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

羌，古族名，又稱西羌。最早載於秦漢時，部落眾多，有先零、燒當、卑湳、卑禾、婼、參狼、鍾等，在今四川境有白馬羌、犛牛羌（越嶲羌）。

東漢，“西羌”專指羌人中內遷定居於隴西諸郡的一支。魏晉南北朝至唐宋間，有宕昌、鄧至、白蘭、党項諸羌。居住分散，多以遷徙農牧業為主。但與漢人雜處者，則早在戰國、秦漢時已逐漸定居農耕。

羌人部落首領多受歷朝冊封。建立過後秦政權。宋時党項羌建立西夏政權。宋以後逐漸分化並與周邊各族融合。現分佈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古羌人的一支後裔。氐羌族羣絕不是一個真正的民族，而是對許多不同民族的統稱。他們有不同的語言、服飾、習俗等，唯一的共同點可能就只是“逐水草而居”的遷徙生活方式。而古羌與羌族並不是同一個概念。

據傳羌人的始祖為黃帝，也有説是炎帝。其最初分佈於中國西部地區，稱之為“羌”、“西羌”、“氐羌”。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韂”。如果從黃帝部族的有關傳説與考古發現相對照，更可以説明黃帝部族的屬性。據《國語·晉語》載：“昔少典氏娶於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姬水在今天陝北（涇河），黃帝部族原先生活在西北黃土高原，考古上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相對應。《左傳·哀公九年》也載：“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後東向進入中原地區，在今河南及河南、河北、山東交界地區獲得空前發展，成為黃河流域幾個著名的部落集團之一。從西邊來的黃帝取代了屬於神農系統的炎帝，而東方的蚩尤時也強盛起來；黃帝戰勝蚩尤，於是成為中原一帶的霸主。傳説黃帝統治期間發明了許多東西，例如養蠶制絲就是由黃帝的妻子嫘祖發明的，而中化文化的承載物漢字則是由黃帝的造字史官倉頡發明的。

“羌”、“氐羌”。關於“羌”的文字記錄見於商代。殷商甲骨文中記錄了大量有關“羌”和“羌方”的活動。甲骨文關於“羌”和“羌方”的記載中，從活動情況看，商代羌之疆域廣大，大致據有今甘肅大部和陝西西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帶，是商王朝“四邦方”之一。著名族羣有“北羌”、“馬羌”等。其經濟生活仍以畜牧業為主。後羌人加入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聯軍。

氐羌之名最早見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山海經·海內經》説：“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逸周書·王會解》説“氐羌以鸞鳥”。孔晁《注》雲：“氐羌，與羌不同，故謂之‘氐羌’；今謂之‘矣’。”如是，羌是大名，氐是羌中的一種，因羌的種類很多，所以稱氐為“氐羌”。據顧頡剛考證認為，氐羌同為姜姓，即同出於炎帝。童書業更進一步論證：“‘姬姜’似即‘氐羌’。‘姜’之即‘羌’……‘姬’之即‘氐’。”如是，氐羌實為共同種，蓋其後進，是有此稱。至漢晉以後，氐羌逐漸分流，成為介於華、羌之間的又一民族。

戎、羌戎。周文獻中常以戎概稱西方非華夏文化圈內諸族。如《禮記·王制》：“……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又《大戴禮記·千乘》載：“……西闢之民曰戎，勁以剛。”考戎當為炎黃族羣之後進者。

先秦時期的文獻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羌人是實行火葬的。

顧頡剛認為：“晉、秦諸國周圍都是戎、狄。”這就是説在今山西、陝西南省境內生活於戎、狄文化的，遠較生活華夏文化的為多……戎裏也有姬姓的，也有姜姓的，使我們知道姬姜諸姓本出於戎。見於史載的“戎”族羣，先後有“犬戎”、“姜氏之戎”、“允姓之戎”、“申戎”、“陸渾之戎”和“義渠”等。從發展水平上説，他們是介於姜、羌之間的類型。任乃強指出：“羌語中，適於耕種的河谷叫戎……羌與戎的區別，就是牧與農的區別。

氐羌族羣世居西方，而留居原地者依然保存其經濟和文化傳統，廣佈於中國西北、西南地區。因此，漢晉史籍又常稱之“西羌”。西羌族羣甚多，史載“凡百五十種”。

在今甘肅、青海、陝西地區的有：先零羌、燒當羌、鍾羌、勒姐羌、當煎羌、罕羌、且凍羌、沈氐羌、虔人羌、牢姐羌、卦養羌、彡姐羌、燒何羌、鞏唐羌、當闐羌、滇那羌、黃羝羌等。

在今新疆則有西夜、蒲犁、依賴、無雷、葱芘、白馬、黃牛、阿色等。西藏有發羌、唐犛；內蒙古有南山羌。而西南地區則有犛牛羌、白馬羌、參狼羌、青衣羌等。

羌人中的一支約在春秋、戰國時從甘肅、青海地區絡繹遷居於岷江上游一帶生息繁衍，與當地居民相融合，逐漸形成為羌族。

中國：漢族、羌族、藏族、彝族、哈尼族、白族、納西族、傈僳族、景頗族、怒族、德昂族、拉祜族等。

緬甸：緬族（三千五百萬）、克欽族（景頗族，一百五十萬）、克倫族（近五百萬）、克耶族（二十餘萬）、欽族（一百餘萬）、若開族（二百六十萬）、愛伲族（哈尼族，五萬）、傈僳族（三十萬）、崩龍族（德昂族，二十萬）、拉祜族（五萬）等。緬甸總人口約為五千五百萬——六千萬之間。羌人民族大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

印度：今印度阿薩姆邦的諸民族，約二千餘萬人。

泰國、越南、老撾等國也有少量的羌人民族。

於青海河湟地區、渭水上游草原一帶的羌族，早在西周時期就活動於甘肅臨洮一帶，一般認為羌族是當地土著與外遷來的苗民經過長期的共同生活最後形成的。戰國時期，羌人部落活動於祁連山區，並至遲在戰國晚期北出扁都口（今甘肅民樂南），霍城一帶（今甘肅山丹），進入河西走廊。《漢書地理志》、《括地誌》以及河西走廊西部地區出土的簡牘文書都有關於河西羌人的明確記載。秦漢之際，遊徙、生活於河西走廊的羌人漸漸話躍於政治、軍事歷史舞台。

《漢書地理志》所載漢政府設立於河西走廊的番（音皮）和縣，就是為安置番樂羌而設置。僅東漢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至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80年間，河西羌人就發動過針對河西走廊四郡及重要軍事、政治要塞的戰爭近十起，範圍遍及河西走廊。他們攻城略地，但屢戰屢敗，始終無力與中央政府對抗。隨着漢政府對絲綢之路的開拓經營和西北疆域的擴展和中原強勢文化的擴散，河西地區各民族融合進程加快，河西羌人在這一過程漸漸消逝，但從考古發掘的葬俗、遺址等方面，仍可以窺見羌人遠去的背影。

上世紀末，甘肅省高台縣博物館組織專業人員對被盜古墓葬進行清理回填。在一座被盜掘的魏晉墓葬中，發現了30餘枚極為罕見的人面木牌。這類木牌一般長20釐米一25釐米，寬2釐米一5釐米不等，多將一端削尖，另一端作平頭或楔形頭，木牌上用墨筆繪人面像。此後，這類木牌在許三灣、駱駝城多座墓葬內出土。職業的敏感告訴專業人員，這是一種迥異於魏晉時期當地主流文化的另一類人文類型的隨葬品。經過不斷研究探索，研究人員認定神秘的木牌就是納西族人所稱的"可標"，是他們用於祭祀，葬儀的神物，而納西族是羌人的一個分支，他們源於羌族。

河西走廊武威地區多座魏晉墓葬都曾出土過這類“可標”：早在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漢代烽燧遺址的考古調查中就曾發現過；1927年至1934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漢代居延遺址的考古發掘中也曾出土。它"人面形木牌"的名字已經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記》，B·梭馬斯羅姆《內蒙古額濟納地區考古研究》等文獻中用了近一個世紀。我們甚至可以從可標上"狀極可怖，不類生人"的面孔中讀出羌人漸離羊羣，學耕務農的壓抑，淪為豪族地主家奴、蔭户的辛酸……

羌人以牧羊為主要生活來源，也以羊為圖騰。羌民在冠禮和送葬儀式中，脖子上要系羊毛繩，以表示與羊同體；在喪禮中要宰羊一隻為死者引路，稱為引路羊；相關文史資料中也不止一次地講到羌人的這種習俗。但是，羌人流行火葬，所以這種葬俗很難在考古調查中被發現。

1998年，高台縣博物館發掘的位於駱駝城墓羣的西晉紀年墓卻於棺木前左側出土殉葬小羊一隻。墓室內陶器甑、灶、盤、缽、罐等排放有序，一如當年墓主人的廚房擺設，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氣息。殉葬羊伏卧，兩前腿前伸，從卧姿分析，系殺死後殉葬。這例葬俗每每於河西走廊駱駝城，許三灣出土“可標”的墓葬內發現。因此，考古人員認為這類墓葬是漢化的羌人墓葬。而殉葬小羊正是羌人的“引路羊”。羊是人類最早馴養的家畜之一，羌人與羊更有着深厚的感情。西晉紀年墓發掘完後，我們沒有采集骨骼標本，而將他們如舊深深墓葬，以便讓它完成引導主人靈魂飛昇上天的任務。羌人，在千百年前就給族人的死給予了更多的人文關懷。

上世紀後期，甘肅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發掘出了近千塊漢磚，魏晉時期的墓葬畫像磚，在這些官吏或豪族地主上至神仙瑞獸，下至平民生活的墓葬壁畫上，常有披髮的或獵、或耕、或桑蠶的羌族男女形象。據此，我們可以認為河西羌人歷秦逾漢至魏晉時期已部分明顯漢化，他們廢棄了火葬儀式而實行當地漢族所用的斜坡墓道土壙墓，磚室基的葬式，並保留了部分羌族葬俗。

河西走廊的羌人與各族的融合並沒有在魏晉時期五胡十六國的紛紜戰火中完成。早在漢武帝時期，漢政府就在河西“北卻匈奴，西逐諸羌”的同時“設護羌校尉，以統治羌人”，採取高壓與懷柔並舉的政策統治河西民族。事實上，羌人西遷的腳步自漢至魏晉數百年間就沒有停止過。斯坦因在羅布泊發現的魏晉時期羌女文書中説：“羌女白：取別之後，便爾西邁，相見無緣，書問疏簡；每念茲對，不捨心懷，情用勞結。倉卒復致消息，不能別有書裁，因數字值信復表。馬羌。”這位憂怨的羌族女子在文書中留下了羌人西遷羅布泊的記錄。實際上，魏晉時期的河西羌人不僅有部分西遷，而且還有相當部分南出祁連融入吐蕃，北入大漠融於匈奴等族。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大唐王朝不僅沿襲了“張國臂掖，以達西域”的政策，而且將之發揚光大，開疆拓土，使得絲綢之路的經濟，文化交流達到全盛時期。在多元文化並存的背景下，河西走廊羌人進一步發展壯大。唐鹹通末，《郭煌石室遺書·張氏勳德記》中還提到河西走廊的羌人。

宋初，留居河西走廊的羌人蔘與羌族的一個龐大分支——党項羌西夏王朝的建立，後為元所滅。

元代河西羌人的活動日趨微弱，民族融合狀態下，羌人的分佈範圍越來越小。在史籍和考古資料中有關河西走廊羌人的信息，已很難得見。有關文獻中所提到的“羌人”，實指分佈於此地的其他少數民族。留居河西走廊的羌人之民族融合過程終於在元代畫上了句號。河西走廊的羌人和羌人部落漸漸遠了。今天，我們只能通過史籍的零星記載去打量“當煎羌”、“燒何羌”、“當闐羌”、“沈氐羌”這些近乎陌生的羌人部落名稱；或是通過出土文物及其所載帶的文化信息以及今日河西走廊方言中孑遺的“羌活”（中草藥）、“羌鹽”（食鹽的一種）等隻言片語穿越時空去感受，感知他們了。

羌歷年亦稱羌年節，羌語稱“日美吉”，意為吉祥歡樂的節日。也是羌民族一年一度慶豐收、話團圓的民族傳統盛會。其內涵與漢區之春節，藏區之藏曆年等民族節日相近。

羌人由“逐水草而居”，到“依山居之，壘石為室”，即由遷徙遊牧業過渡到定居農業後，按照古羌太陽十月曆和羌族“釋比”的鐵板算，推算出羌歷九月初一（即農曆十月初—）為羌歷年，並以這—天作為本民族最隆重、最喜慶的節日。

從春種到秋收，辛勞了一年的農人進入了農閒季節，辛苦了一年的耕牛也由此而獲得了短暫的自由，被放上了山。糧食進了倉，豬羊進了圈，這自然是一件令人十分高興的事情，外出務工的人也紛紛趕回了家，因而人們開始載歌載舞，歡慶豐收。

由於羌人實行靈物崇拜，多神信仰，因而進入農業社會後的羌人，不僅把命運和土地緊緊聯繫在了一起，還把希望寄託於上天，希望天神保佑羌人，年年風調雨順，歲歲吉祥安康，因而每年羌歷年期間，均要舉行“祭天還願”儀式。與此同時，羌人在長期的生產勞動中同耕牛結下了特殊的感情，羌人認為，糧食的豐收同樣離不開牛王爺的幫助，故在一些地區至今仍保留着“牛王會”習俗。

從嚴格意義上講，“祭山會”是表達羌人美好願望的一種寄託行為（民間稱為“許願”），而羌歷年則是表達羌人美好情感的一種答謝方式（民間稱為“還願”）。因而，祭山會屬“春禱”，羌歷年屬“秋酬”。同屬農事活動，其間不僅折射出羌族古老民族傳統文化的光芒，也集中展示出羌族民俗文化的深刻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