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福頤

1905年年出生在清末浙江上虞望族是國學大師羅振玉家族。

七歲隨父僑居日本京都。

十三歲回國寓居天津。受其父羅振玉薰陶，從小習古器物文字之學，兼摹古印。

青年時代的主要精力放在對古文字的整理輯錄上，也兼事篆刻。

廿四歲助其父摹寫《貞松堂集古遺文》，次年自纂《古璽文字徵》《漢印文字徵》各十四卷，附錄各一卷。

廿六歲編成《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

1933年協助其父輯成《三代吉金文存》。此後獨立編成《清大庫史料目錄》《遼文續拾》《西夏文存》《傳世古尺圖錄》《滿洲金石志》等書。

羅福頤(2張)

1939年進入瀋陽博物館工作。抗戰後遷居北京，任職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1949年後調入文化部文物局工作。

1957年轉故宮博物院任研究員，從事璽印及古文字研究，在該領域貢獻良多。

文革中下放至湖北幹校備受迫害。

文革中下放至湖北幹校備受迫害。

1979年文物出版社彙集他晚年自刻一百七十枚與早年摹古印一百三十七枚共計二百零七枚印章出版《羅福頤印選》。

十年浩劫後，克服年邁力衰，三年中足跡遍涉大江南北十五個省、市，訪問了二十七個博物館及文化機構，採集古璽印資歷料近萬件。

1981年11月8日謝世於北京，終年七十六歲。

羅福頤1905年年出生在清末浙江上虞望族是國學大師羅振玉家族。其父親羅振玉的曾祖羅敦賢任揚州鹽司、河督幕僚，祖父任泰興、贛榆、高淳、江寧知縣和高郵知州，羅振玉的父親羅樹勳任江寧縣丞、海州州判、徐州經歷、清河縣丞。羅振玉的胞弟羅振常、長子羅福成、三子羅福萇、四子羅福葆、五子羅福頤都是成就巨大的古文字家和金石學家。

父親羅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叔藴，號雪堂，浙江上虞人，國學大師。在甲骨文和敦煌寫卷研究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甲骨四堂之一。學部參事官，對河南安陽出土的甲骨文、敦煌簡牘、莫高窟之卷軸均進行收集、編類考訂、流通。

哥哥羅福成（1885年-1960年），字君美，祖籍浙江上虞，出生於江蘇淮安，羅振玉的長子。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獸醫科。是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專家，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研究先驅，並做出了貢獻。1919年發表了《西夏譯蓮花經考釋》和《西夏國書類編》，均為山東學社刊印。前者考釋西夏文蓮花經，後者把一些西夏文字單詞分類編排，便於檢索。1924年全文摹寫了《番漢合時掌中珠》，由其自辦的天津貽安堂書店石印出版。1932年在《國立北平圖書館刊》第4卷第3輯《西夏文專號》上發表了《韻統舉例》《文海雜類》《雜字》《居庸關石刻》《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等17篇論文，均已收入本輯。旅順庫籍整理處石印出版了羅福成整理手寫的《西夏國書字典音同》，這是繼《番漢合時掌中珠》之後又一部工具書。由於該書已有研究專著出版（見李範文《同音研究》，1986年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輯未錄。

哥哥羅福萇（1896-1922）,字君楚，幼而通敏，年十歲能讀父書，懂英、法、德等語及梵文、突厥、回鶻諸文字，尤其“精通西夏文字”著書多未就。

兒子羅隨祖，先生逝世後有紀念文章《回憶我的父親——羅福頤先生》。

羅福頤(2張)

羅福頤為近代著名金石學家羅振玉之第五子，自幼秉承家學，由父兄為他教授四書五經，並無其它學歷。課餘寫字刻印，閲讀家藏古印譜，手拓青銅器銘文，並開始摹集璽印文字。與他父親的學生容庚 、商承柞是青年時代的學友，十八歲時即出版《古璽漢印文字徵》。

羅振玉先生有功於學問甚鉅。這是世人皆知，但是他是第一個把黑水城出土的夏漢對照詞書《番漢合時掌中珠》介紹給中國學術界的。1913年，俄國伊鳳閣教授在日本贈給羅振玉《番漢合時掌中珠》10頁（共37頁），羅氏影印以廣其傳。羅先生將自己收藏的西夏官印七方，刊於1916年所著的《隋唐以來官印集存》一書。1926年他又出版《西夏官印集存》，他成為中國西夏官印的拓荒者，西夏文字的傳播者。

哥哥羅福成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研究先驅。

羅福頤興趣廣泛，著述等身，除西夏文史外，對遼史、金史、古印璽考古、文物都有研究。西夏學著作主要有《夏國傳集註補遺》《西夏文存》《僂翁一得續錄——明刊西夏文高王觀世音經試譯》等。他對寧夏培養西夏學人才方面作了重要貢獻，1978年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20週年大慶，特此邀請他作為嘉賓參加慶典，自治區主管文教的書記江雲和文化局局長馬若接見，表示感謝。

《西夏研究》叢書之第4輯為《羅氏父子專輯》，即羅振玉、羅福成、羅福萇、羅福頤父子四人研究西夏學的專輯。是一代國學大師羅振玉父子西夏學論著彙編。本書包括《西夏官印集存》《西夏譯蓮華經考釋》《番漢合時掌中珠》《韻統舉例》《俄人黑水訪古所得記》等羅氏父子西夏學論著，除前言、後記外，全部採用影印方式編輯、排印，既保持了原貌又保存了歷史珍貴資料，對西夏學研究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本輯包括《西夏官印集存》《西夏譯蓮華經考釋》《番漢合時掌中珠》《韻統舉例》等有關論著。書中除前言、後記外，全部採用影印方式編輯、排印。

羅福頤先生研究文物考古的面極廣，除璽印、古文字外，對清廷史料、古代官制、甲骨、漢簡、古尺度、古量器、鏡鑑、銀錠、石刻、墓誌、漢魏石經、古代醫書及西夏、遼、金、元少數民族等都有著述。他生前曾任職於奉天博物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文化部文物處、故宮博物院陳列部和研究室等部門。歷任北大文科研究所講師、文化部副研究員和業務秘書、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諮議委員會委員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國古文字學會理事、杭州西泠印社理事等。

他對各種古文字資料都很熟悉，在古璽印研究方面，他蒐集、鑑別、研究了大量古璽印。在研究中他發現了傳世的秦漢魏晉等歷代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之物，而不是生前所佩用的。在古璽印的斷代問題上，他主張結合官制沿革，以文字為權衡，以紐製為佐證，做出了自己的判斷。在古籍整理、銅器銘文、拓本的摹寫及著錄、考釋方面，著作也很多。在簡牘文字的研究方面，著有《長沙仰天湖與楊家灣古墓出竹簡摹本並附錄》，這是解放後較早研究戰國竹簡的著作，其中多有重要發現。他在整理、校核、考釋簡文內容時，發現了20多種古書，如《齊孫臏兵法》（即《齊孫子》）、《孫子十三篇》《管子》《晏子》《墨子》等殘簡數百片。還發現了《漢元光元年曆譜》，其中全年月份完備，是傳世漢人手書歷譜中最完備的一部。另外，他還對西夏文、八思巴字、契丹文、女真文等少數民族古文字做了一些收集和研究，還參與了明清檔案的整理，著有一書。共有專著102種，論文114篇。已出版的專著有30多部，論文近80多篇，其餘的尚待出版。

羅福頤先生在以畢生精力從事於古璽印研究之餘，還親自操刀治印，也是中國著名的治印家，久為學人所共仰。受家庭環境的薰陶與影響，自幼喜愛治印，十七歲時，曾刊出《待時軒仿古印草》。

羅福頤先生早年治印的特點：

一是不追隨時流以譁眾取寵、邀名獲利；他之治印，全然是對古代印璽藝術的熱愛。二是治印功力深厚，宗秦法漢，極講究方圓規矩。

三是他刻苦鑽研，追求技術純熟。這幾點，一直到先生的晚年，仍然如此。

羅福頤先生治印一道，先生極力主張戰國、秦、漢文字，不可參雜、顛倒、錯亂，更不可拼湊、假借和生造。每當先生治印之始，必先考究其字宜於法秦，或宜於仿漢，若《説文解字》有其字，再考慮其字體是適於朱文、還是白文，或二者兼施。如果缺字或字不相稱，則要改變整個安排。他認為《説文解字》沒有的字，靠借偏旁來拼湊，或者生造，“會滋生出許多現代的篆書，就為後人加了無限的麻煩”。

羅福頤先生治印，主張佈局嚴整、勻稱、規矩、不出規格。先生認為：“古人印章，文字嚴整，起初並無破損，因在土中千百年，銅質腐朽，或損及字體，它並不是有意為之”。因而他最反對去敲邊破角，故意做舊。故此在先生的刻印中，致力追求古人的真意，順應自然，在嚴謹之中求其變化，於平穩之中顯其精神，故其作品秀麗端方，清雅可愛。

至於刀法，羅福頤先生反對狂放怒張，推崇清人萬壽祺之説：“近世刻印，多講章法，而不究書法之弊也，是以書法寢而書法亦亡”。先生認為自元、明以來，治印學鑄印者少，學鑿印者多，所以就有一種“刀法”之説，尤其那種一刀刻下來就是一筆的刻法，更是近世人所為，不足為法。故先生治印，初刻，筆道較細，再一點一點揣摩修飾，直到滿意為止。因而穩健、沉着、舒展、灑脱，於石質的印章上，既有古銅印的質樸雄勁，更兼古玉印的典雅秀麗，這與先生的字體、佈局諸方面藝術的要求是一致的。

羅福頤(7張)

羅福頤先生曾説，篆刻“雕蟲雖是小技，卻也要有恆心的修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精通的”。先生治印，之所以造詣極深，成就卓著，正是他堅持不懈，畢生努力的結果。

羅福頤先生研究文物考古的面極廣，除璽印、古文字外，對清廷史料、古代官制、甲骨、漢簡、古尺度、古量器、鏡鑑、銀錠、石刻、墓誌、漢魏石經、古代醫書及西夏、遼、金、元少數民族等都有著述。其中《漢印文字徵》《古璽文編》《古璽彙編》《古璽印概論》《印章節概述》（合著）等考證嚴謹，對篆 刻藝術影響極大 。他生前為故宮博物院四級副研究員、國家文物局諮議委員，又任中國科學院考古學會、中國古文學學會、西泠印社理事等職 ^[1] 

《古璽漢印文字徵》（1930年）

《印譜考》（1933年）

《印章概述》（合作，1961年）

《漢印文字徵》（1978年）

《古璽文編》（1981年）

《西夏官印匯考》（李範文釋文，1982年）

《秦漢南北朝官印匯存》（主編）

《古璽印紐製圖錄》

《貞松堂集古遺文》（與其侄合作，正編1930年、補遺1931年、續編1933年）

《三代吉金文存》（1936年）

《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8卷）及《補遺》（1卷）（1933年）

《內府藏器著錄表》（2卷）及《附錄》（1卷）（1933年）

《三代吉金文存釋文》

《〈國朝金文著錄表〉校記》（1933年）

《大庫舊檔整理處匯目》（1935年）

羅福頤先生平生勤奮治學，於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古璽印之形制與文字、戰國西漢竹簡、古代石刻、敦煌經卷、西夏文物等，皆有深入論述，先後撰寫論文一百二十三種。

在當代印學史上，羅福頤的功績首先在印學研究，其後才是他的篆刻。他的篆刻專事秦漢印的規摹。據説學印之初，取古譜中春秋以至魏晉有代表性印作數十方精心鈎摹，因此獲得治印門徑及篆刻矩度。羅振玉對幼子的治印非常賞識，特意於一九二一年選其佳者一百三十方用《待時軒仿古印草》之名影印行世，當時羅福頤只有十七歲。

王國維為這部印譜作序雲：“子期年甚幼，志甚鋭，渾渾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玩於其中，其於世之所謂高名厚利，未嘗知也。世人虛驕鄙倍之作，未嘗見也。其澤於古也至深，而於今也若遺，故其所作於古人之準繩規矩無毫髮遺憾，乃至並其精神意味之不可傳者而傳之。”對少年羅福頤治印業績稱許備至。年少而獲學術界名儒的獎掖，更使羅福頤信心倍增，益堅所詣，從此愛好垂老不懈。羅福頤的篆刻以擬漢鑄白文印為多，渾厚端嚴，酷似漢制；刻古璽則多作朱文小璽，秀挺自然，得其意趣。圓朱文不常作，偶有所為亦典雅可觀。羅振玉對羅福頤期待甚高，寄以厚望“其平日摹仿古璽印數十，不失典型……慎毋與時賢競逐，以期詭遇，一藝之微，亦當端其趨向，汝曹其勉之。”

羅福頤的治印就以“印宗秦漢”為指針，忠實篤行，一生不移，成為當代僅見的，以還原歷史風尚的心態，直接秦漢的印人。他依據對大量古印的接觸觀察，對篆刻刀法提出自己的見解：“餘幼學治印，讀前人談篆刻諸書，審其號召，皆以宗法秦漢為主，次之則喜談刀法。竊以為秦漢銅印多出鑄造，何有乎刀法之説？當時殊不得其解。稍長讀家藏古銅印譜，見其印文皆嚴肅整齊，僅漢晉官印中間有將軍印及賜屬國君長諸印，其文字放逸，皆出鍥刻，是即前人所謂急就章。以其不出鑄造，故又稱為鑿印。此外則戰國白文璽，以及秦或西漢私印，亦有出契刻者，其文與當時書法同。更讀明清印人諸譜，見其刻款精雅，為漢魏所無。審其印文雖稱仿漢，而書體放縱無謹嚴者，於此始悟前人所作皆仿漢晉鑿印，仿古鑄印者百不二三，其重刀法，固其宜矣。竊以漢晉急就，乃出於軍中便宜封拜，是非漢印之正宗可知。至清代中晚期，吳讓之、趙悲庵、吳缶廬諸印人出，其作朱文有突過前賢，而所作白文印，方之漢魏，不免遜色者，皆由刀法之説有以貽誤。”從還原的角度上來説，羅氏持論不錯，反觀羅福頤的治印，他所取法的對像也是歷史上那些未經風化殘泐的秦漢鑄印，視此為篆刻正宗，刻印既反對破損筆劃亦主張不露刀痕，其實踐與他本人重“篆”而薄“刀”的篆刻立場遙遙相接應。此外，他治印的正宗觀念還反映在對邊款的態度上。明清以來印人盛行在印面以外另刻邊款文字，作為印面創作的擴展，羅氏恪守秦漢，只刻印面不及邊款，自嘲為“半個印人”，實際上卻是他自標高古的表現。依秦漢人為印習俗，羅氏對明清印人熱衷的邊款的冷視，實是他對“印宗秦漢”理解後從精神到形式層面的貫徹，正符合王國維對他的評價：“其澤於古也至深，而於今也若遺，故其所作於古人準繩規矩無毫髮遺憾。”

羅福頤先生晚年深居故宮，以著述研究為樂，印選所收他為故宮工作人員的刻印甚多，大都為仿秦漢印式，精密穩厚，一派秦漢風範，雖無突破，其學術上的意義遠遠勝於藝術上的貢獻，可視作當代少有的還原派復古印人。圖為羅福頤晚期的仿漢作品：“浩氣長存”“櫻花紅陌上，柳葉綠池邊”，篆印遵循“書同文”，穿插安排，筆勢自然連貫，氣韻綿密，通常以細膩刻法為之，絕去鋒鋭，自具渾厚端嚴之相。

他在印學方面的論述有《古璽文編》《印章概述》《古璽印概論》《印史新證舉隅》《印譜考》《近百年來古璽印在學術上之進展》《刻印私議》等。所輯譜錄有《戰國漢魏玉印集》《古璽彙編》《戰國漢魏古印式》《古畫印集》《隋唐宋官印集》等。此外，早年所集《古璽文字徵》，後增訂為《古璽文編》連同《漢印文字徵》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後經過數次再版，對印林的影響尤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