羈縻政策

所謂羈縻，“羈”就是用軍事和政治的壓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經濟和物質利益給以撫慰， 即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特殊的行政單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數民族原有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管理機構，承認其酋長、首領在本民族和本地區中的政治統治地位，任用少數民族地方首領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隸屬於中央王朝、經濟上有朝貢的義務外，其餘一切事務均由少數民族首領自己管理。

就湘鄂西的少數民族地區而言，該政策起源於戰國時期秦滅巴之後。“秦惠王並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巴氏爵比不更。”秦昭王與巴人盟誓，“秦犯夷，罰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後漢書·南蠻西夷列傳》）秦統一天下仍以“巴氏為蠻夷君長”， 統領舊地。漢高祖時，“酉、辰、巫、武、 沅等五溪”之地，巴氏五兄弟“各為一溪之長”（《十道志》）。因“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 ……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史記·律書》）。經歷隋朝至唐代，羈縻發展成為制度，正式推行。唐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專此下詔：“畫野分疆，山川限其內外，遐荒絕域， 刑政殊於函夏。是以昔王御宇，懷柔遠人，義在羈縻，無取臣屬，朕祇應寶圖，撫臨四極，悦近來遠，追革前弊，要荒蕃服，宜與和親 。”（《冊府元龜》卷174）自此，確立了“懷柔遠人，義在羈縻”的民族政策，使在“遐荒絕域、刑政殊於函夏”的羈縻府州制度得以推行。

五代十國時期，封建割據激烈，少數民族地區各土著首領在羈縻州的基礎上，趁中原各國相互征戰之機，亦相互攻伐，以大並小，以強吞弱。一些強宗大姓擴張勢力，逐漸脱離中央王朝的控制，成為地域性封閉的獨立小王國。

宋朝統一內地之後，順應了五代時期形成的這種情勢，攝唐制並使羈縻政策更加完善，“樹其酋長，使自鎮撫”，並進一步籠絡少數民族首領，對“其有力者，還更賜以疆土”。羈縻政策成為宋王朝統治鄂西少數民族地區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政策。作為整個治國安邦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項政策在土家族地區有其自身的內容和特點。元朝時突破羈縻改為直接治理邊疆，強制性檢括户籍，設立驛站，繳納賦税，強制徵調土官土軍或在當地駐軍，逐漸演化完善為土司制度。歷經明朝和清朝的改土歸流，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廢止土司制度。歷代王朝不管如何更迭因內地採取郡縣制的關係一直都是直轄區，邊疆則採用羈縻制。

羈縻政策的原則是：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

（一）“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疆域往往以某一大姓所形成的自然區域來確定，這一區域既可以劃為一州，也可立為數州，故地域比當時的邊郡要小得多。僅在恩施土家族地區就設置了八十七個羈縻州。就鄂西而言，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施州歸宋，曾設清江郡軍事，以後置羈縻州郡於清江南境。施州初屬江南西道，後屬夔州路,轄清江（恩施）、建始二縣，在施州南部，還設有安定州、高州、順州、富州等小羈縻州（《宋史·讀方史輿紀要》）。宋仁宗時於來鳳置散毛宣撫司，巴東郡設巴東安撫司。這些羈縻州縣，“大者為州，小者為縣，再小者為峒”。與“即其部落列置州縣”相適應，各州刺史及屬下峒主、頭角官等，均由原部落首領擔任。即以“巴酋長子弟，量才授仕，置之左右”（《資治通鑑》卷188）。首領均須得到朝廷任命，並世襲官位。

（二）軍事上，羈縻州可保留有本部兵馬，即所謂的義軍、土軍、土丁等。朝廷賜夷人首領以軍事首領頭銜。其兵馬主要是“慎守封疆”。土丁、土兵是一種寓兵於農的組織，平時為農，戰時出征。朝廷從各族中選出一定土兵，量給土地 ，平時耕種，不納賦税，就地參加軍事訓練，輪番在邊砦守戍，必要時調用以征伐不服統治的少數民族首領。鹹平年間“生蠻叛”，宋朝廷徵調高州土兵討伐，擒“生蠻”六百六十餘人。天聖年間，下溪州刺史叛，又令高州刺史率土兵搜捕。類似這類對少數民族的征伐，不調朝廷一兵一卒。

（三）立柱結盟，劃界定約。為防止各族首領反叛，宋朝地方政府常與各族首領訂立盟誓，刻在銅柱和石柱上。據《施南府志》記載，在施州南二百七十里立鹹平石柱，在施州南三百里立天聖石柱。每次盟誓，有盟主，監盟執行，均受誓主約束。

（四）經濟上，王朝給土著各族施以小利。放鬆或解除貿易的“監禁”，如“施州蠻” 要求以粟易鹽，即“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易鹽”。而土著“又以金銀倍實直質於官易粟，官不能禁”。（《宋會要輯稿》）宋王朝對各族首領的貢賦要求不苛，土地、户口均不入户部，但作為朝廷命官的各州首領，則要定期向朝廷納貢。貢物只是當地名貴土產，而對朝貢者往往以重賞。“貢方物者，人賜彩三匹，鹽二十斤；無方物者，人彩二匹，鹽半。”其進上首領，即加賜銀兩（《宋會要輯稿》）。朝廷常常用“因罪絕貢”作為對羈縻州首領的懲罰，因此納貢顯然是政治上一種臣服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