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生門

在一個戰爭年代，一個被主人趕出來的僕人，思想上正在做強盜和被餓死之間掙扎。這時正巧走到一個到處都堆滿死屍的地方，也就是叫做羅生門的地方，他壯起膽子，想進去找到一些財物。結果他竟然發現有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人正在從一個年輕女子的死屍頭上拔頭髮。他衝上去説你這個沒人性的，竟然對死屍也不放過。老太婆解釋説她只是想用這些頭髮做個頭套謀生罷了。他説“曾經這個婦人，用蛇肉曬乾當做魚乾來賣，吃了魚乾的人們覺得很好吃，婦人得以維持生計。我並不覺得這婦人做錯了，她跟我一樣都是為了生存啊！”於是，僕人大悟了，既然是為了生存，還有什麼不可以的？於是，他就搶了老太婆的衣服逃走了，並且從那以後再也沒人見過他。 ^[2] 

龍之介的創作生涯是在大正五年（1916年）前後，資本主義高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開始的。這是一個天災人禍橫行的亂世，社會動盪，經濟蕭條，民不聊生，就連京都都那麼格外的荒涼。善、惡、虛、實等所有的一切都被絕對化、孤立化，人與人之間也相互疏遠、陌生，看不到任何人性的真誠，丟棄的女屍生前“吃”官兵，老嫗“吃”女屍，家奴“吃”老嫗，人人都在“吃人”，人人又都在被“吃”，完全如同人與狼、生與死的關係。 ^[1] 

《羅生門》的寫作背景是芥川龍之介的失戀。當時芥川愛上了吉田彌生，但遭到了養父母和最疼愛他的伯母的反對，致使他的戀愛無疾而終。吉田彌生最後嫁給了別人。芥川為此很苦惱。一方面他感到家人在所謂好意掩蓋下的自私，另一方面他在這個過程中也意識到自己的自私。

在這種悲觀厭世的情緒之下，芥川把眼光投向了古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創作了取材於日本古典故事的《羅生門》。 ^[3] 

羅生門下的僕人尚存善良，猶疑不定。爬上門樓看到老婦拔死人頭髮的一瞬間，內心的正義感達到最高值，他大喝一聲拔刀相向，要懲戒做出這樣卑鄙無恥之事的老婦。但是老婦慌亂之下一番陳述，即所拔的這具死屍，生前也是做些以蛇肉充魚肉販賣勾當的壞女人。“不錯，拔死人的頭髮這事不知有多麼糟糕。可話又説回來，這些死人個個都是罪有應得的。”這種“雖然我很可惡，但是我作惡的對象也是惡人，所以我的惡亦是可以原諒的”的思維模式顯然對僕人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4] 

“老太婆”則只有身體特徵的描寫。大量的動物比喻與其説使得“老太婆”這個人物形象生動，豐滿起來，倒不如説這樣一個象動物一樣的怪異、醜陋的老太婆融入荒涼恐怖的外部環境中，對整個作品的陰森氛圍起到烘托作用。這個怪異的人物形象和羅生門上的屍體一起只是“僕人”心理變化的背景。 ^[3] 

《羅生門》中，芥川龍之介描寫了一個普通人在利己主義的驅使下墮落的全過程。而且通過描寫“小惡”、“惡”、“最惡”的人物印象，慢慢給讀者的心理帶來衝擊。在利己主義影響的基礎上，不管是違反道德還是損害別人利益，無論哪個都是利己主義者達到自己願望的踏腳石。但是，利己者在自己做壞事的同時為了自己的自尊，會把過錯的責任都推到外部環境和別人身上。這篇文章就描述了由善變惡，並顯示了在利己主義面前人們的價值觀的脆弱。因此，如果被利己主義侵蝕，那麼當然會認為他人的利益只是滿足利己者物質與精神的踏腳石。廣義上可以這樣説，人類的惡行大部分都可以説成為以什麼理由為基礎的利己主義。龍之介通過短篇小説的形式，給讀者帶來了生動的利己主義者。讀之後，讀者也不得不感慨利己主義的可怕性，也許還會反省一下自己的行為，這也是《羅生門》成為他的代表作，被世人關注的原因之一。 ^[5] 

羅生門位於都城正中，它既是城內與城外，中心與周邊的劃分空間，又是秩序與混亂，善與惡，生與死，正義與非正義完全對立的分界線。什麼道德，什麼底線，為了生存，拔死人頭上的頭髮、扒別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都是合理的，把對人性的困惑轉化為了對人性的自我改變。小説最後老嫗的絕望，黑暗環境的烘托，家奴的離去，這已不僅僅是場景、意識的轉換。它必然會導出家奴越界這一主題，即超越人性的各種界限，發生心靈深處的本質轉變。如此陰森、潮濕、凋零、殘酷敗落景象的羅生門，其實就是芥川龍之介的內心寫照，是他無法訴説的苦聞，也是在傾瀉自己內心的迷茫與不安。在如此惡劣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心靈又怎麼找得到棲息之處呢？這部小説一方面肯定着人性的冷酷和殘忍，另一方面透露出對人性本質的懷疑和對“要道德、良知還是要生存、活命”這樣倫理的拷問，同時也突現出人性的本能良知對“善”的呼喚。 ^[1] 

縱觀小説的全文，在作品中作者透過一系列對僕人心理變化的描寫，強烈地控訴了當時的黑暗社會和醜惡現實。 ^[6] 

《羅生門》中，具有芥川特色的那種濃重陰沉的氣氛得到了最大的發揮。“於是，樂得狐狸來棲，盜賊入住，最後竟將無人認領的死屍也搬了進來，且日久成俗。”這便是文章標題羅生門的景象，再加上落魄流亡的家將，骨瘦如柴的老嫗，搭配着烏鴉死屍，全都在昏暗的雨天下散發着消極腐爛的氣息，呈現着行將就木的可憎狀態。這種筆法就像艾倫·坡那種無故產生裂縫的牆壁一樣，給情節的發展作了一個危險的預兆。但就象徵意義而言，兩者卻又是截然不同的。艾倫在我看來更多的是在種植恐懼的種子，而芥川這樣做，因為他就是以這樣的姿態來寫小説的。《羅生門》從頭至尾保持了沉重而直接的風格，這也是背景部分簡化的優點。家將思維的變化，從起初的“當強盜還是餓死”到見到老嫗後“對一切罪惡引起的反感愈來愈強烈”和最後急轉而下的“這也是為了生存，要不然也得餓死”的“惡”的覺悟，完全感覺不到這些句子有任何對於人類生存哲理説教般的突兀與做作，有的只是關於良知與人性的專注思考。對於一篇將人性自我困惑集中在如此密集的時間空間加以劇烈地激化呈現的作品，芥川用冷峻的語氣磨平了世俗思考問題時略帶慣性的稜角；用簡潔的文字把“惡”那光怪陸離的醜態直接暴露於作者面前進行審視與拷問。這種處理，無疑是高超且成功的。 如果全文中家將思想由此及彼的變化令讀者感到毛骨悚然的陰森。那麼結局中家將消失在“黑漆漆的夜中”則將這種恐懼推向了頂點。

《羅生門》以柳川隆之介的筆名，發表於大正4年（1915）的《帝國文學》上，之後芥川龍之介將其創作的短篇小説集也取名為《羅生門》。在其後的作品中芥川再也沒有用過柳川隆之介這一筆名，而且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説集《羅生門》中除了《羅生門》外，所有以柳川隆之介發表的作品都沒有收錄。從這一點上，讀者就可以看出小説《羅生門》在芥川文學中的重要位置。 ^[7] 

日本文學評論家吉田精一：這是一個講述人出於利己主義的考量，逐漸與自己的良心相剝離的故事。

日本熊本大學法文學部教授首藤基澄：這是一個關於生存的“無奈”的故事。

日本近代文學研究專家三好行雄：這是一部將芥川龍之介內心“虛無”的陰暗而藝術化及形象化表達的作品。 ^[4] 

芥川龍之介（1892～1927），日本小説家。生於東京，本姓新原，父經營牛奶業。生後9個月，母精神失常，乃送舅父芥川家為養子。芥川家為舊式封建家族。龍之介在中小學時代喜讀江户文學、《西遊記》、《水滸傳》等，也喜歡日本近代作家泉鏡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鷗外的作品。191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學習期間與久米正雄、菊池寬等先後兩次復刊《新思潮》，使文學新潮流進入文壇。其間，芥川發表短篇小説《羅生門》（1915）、《鼻》（1916）、《芋粥》（1916）、《手帕》（1916），確立起作家新星的地位。1916年大學畢業後，曾在橫須賀海軍機關學校任教，旋辭職。1919年在大阪每日新聞社任職，但並不上班。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聞視察員身份來中國旅行，先後遊覽上海、杭州、蘇州、南京、蕪湖、漢口、洞庭湖、長沙、鄭州、洛陽、龍門、北京等地，回國後發表《上海遊記》（1921）和《江南遊記》（1922）等。自1917年至1923年，龍之介所寫短篇小説先後六次結集出版，分別以《羅生門》、《煙草與魔鬼》、《傀儡師》、《影燈籠》、《夜來花》和《春服》6個短篇為書名。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