、最權威的機構。其資助從事社科研究的對象有布魯金斯學會、太平洋國際學會、全國經濟研究局、芝加哥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哈佛大學的專題項目以及耶魯大學人際關係研究所等，此外還有歐洲許多國家的高等院校和個人的單項研究。

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接管勞拉紀念基金之後，關於社會科學方面的工作連同其資助模式都一併繼承下來，成立了社會科學部。這一部門首先遇到的就是 1929年的股市崩潰和繼之而來的大蕭條。30年代初，基金會撥款150萬美元用以緩解由經濟蕭條造成的苦難，並由董事會指定一個專門小組負責此款項的用途，其中包括資助布魯金斯學會、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美國城市協會等組織對當時的經濟社會現象進行研究，還資助政府全國經濟研究局500萬美元。

福斯迪克上任以後，基金會取得共識，一致決策以社會科學為新的突破口。確定的重點有三：經濟穩定、公共行政管理和國際關係。

第一項的提法是“經濟穩定”而不是一般的經濟學，這是有針對性的。其主導思想是認為過去的經濟學家提出各種假設和理論，想像力有餘而證據和歸納法的研究不足，有了先進的研究手段，應該提倡以經過科學驗證的事實 和知識來代替猜想。提出的研究方向有二：改進對經濟週期的統計記錄以便更加準確地找出其各種成因；探索減輕經濟不穩定所造成的危害的切實可行的措施。基金會在將近20年中為此項研究撥款數百萬美元，資助對象在繼承前述勞拉紀念基金的基礎上有更大的發展，包括國內外大學有關科系、項目和個人等，難以列舉。其中突出的有國際聯盟的金融經濟情報中心，英國牛津大學的統計學所關於經驗與量化的研究，劍橋大學的應用經濟學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對政府財政的經濟後果的研究，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斯坦福大學的糧食研究所，哈佛大學關於在美國經濟結構變化過程中國家資源配置的長遠問題等等。中國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於1928年成立後不久就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亞洲資助的重點，因此得到較大的發展，在與實際相聯繫的研究課題上作出成績。另一方面，基金會盡管強調聯繫實際，但並非急功近利，例如1940年起，基金會撥款通過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開展美國經濟史的研究，以便“真正理解”美國經濟變化的原因、路徑和意義。此項捐助連續十多年，大大提高了美國經濟史的水平，使之成為一門得到承認的學科（關於經濟史的研究也是卡耐基最早開始的項目，1902年卡耐基研究所剛一成立就遴選一批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寫美國經濟史，不過後來沒有持續下去）。

在行政管理方面，基金會項目的主要目的是為政府提供合格的工作人員，以配合40年代羅斯福“新政”之後政府迅速擴大的需要。基金會為此捐資給一系列大學培養此類人才，特別具有開創性的是在哈佛大學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生院和在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設立在職公務員進修的計劃。從20年代到50年代的30年間此項捐助達1100萬美元，還不包括其他單項捐助。另一項特殊的工作是在芝加哥建立公共行政交流所，為政府各部門的公務人員提供跨行業的交流工作經驗、研究成果的機會，對提高公務員素質、開闊眼界和促進“團隊精神和建立某種職業道德標準”都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基金會在資助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時從長期着眼。基金會有關負責人意識到，這種研究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而且與自然科學不同，很多問題不可能有公認的定見，要長期爭論下去，但是他們深信，對人的價值觀和人際關係的加深理解是人類進步和幸福的關鍵所在，因此不惜對這類項目撥鉅款。在美國國內，基金會發起的一個重要項目是1952年開始的法律和政治哲學的研究，目的是幫助戰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學者深入這一領域的研究，其內容從重新認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洛克、伯克等的古典政治哲學理論到質疑當代的宗教和經濟勢力以及自由、公正的觀念。有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傑出政治思想學者和著作在這一項目資助下湧現出來，在十年中出版了40部重要的著作。基金會甚至在60年代就已開始資助一 些前沿的課題如：外空的國際法、世界政治中的外空等。

文學藝術也是基金會資助的對象，早期集中在古典方面。例如普林斯頓、哈佛、耶魯、芝加哥、密歇根等一些名牌大學的藝術、考古、古代史、古典文學、藝術博物館專業，以及希臘、羅馬和埃及的考古發掘都接受過大量資助。30年代以後逐步改變這種厚古薄今的方向，資助重點改為鼓勵藝術創新和在這方面的傑出人才，以及藝術團體、學校和其他機構。三四十年代基金會對美國戲劇發展的貢獻為眾人所公認。它資助了當時在各大學蓬勃興起的戲劇專業的活動，並通過全國戲劇會議和美國作家聯盟下屬的戲劇公會資助年輕的劇作家、導演和舞台設計等人員，17年中受惠者超過百人。另有一項資助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和藝術家的計劃，其中不少後來成為名家。有些交流活動也在其中，例如1934年著名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訪美就是基金會資助的。最引人矚目的是向紐約林肯藝術中心捐助1500餘萬美元，將其建設成為美國最大的綜合性表演藝術設施之一。另外比較成功的還有：向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捐款成立電影圖書館（幾年中共捐200萬美元），與卡耐基基金會、福特基金會一道資助美國電視台教育頻道等。

二戰以後，對胡佛研究所和耶魯、加州、華盛頓、芝加哥等許多大學的圖書館建設和檔案保存工作率先進行資助。1956年危地馬拉蒂卡爾地方的瑪雅古城恢復工作的初期也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賓州大學博物館進行的。

1986年美國建國200週年紀念時，基金會資助錄製了7000套美國音樂選集，有選擇地送給各圖書館、音樂學校和其他非營利機構，稱之為“送給美國人民的禮物”。

在1963年成立50週年時，基金會在社會科學方面的累積支出已相當於同期對醫學和自然科學的一半。

洛克菲勒家族有關注黑人問題的傳統。洛克菲勒先於基金會建立的“教育總會”原打算命名為黑人教育總會。當時在南方還沒有實行義務教育制度，整個基礎教育很薄弱。有鑑於直接解決黑人學校問題阻力太大，“教育總會”於20年代建立了一個項目，培養南方教育專家，黑人白人都有，以備將來需要。被選中來完成這一任務的大學是納什維爾的費斯克大學。1924年洛克菲勒的教育總會聯合卡耐基與其他基金會共同向該大學許諾捐款總計100萬美元。這一項目持續了30年，結果幾乎所有南方黑人高等院校的校長都是從這裏培養出來的。它不但為黑人教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人才，而且使黑人增加了自信，向白人顯示出黑人的才幹和潛力，這一效應的意義是無可估量的。

這種情況到60年代民權運動高漲時開始有所改變，並開始與一些黑人民權組織合作。196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總結了過去幾十年在這方面的工作之後，確定將關注重點轉移到貧民區的醫療保健和培養底層黑人的領袖人物上，改變過去培養中產階層的黑人子弟的做法，其資助的中介機構也由白人上層機構改為一些有影響的黑人組織。不過主要與黑人組織關係密切的還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它成立之時黑人運動已進入新階段，許多黑人民權組織紛紛成立，其有關黑人教育、福利和爭取平權的工作成為該基金會的經常項目的資助對象。此外，還有許多計劃外的臨時對民權運動領導人的特別援助，如訴訟案件等，以及在特殊需要時對馬丁·路德·金等民權運動領袖的直接資助。

基金會的博物館項目還曾於1940年資助考克蘭畫廊組織“面對歷史：黑人在美國藝術中的形象（1710—1940）”的展覽。這是第一次對美國主流畫家如何表現黑人的歷史的系統審視。

早期洛克菲勒基金會較少從事直接的社會平等問題。1963年董事會重新確定基金會的工作重點時提出五點：征服饑饉、控制世界人口、有選擇地加強發展中國家某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協助文化發展、爭取全體美國公民機會平等。 為此，成立了機會平等部，其出發點是：當前美國公民的機會是不平等的，需要從幾個方面努力消除之。具體做法是以貧困社區為對象。其中就業和教育是關鍵，二者相輔相成。就業人數增加後可以帶動一系列社區建設和生活質量的改善，而教育又可以打開就業機會之門。所以自90年代以來，基金會支持一項“學校發展計劃”，其內容是把一個社區的成人組織起來，圍繞着他們的孩子的教育開展工作，包括積極參與本社區的學校改進決策、為改進教學質量提出建議等。與此同時，基金會也支持有些社區消滅 種族主義殘餘的民權工作，把它作為機會平等的一個組成部分。

“機會平等”不可避免地又涉及少數民族問題。所以在此項目下，基金會支持改善城市少數民族境遇，特別是改進城區的中小學，培養黑人教師和校長，研究城市貧民窟長期存在的原因和培訓少數民族在各行各業的帶頭人。

社區綜合建設是這一領域中一大項。基金會發起“全國社區發展 行動”，除自己出資外，與政府的住房部合作，也向其他方面集資，在全國各地大規模進行。這項計劃共進行三輪集資活動，最後一輪於90年代中期結束，這一輪在10年中集資253億美元，加上當地政府配撥的資金共達20億美元。由此可見這項計劃的規模。基金會發表了一項研究報告，題為《更新社區建設的事蹟與美國城市的前途》，總結了過去20年在全國社區建設的經驗。這項報告已被廣泛運用，成為美國社區建設的指南。

到20世紀末，基金會發起了一項與美國城市持續的貧困作戰的計劃，第一筆啓動資金120萬美元，主要資助在全國各地的研究，並在丹佛、奧克蘭、華盛頓、波士頓、克利夫蘭等地先開始試點行動。

對中國來説，最早接觸到的基金會是洛克菲勒，對洛克菲勒來説，中國也是其最早和最重要的海外工作對象。它1913年組建會議剛一開過，第一批行動之一就是派醫療小組來華考察。

基金會在中國的工作可分為兩部份。20 世紀前半期的一大創舉就是建立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自1916年至1947年的32年間，該基金會用於創建、維持和發展協和的撥款總額為4465萬美元。

1923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12.5萬元資助修建了南開大學思源堂，用作教學樓至今。 ^[2-3] 

其他方面的資助包括：幫助創建自然科學的諸學科，如生物、化學、物理、地質、考古、遺傳學、農業科學和植物學；推動鄉村建設，開展平民教育運動；幫助創建社會學(包括人類學)，幫助中國學者與西方的交流，其持續資助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是1949年前中國最重要的研究實際經濟問題的研究所。

如由基金會撥款給有關大學，由大學出面邀請一批中國著名學者到美國講學一年，在此項目下應邀的學者包括羅常培、馮友蘭、梁思成、費孝通等十幾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