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

羅家倫（1897—1969），中國近代教育家，字志希，浙江紹興人，1897年12月21日生於江西進賢。 ^[3]  1917年入北京大學，曾與傅斯年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社》雜誌，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1920年赴歐美留學。1926年回國，任教於國立東南大學歷史系及附中。1928年，出任清華學校首任校長。任上治校有方，頗見成效。1932年8月起，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時中央大學正處於數易校長、餘波未平的動盪狀態。他到任之初，即以明晰的教育理念提出“六字”治校方針（安定、充實、發展）與“四字”學風（誠、樸、雄、偉），並把“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作為中央大學的使命，為學校的恢復與發展指明瞭前進的方向。

此後，他廣攬名師，優化學科，興建校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大學走出了陰影，迎來了建校史上輝煌鼎盛的黃金時代。他具有超前的發展眼光，曾提出在南郊石子崗一帶興建中央大學新校區，力圖建設一個能容納5000～10000人的學術之都。正當他要將這一藍圖付諸實施之際，抗日戰爭爆發，計劃被迫擱置。之後，他又力排眾議，將中央大學西遷重慶。他在艱苦的條件下繼續執著地謀求學校的發展，中央大學成為全國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以致在抗日戰爭初期的統一招生中，把中央大學作為第一志願的考生，曾佔當時全國報考人數的2/3。1941年，羅家倫辭去中央大學校長一職，從此離開教育界，擔任一些閒職。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駐印度大使。1950年赴中國台灣，任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評議委員。主要著述有《新人生觀》《科學與玄學》《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等。

羅家倫（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筆名毅，教育家，思想家。浙江省紹興柯橋錢清鎮江墅村人。父傳珍，曾任江西進賢等縣知縣，思想比較進步，家倫幼年就受其父影響。1914年入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文科，成為蔡元培的學生。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徐彥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蔘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印刷傳單中的白話宣言（其中文言篇由許德珩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在5月26日的《每週評論》上第一次提出“五四運動”這個名詞。

五四運動後，接任《新潮社》主編。在胡適影響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濃，並寫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運動，悔恨參與其事。1920年秋，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後又去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6年歸國後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蔣介石的政策。1928年，任以蔣介石為首的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教育處處長。

1928年9月至1930年5月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4]  。使清華大學由教會學校轉為國立大學。

1930年後，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學院教育長、中央大學校長等職。在執掌中央大學期間，提出建立“誠樸雄偉”的學風，改革教學方法，培養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團團長、新疆監察使兼西北考察團團長。抗戰勝利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駐印度大使，兩年後回台灣。先後任國民黨中央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中國筆會會長等職。1928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接管清華學校，改稱國立清華大學，直轄於教育部。9月，羅家倫受命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他掌校期間，增聘名師，裁併學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員，結束舊制留美預備部，停辦國學研究院，創設與大學各系相關聯的研究所，對清華大學的發展有所建樹。但他作風專斷，不尊重師生意見，引起師生的“驅羅”運動，被迫辭職。1949年去了台灣，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評議委員。1952年任“考試院”副院長。1957年任“國史館”館長。1969年，病勢漸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狀併發，病逝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72歲。

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觀》《新人生觀》《文化教育與青年》《科學與玄學》《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等。

羅家倫兩歲時，羅母就開始教他識字、背誦短詩，稍大後，父親也常傳授古今詩，每天還親自選錄二三則有趣且富教育意義的典故，晚上先記在小冊上，隔天早上叫羅家倫跪在榻凳上聆聽，講解完畢再將小冊交給他複習，如此持續了好幾年。這份早年經驗，對日後羅家倫認為“教育本來是要把以往人類寶貴的經驗，提取優越的部分，鎔鑄過交給後代，指示他們去發揚光大”具有深遠的影響。

羅家倫從四歲入私塾，直到十五歲進美教士高福綏所辦的英文夜校學習外文。日後回憶這段家塾教育的體驗是：像我五歲的時候念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樣形而上學的經文，不但是讀死書，更是讀天書呢！十三歲讀《周禮》《儀禮》《爾雅》，只可以説殘酷地摧殘腦筋！我小的時候沒有得精神病。只可以説是洪福齊天。私塾教育的體驗，造成羅家倫日後主張文學革命，要創造國語文學，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鎖，以現代人的話，來傳達現代人的思想、表現現代人的感情。羅家倫在文、史方面的功力、造詣，不僅得力於父親的指導，母親的識字教學和背誦短詩的啓蒙也功不可沒。對他而言，童年時期的家庭教育遠比私塾教育產生更深遠、更直接的影響力，羅家倫認為他兒時的生活是幸福、美滿的。但是九歲那年母親的去世，卻教他初嘗人間的巨慟。從此在三十六歲所寫《孩子的哭聲》和四十七歲所寫的《孤兒淚》中，字裏行間所流露的孝思至情，可發現他的童年不只由父母那兒得到文學和史學的薰陶，還有濃得化不開的親情，二者匯注成嚮往革命之情的思潮，發展為日後以民族為本位的教育主張。

羅家倫十五歲入南昌的英文夜校讀外文，此時他經常注意上海的招生廣告，不但自己想投考，也鼓勵同輩的少年朋友一起去以壯聲勢。1914年進入上海復旦公學就讀。由於復旦公學的創辦人中有革命黨人（馬相伯、于右任、葉仲裕等人），所以復旦公學和孫中山時期的國民黨間有密切的政治關係。（1913年復旦公學校董改組時，孫中山先生被推舉為校董會主席）另外復旦公學還具有一個特點：重視言論自由的精神。因此，復旦公學學生的政治興趣比他校濃厚。中學時代，羅家倫最崇拜君憲派的梁啓超，可是當時的革命黨並不認同梁啓超的主張，所以在學校裏，革命黨與君憲派經常一言不合就吵起架來，甚至動拳腳。羅家倫不喜私鬥，遇此情形，每每讓步，很多人都看他是個膽小鬼，文弱書生。然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復旦公學時期的羅家倫不只學業優異，還任《復旦雜誌》編輯，開始運用文字發表他的理念，他曾撰文與同輩的青少年朋友共勉：“若欲以二十世紀國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須有春日載陽、萬象昭蘇之慨：切莫暮氣沉沉，氣息奄奄。一定要努力成為新學生，切莫淪為陳死人”。他也在文中對年輕學生的婚姻加以撻伐，認為“在學生時代就結婚，足以使人志氣頹唐，違背生計原則，墮落社會生活程度”。此時，他對問題的瞭解，已由個人的婚姻問題探索到個人與社會、國家民族的關係。

1917年夏，羅家倫二十一歲，北京大學在上海招生，羅家倫應試錄取，進北大文科主修外國文學。自1917年到1920年（21-24歲），羅家倫在北大講究學術自由的風氣中，接受良師益友的啓發薰陶，不斷地切磋琢磨學問；不停地活動、求發展；與同學辦《新潮》，提倡文學革命；參加愛國遊行，起草五四宣言。兒時所埋伏的革命種子，經中學時期的孕育，在此時已彰顯為高昂的民族意識與革命的行動。1917年就職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當時羅家倫的心目中，很自然的發出共鳴。他曾以《偉大與崇高》《文化的導師》《人格的典型》等篇章來表達他對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長也相當欣賞他，並極力提拔。羅家倫雖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見解的教師傳授課程，無論那個科別，即使是守舊派大師，他也會去聽課。當時老復辟派的辜鴻銘在北大講授英國詩，他把詩分為“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羅家倫屢屢“在教室裏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對於辜鴻銘仍是非常欣賞，並未以片面之言而廢人。胡適是羅家倫經常討教甚而爭辯的對象，所談大半是文學革命之事；李守常是“新潮社”的熱心贊助者，羅家倫和他談話的範圍很廣；此外寫《西潮》的蔣夢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1918年，羅家倫和傅斯年、顧頡剛、康白情等人為提倡文學革命而辦《新潮》月刊。他們主張要以近代人的言語（白話文），來表達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開傳統束縛，解放學術思想，反對違反人性的文學；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重新評估傳統的家族制度和社會習慣；反侵略、反封建，主張民主、民族的獨立和自決。這種以民族為本位的思想，更進一步的表現就是參加五四運動。

1919年，中國代表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傳來美國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答應日本提出的“山東二十一條款”，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利。5月4日那天，北京的十幾個學校幾千名學生在天安門集合，預備遊行示威活動，主張“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相關單位勸阻無效。在遊行中，羅家倫被推選為三人代表之一，遍訪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美法英意各國公使館，因適逢星期天，各國公使都不在館內，由館員代為接見並轉交書面意見。學生遊行隊伍沿路散發許多傳單，其中最重要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即由羅家倫起草。接下來，羅家倫以“毅”的筆名在5月26日刊行的《每週評論》上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這是“五四運動”這一名詞的首見。羅家倫指出，此番學運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存亡：第一，學生犧牲的精神，第二，社會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決的精神。參加五四運動的羅家倫，只不過是一名二十三歲的青年，卻能具有如此新的觀念和崇高理想，無論在文學革新或政治民主、民族本位方面，理念都相當堅定且明確！

1920年（二十四歲），羅家倫北京大學畢業。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商請上海紡織業鉅子穆藕初提供五位留美獎學金名額，羅家倫是獲獎人之一。同年，羅家倫赴美，就讀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攻讀歷史和哲學，1921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因為傅斯年等人正在英國求學，所以1922年轉赴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又與傅斯年朝夕相處，互相辯難。

1923年，到德入柏林大學研究院。1925年再轉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仍以歷史與哲學為主修。總計羅家倫國、內外十年的大學教育，走過中、美、英、德、法五個國家，讀過六個學府，雖在國外未獲學位，但是，他在史學、文學、哲學、教育、民族地理學、人類諸學的涵養，大有助益於日後回國主持高等教育及史政機構的恢宏氣概和高瞻遠矚。譬如他主持中央政治學校時，把普法戰爭後的法國政治學校的水準當作目標；主持清華大學時，以力追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水準為目標；主持國立中央大學時，目標設定在普法戰爭前的德國柏林大學水準。羅家倫留學回國後，擔任過各種公職，但他的志趣仍在教育和學術，貢獻最大的也是在教育方面。

1926年羅家倫任教於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國立中央大學，49年更名東南大學 ^[5]  ），及北伐軍興，受命任國民革命軍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

1927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正值清黨時期，急需培養青年幹部人才，遂籌設中央黨務學校（政治大學的前身），蔣介石親任校長。羅家倫先後受聘為教務主任、代教育長，學校的實際職務多由他處理。

1928年，國民政府將“清華學校”改為“清華大學”，直接受國民政府管轄，任命羅家倫為首任校長。任期兩年內，他對清華大學的改制有很大的貢獻。清華大學原是由部分中美庚子賠款所辦起的學校，原隸屬外交部。他們把錢存在美國，羅家倫透過外交部和教育部爭回這筆賠款，成立清華基金。他很重視實驗，並開始招收女生，淘汰次級教授。建立了一座地板是玻璃做成的大圖書館。

1931年，羅家倫接掌中央大學時，正當日軍欺境，國難當頭。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可説是“受任於動亂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因為此時的中央大學仍漂盪在“易長風潮”的餘波之中。同年10月，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由於經費等原因而辭職。是年底，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調任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身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曾任廣東省政府常務委員會代主席，稟承當局旨意行事，壓制學生抗日愛國運動，為師生所反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因中大學生怒打對外無能、對內傲慢的外交部長王正廷，衝擊首都衞戍司令部，圍攻中央黨部要求出兵抗日，搗砸詆譭學生運動的《中央日報》館，校長朱家驊引咎辭職（同月即被任命為教育部長）。

1932年1月8日國民政府任命桂崇基為中大校長，為學生所反對，月底桂即辭職。於是政府改任原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為中大校長，任卻堅辭不就，校務便由法學院院長劉光華代理。6月間劉光華又辭代理職務，以致校政無人，陷於混亂。此時中大全體教師因索欠薪，宣佈“總請假”，發生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務次長段錫朋為中大代理校長，學生因“反對政客式人物來當校長”而對段羣起毆辱。最高當局甚為震怒，為此解散了中央大學；教育部派員接收中大，教員予以解聘，學生聽候甄別。7月上旬，行政院議決蔡元培、李四光、錢天鶴、顧孟餘、竺可楨、張道藩、羅家倫、周鯁生、譚伯羽、俞大維為中大整理委員會委員，整理期間由李四光代行校長職務。可見，羅家倫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固然是得到了蔣介石的信任與器重，可另一方面，也與他“五四”學生領袖的形象，“五四”善後處理中的個人魅力乃至其獨特的留學經歷有關。這樣的校長客觀上易為學生所接受。於是，中大這場“易長風潮”，便以羅家倫的到任而告平息。羅家倫在中央大學進行了一系列積極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1932年9月5日，羅家倫到校視事。聘任孫本文、張廣輿為教務長和總務長，以接替竺可楨和錢天鶴在整理期間所擔任的職務。確定文學院院長汪東等人為甄別考試委員。接着，便公佈了教育部批准的學生甄別實施辦法8條。通過甄別考試，開除學生19名，合格的學生於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開始授課。是日，在全校大會上，羅家倫作了頗有影響的《中央大學之使命》的就職演説，陳述其出任校長的遠大抱負和治校方略。

羅家倫認為當時中國的國難異常嚴重，中華民族已瀕臨死亡，作為設在首都的國立大學，當然對民族和國家應盡到特殊的責任和使命。這個使命就是“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他認為，當時中國的危機不僅是政治和社會的腐敗，而最重要者卻在於沒有一種“足以振起整個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羅家倫曾先後留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倫敦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在他心目中，這些大學都是各國民族精神的體現，代表了各自“民族的靈魂”。羅家倫志在要中大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為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否則，“便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而要負起上述使命，他認為一是要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協調在這一共同意識之中。在有了這樣的意識之下，羅家倫宣佈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謀中央大學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以進。”這就是首先要創造一個“安定”的教學環境，再進行師資、課程、設備諸方面的“充實”，以求得學校的“發展”。他預計每個時期大約需要3年。同時他又辯證地提出，“在安定的時期應當有所充實；充實時期應亟謀發展；就是到了發展時期，也還應當安定。”而欲達上述之目的，羅家倫認為就必須養成新的學風。於是，提出了“誠、樸、雄、偉”四個字的新學風。“誠”，就是對學問要有誠意，不把學問當作升官發財的途徑和獲取文憑的工具；對於“使命”，更要有誠意，應向着認定的目標義無反顧走去。“樸”，就是質樸和樸實的意思，不以學問當門面、作裝飾，不能尚纖巧，重浮華，讓青春光陰虛耗在時髦的小冊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頭用功，不計名利，在學問上作長期艱苦的努力，因為“唯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起樸厚的學術氣象“。“雄”，是大無畏的雄，以糾中華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後的柔弱萎靡之風。而要挽轉一切纖細文弱的頹風，就必須從善養吾浩然正氣入手，以大雄無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氣，女亦須無病態。“偉”，是偉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開眼界，努力做出幾件大的事業來，既不可偏狹小巧，存門户之見，又不能故步自封，怡然自滿。本着這樣的思想，羅家倫認為，大學校長的首要之舉是聘人。

因此，他一上任，整頓校務的第一步就是從延聘師資入手。一方面他極為挽留原有良好教師，一方面隨時添聘專門學者。當時大學的教師分專任和兼任兩種，而羅家倫則主張教師隊伍以專任為主，其原則是“凡可請其專任者，莫不請其專”，以求其心無二用，專心在中大授課。數年之後，中大兼任教師即由110人減至34人。而這些為數不多的兼任教員，均為某一學科的專家，為政府或其它學術機關所倚重，“本校所欲羅致而事實上又不可能者。”他就職後，同師生髮表《中央大學之使命》，講詞中提出：“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除了充實圖書儀器外，他還特別注重教學人才的堅強陣容。為了網羅真正的賢才，他絕不出賣人情，為此還得罪不少人呢！由於他的用心求訪人才，禮賢下士，所以能請到北洋大學出身、後來留美成績極為優異的盧孝侯為工學院院長。

1937年應邀參加蔣介石召集廬山談話，羅家倫返校後，立即作遷校計劃，在敵人炮火炸彈中，包用民生公司輪船，陸續將在南京的一個大學，全體師生和眷屬及全部設備，用船載運，溯江抵達重慶沙坪壩新校舍，繼續正常上課，這在中國的教育史上真是史無前例！1938年，中央大學學生人數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坪壩校址已達飽和狀態，於是選擇風景清幽的柏溪作為分校。

1940年6月27日到7月4日，一個星期間校舍被轟炸了三次，二十幾所房子被毀壞，羅家倫辦公室的瓦牆都沒了，在夏天烈陽下，他照常和同仁在只有一面牆壁的房子裏辦公，彷彿猶太民族的“哭牆”一般。羅家倫曾撰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一文激勵學校師生：“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着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這是多麼有氣魄的壯士豪語啊！1941年八月，羅家倫請辭中央大學校長，由教育工作崗位轉向黨政工作。

1943年，政府積極建設西北地區，以增強抗戰能力，派羅家倫為監察使，兼西北考察團長，從事陝西、甘肅、寧夏、新疆五省國防建設的考察與設計。

1947年，政府任命羅家倫為首任駐印度大使（印度脱離英國獨立）。到任後，他很用心去了解印度的文化、歷史、政情，並致力於中、印文化交流。當時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之下的政要、國會議員等經常來請教羅家倫，印度的憲法有些即是仿自我國憲法。印度國旗本想以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革命時期紡織土布的紡紗機做圖案。羅家倫建議去掉木頭架子，只剩一個圓輪，表示生生不息之義，他們欣然接受了。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失敗後退往台灣，12月30日，印度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羅家倫基於“君子絕交，不出惡聲”的古訓，發表極簡短的聲明：“在兩年八個月以前，我帶了我政府和人民熱烈的希望到印度來，催促象徵印度獨立的及早實現。就這方面來説，我的使命是達到了。”1951年1月25日，羅家倫離開新德里前夕，特偕甘地的媳婦孫兒孫女到甘地的火葬場上，放了一個花圈，行了一個禮後，靜默無言地站了一分鐘，隔天即飛加爾各答轉道抵台北。羅家倫自印返台後，定居台北，擔任黨史會主任委員。1958年，擔任“國史館”館長。1968年，羅家倫記憶力急劇衰退，以身體不適請辭兩項職務。

在清華校史上，有好幾位校長是被趕走的，羅家倫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考慮到羅氏辦事的宏大氣魄和果斷作風對於清華的巨大貢獻，考慮到羅氏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出色表現，總是令人不由自主地為之惋惜。歷史是無情的，羅家倫好像生來就註定和清華沒有“緣分”，正值清華的多事之秋來校任職，大刀闊斧，卓有成效，卻遇上中原大戰閻錫山控制華北，所以羅家倫不得不走，歷史又是那樣的會嘲弄人，羅家倫為清華費盡心力，卻吃力不討好，學生對他不滿進而發動驅羅運動，教授們站在一旁袖手旁觀，羅家倫終於傷心地走了，以後再也不肯回來。

我在閲讀清華校史的文獻時發現，在羅家倫去職後的幾年校內刊物上還不時能看到多多少少譏諷他的文字，而且這麼多年來，清華校友似乎沒有人寫過談羅家倫在清華時期的紀念性文章。記得有一次我在書店翻一本書，讀到喬冠華自傳裏有一句話，大意是説：我們當時雖然趕羅家倫，但羅還是有點本領的。再以後我有機會讀了羅家倫的不少文章，很佩服羅家倫的文章見解透闢，感情充沛，文辭秀麗婉轉。這樣一位有本領的人，為何在清華受到這般不相稱的“冷遇”？我們還要看到，羅家倫在離開清華不久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任職十年，使中大得到驚人的發展，一時佳評如潮，為什麼偏偏在清華就不能成功呢？

1928年9月18日，羅家倫就任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發表題為“學術獨立與新清華”的就職演説。他對清華的設計是，“我們的發展，應先以文理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長其他的部門。”在就職演説中，他還説：“我想不出理由，清華的師資設備，不能嘉惠於女生。我更不願意看見清華的大門，劈面對女生關了！”清華大學在羅家倫手裏終於實現了男女同校。

羅家倫認為“羅致良好教師，是大學校長第一個責任”，為了提高清華的教授水準，他採取了重發聘書的措施。1928年10月29日送出教授聘書18份，為期一年。原來學校有55名教授，這就等於解聘了37人。與此同時，他延攬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的著名教授，如歷史學家蔣廷黻，政治學家張奚若、蕭公權，哲學史家馮友蘭、化學家張子高等等，多達幾十人。這些人的到校，大大增強了本校教授陣容。十多年後，羅家倫在貴陽清華同學會的演講中提到這一點時還特別得意，他説，“我心裏最滿意的乃是我手上組織成功的教學集團”。清華大學的梅貽琦校長有一句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而30年代清華黃金時代的名教授大多數是在羅家倫任上聘請來的。有些名教授，是羅家倫親自請來的。據説羅家倫親自到天津南開大學去請蔣廷黻，蔣廷黻不是特別樂於離開南開，但蔣廷黻若是不答應去清華，羅家倫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蔣廷黻終於答應了。

羅家倫的另一個很大的貢獻是廢除董事會，使清華改歸教育部，並整頓基金。這三件事實際上是相互關聯的。清華原來不歸教育部而歸外交部管轄，國民政府成立後，清華名義上歸外交部和大學院共管，董事會由兩個主管機關派人數相等的成員來組成，清華基金的保管在北洋政府時代是由外交部總長、次長和美國公使三個人組成的，國民政府成立後改為外交部總長、大學院院長、美國公使三人組成。基金保管的機構還在外交部手裏，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一貫以君子待人，並不去爭。羅家倫在就任清華校長之前，曾隨北伐軍北上，他當時的職務是戰地政務委員，並代表大學院兼管該會教育處。該會可以代表中央接收機關，調閲檔案。1928年夏初，他進入北平後發現了湯姆生會計事務所查清華基金賬目的報告。其中陳?龍煙鐵礦的股票20萬元，會計師估計只值大洋一元。其餘的這類廢紙還很多，都抵了基金的現款。清華的基金在外交部管理者的揮霍、投機、公債生意之下損失極多，其賬目長期以來是一筆糊塗賬。1929年4月，羅家倫到南京開董事會時，提出自己的行政報告和下學年擴充計劃，結果是件件被否決。他感到十分憤懣，決心以辭職來換取清華基金的安全與獨立，和清華隸屬系統的正軌化（即改屬教育部）。他認清這兩個問題要一道解決。4月11日，羅家倫提出辭職。在此之前的兩天，他親自擬了一個一萬多字的長篇談話，把清華基金的積弊，根據會計事務所查賬的報告，一齊宣佈出來，又把清華在共管制度下的困難，也一齊宣佈出來，寄給上海各報，請他們在辭職呈文發表的那一天，同時發表。上海各報果然在那一天全部發表了。這一招給外交部以沉重的打擊。

羅家倫在離開北平時和美國公使馬慕瑞談妥，清華基金不歸保管委員會管，也不歸清華大學校長管，而交給中美人士共同組成的有良好信譽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代管。後來在會議上，順利地通過了這一方案。清華的基金從此得到安定和增長。

關於清華改歸教育部問題，按正當手續應當在行政院會議上決定，羅家倫擔心教育部和外交部兩部部長不肯正面衝突，擬出一個調和的辦法，他一不做二不休，把這一問題拿到兩部部長都不出席的國務會議上去。事先請國務委員戴季陶和陳果夫以他們的名義向會議提案，要求將清華大學直接歸教育部管轄，他又活動了蔣介石、譚延闓及孫科等人，得到他們的支持，因而在1929年5月第28次國務會議上順利通過了。

這次辭職後，羅家倫回到杭州省親，同時遊覽西湖美景。在杭州他遇見一位藏書家楊老先生願意出讓豐華堂的全部藏書，其中善本書極多。他想把這批書全部買下來，以充實清華圖書館，於是電請圖書館主任洪範五南下，去商量價錢購書。結果是以三萬四千元買下了三萬七八千本書的大收藏，豐華堂楊氏藏書大部分還在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這批書是清華大學圖書館最珍貴的大批古籍藏書。

1928年5月17日，羅家倫接到國民政府的第二次慰留令，6月12日回到清華復職。

羅家倫對清華做了不少重大貢獻，但是他與本校的教師、學生關係都不大好。他帶來的清華大學組織條例，大大地削弱了教授會、評議會的權力。在羅家倫本人以及國民政府的立場上來看這算不上什麼過失。但是清華以前是中國教育系統之外的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師生受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很深，首先是損害了在本校教授中業已形成並運作的教授治校傳統，羅家倫雖然自稱在國民黨內不屬任何派別，但他畢竟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且有意借重這層關係。這是歷來主張學術獨立於政治之外的清華人無法容忍的。他來清華之後，的確給清華吹來了一股強勁的“革命”氣息，如他本人在校着戎裝，在學生中推行軍訓等都是不得人心的。軍訓持續半年以後實在無法繼續下去，只好作罷。羅家倫當時三十出頭，年輕氣盛，好展才華，給人的印象不大好。這些因素都是清華師生不歡迎他的原因。當然，直接促使羅家倫去職的重要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戰蔣介石失利，閻錫山控制華北，羅家倫是國民黨人，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走。

老清華的教授們。前排：葉企孫、潘光旦、羅家倫、梅貽琦、馮友蘭、朱自清；後排：劉崇、浦薛鳳、陳岱孫、顧毓琇、沈履（攝於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 ^[7] 

1919年5月4日上午10點，北京大學外文系學生羅家倫剛從城外到北大新潮社，準備去天安門遊行，同學狄福鼎推門進來，説：北京八校同學推我們北大起稿，你來執筆吧！”羅家倫見時間緊迫，也不推辭，就站在一張長桌邊，匆匆起草，15分鐘寫成《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羅家倫回憶此事時説：“像面臨緊急事件，心情萬分緊張，但注意力非常集中，雖然社裏人來人往，很是嘈雜，我卻好像完全沒有留意，寫成後也沒修改過。”宣言寫成，立即交北大教員辛白辦的老百姓印刷所，原計劃印五萬份，結果到下午一點才印了兩萬份，馬上去街頭散發。

這份宣言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它言辭錚錚：“日本在萬園和會上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的學界排隊遊行，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當天學生隊伍遊行到東交民巷時，被外國使館外的警察阻攔，於是學生推舉出包括羅家倫在內的四名代表，向各國使館遞送聲明書。羅家倫為被捕學生到處奔走營救。第二天下午三點，學生全體大會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3000多名各學校代表參加，通過了上書大總統和教育部，同時通電罷課的決議。當時羅家倫在北大學聯負責總務和文書，他在會上報告説，學生運動成功地爭取到了商人和新聞界的支持,，並介紹被捕學生情況。上他被推為北京學生屆的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與當地的大學聯絡，並在上海蔘加了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

據胡適回憶，“五四運動”這個名詞是羅家倫最早提出來的（胡適《紀念“五四”》，他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週評論》第23期上用“毅”的筆名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五四運動的精神》。

1932年，羅家倫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至1941年去職，計達10年之久。這10年，是中央大學危難深重而又發達鼎盛的10年。羅家倫便是這一時期中央大學整頓和發展的總設計師。

羅家倫認為，大學校長的首要之舉是聘人。

若以所授課目而論，1934年時專任教授的課目就佔到了3/4，這就充分保證了師資隊伍的穩定和質量。羅家倫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撫躬自問，不曾把教學地位做過一個人情，縱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無怪乎教育部長王世傑在回覆蔣介石的提問“羅志希很好，為什麼有許多人批評他，攻擊他？”時，這樣作答：“政府中和黨中許多人向他推薦教職員，倘若資格不合，不管是什麼人，他都不接受。”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實屬不易。羅家倫重視師資，不僅在於延聘，而且還體現在對教師切身利益的關心上。當時公教人員斷薪是司空見慣的事。可羅家倫為了解除教職員的後顧之憂，在經費吃緊，時有短缺的情況下，總是極力維持定期發薪，絕不拖欠。即使挪用其它款項，他也毫不含糊。羅家倫親手修剪的中央大學這棵茂盛的“梧桐樹”，引得天下“鳳凰”競相飛來。1933年中大僅理學院就新聘了10餘位著名學者擔任教授，如留美的數學博士孫光遠和曾遠榮，化學博士莊長巷，生物博士孫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羅宗洛；留學法國、授業於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煥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華大學教授胡坤院、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師就任過教授的張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學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後被羅家倫選聘為教授的還有：經濟學家馬寅初，藝術大師徐悲鴻，語言學家厲麟似，詩人、美學家宗白華，農學家梁希、金善寶，天文學家張鈺哲，醫學家蔡翹，建築學家劉敦楨和楊廷寶等。在此期間，先後被聘任為“三長”和各院院長的著名教授有孫本文、張廣輿、陳劍翛、查謙、汪東、李善堂、李學清、莊長恭、孫光遠、戴修駿、馬洗繁、鄭曉滄、艾偉、蔡無忌、鄒樹文、周仁、盧恩緒、戚壽南等。一時間，中央大學羣英薈萃，學術景象一派繁榮。

中央大學原有文、理、法、教育、工、農、醫、商8個學院。由於1932年7月整理委員會將設於上海的商、醫二學院劃出（分別定名為國立上海商學院和國立上海醫學院），因此，中大實設6個學院。羅家倫掌校後，根據國家需要和學科發展趨勢，對中大的院系設置不斷地進行調整和充實。

鑑於國難深重、國內航空事業近於空白這種狀況，羅家倫電邀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機械科的羅榮安回國，來中大創辦自動工程研究班（後改為機械特別研究班），培養了我國最早一批航空工業專門人才，並於1938年成立了國內第一個航空工程系。1935年，羅家倫考慮到當時中國亟需醫務人才，同時為充實中大學科起見，於5月份再度創辦了醫學院。6月又主辦國立牙科學校。從此奠定了中大七院的格局。在羅家倫任期內，中央大學還先後添設或恢復了心理學系、化學工程組和畜牧獸醫專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學院改為師範學院的同時，又在該院增設了國文、英語、史地、數學、理化、體育和公民教育7系。中央大學這種7院40餘科的規模當時在我國是絕無僅有的。羅家倫在擴充院系的同時，還致力於教學質量的提高。在課程開設方面，他制訂了8條“整理學課大綱”，要求各院系據此擬訂課程，以求課時數的集中，刪除不必要的課目，明確劃分必修課和選修課，使學生集中時間和精力從事專業課程的學習，建設若干核心課程，不因人因事而變更；修業年限至少須滿四年，以免除爭求速效所可能帶來的弊端。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教學活動的穩定性，加之優秀教師的安心授課，就使得中央大學的教育質量不斷得到提高。為了繁榮學術和促進高深學問的研究，在羅家倫的倡導下，中大校務會議決定發行兩種學術刊物，一種是“國立中央大學叢刊”，登載專門研究之著述，分為《文藝叢刊》《社會科學叢刊》《教育叢刊》和《農業叢刊》；另一種是“國立中央大學專篇”，對於特別有價值的著作，專印成冊。同時，羅家倫從研究條件和社會需要來考慮，不遺餘力地謀求中大與社會事業和學術機關的合作。如，與江寧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與中央棉產改進研究所合作棉作實驗，在江蘇省推廣純良棉種，開辦中等學校教職員暑期講習班，與實業部合編《中國經濟年史》，進行全國兒童問題諮詢，主持高中英語和數理化測驗，進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調查和滇邊地理考察，等等。這一系列研究活動，既對國計民生有所裨益，又拓寬了學校研究經費渠道，還增強了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為了確保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羅家倫還制訂了學校行政工作的三條原則：（1）厲行節約，縮減行政費；（2）力持廉潔，養成廉儉風氣；（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以前把學校有限的經費，主要用於教學設施的改善。羅家倫上任後的前5年，用於校舍建築方面的經費達87萬元，先後建成或擴建了圖書館、體育館、生物館、東南院、南高院、牙醫院、音樂教室、游泳池和學生宿舍等。至抗戰前夕，中大已頗有最高學府的恢宏氣勢。圖書雜誌也大有增加。接受東南大學圖書館時中西文藏書共有4.8萬冊，而1937年中大圖書館收藏圖書已達40.7萬冊（中、西文各半）。1932至1937年間所購中文書中善本極多，不勝枚舉；西文書中也大多是較珍貴者，如Ceographical Journal，連續刊行134年。最貴的雜誌達7000元一套，但為了研究的需要，羅家倫均不惜巨資，全部購齊。此外，由於院系學科眾多，教學研究所需的儀器、設備、標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學亦大量購進。

經過幾個春夏秋冬的努力，羅家倫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實”。1934年時，他認為“中大發展的時機到了。”因為：（1）首都大學在國家用人的時候，決不應只是上千人的大學；（2）中大地處市中，車馬喧囂，市氣逼人，不適宜研討學問、培養身心，養成“高尚純樸”的特殊學風；（3）四牌樓校址不過300餘畝，湫隘逼窄，實無發展餘地，而工學院又亟需擴大面積，添建實驗室；（4）農學院與校本部分離，教學設備不經濟；（5）師生食宿，雜處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觸，問難質疑。所以，羅家倫打定注意：要在市郊另覓校址，建造一個能容納5000至10000學生的首都大學！他的這一設想得到了蔣介石的首肯。國民黨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築費暫定為240萬元，並訓令行政院自1934年度，接月撥付遷校建築費8萬元。羅家倫量後選定南郊石子崗一帶為新校址，因為那裏氣象宏大，山林起伏，佈置來曲折有致，非常時期不宜於防空；離秦淮河上游不遠，有一支流從此經過，不僅增加校景，而且還有工程和農業上的用處，此外，北面是龍盤虎距的紫金山，南面是樹木葱蘢的牛首山，東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見滔滔長江，於地質實習十分便利。羅家倫還特邀曾為蘇聯五年計劃設計學校建築的德國專家來南京察看，也認為地點很得適宜。對於這個新址，羅家倫充滿了美好的嚮往，認為“這二水三山的中間，正是理想的學術都城！”1935年11月。內政部頒發公告，徵得石子崗8000畝土地為中大新校址，並由教育部聘請葉楚傖等9人為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羅家倫懸賞5000元，在全國進行圖案設計招標。1937年1月，新校址正式鑿井動工，深達200餘米。5月，工學院和農學院主要建築着手興工，預計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遷入。殊料，新址剛剛動工，便發生了七七事變，數月之內，上海、南京相繼陷落。羅家倫另建新址的藍圖被日軍的魔爪撕得粉碎，中央大學也不得不舉校西遷。那二水三山之間的學術都城，便永遠地成為羅家倫的“玫瑰色的甜夢”。羅家倫離開中大後，歷任新疆監察使、台灣當局駐印度大使，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及國史館館長等職。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其功過是非自有人評説；而作為一位校長，他於中央大學確有頗多建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脱離英國，1947年羅家倫任中華民國第一任駐印大使。一次使館晚宴，被邀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政府總理）和胞妹逾時很久才到，説是因國會開會剛散，羅家倫問討論何事，他們説討論到印度國旗問題，辯論了許久，傾向於沿用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對英不合作運動時代所用的旗子。它以綠、白和橘紅三橫條作底子，中間安放甘地土布運動的紡車（甘地認為家家婦女所心愛而且為其生命所寄託）。

羅家倫聽了不以為然，而且覺得非常可笑，儘管知道在那神話甘地時期，來批評他的得意之作是犯大忌的，可是對於自己認為正確見解的隱藏是對真理和朋友的不忠實。羅大使遲疑了一下説：“我是一箇中國來的大使，如何可以評議你們有歷史性的新國旗呢？”“我們一定要知道您所代表的經驗和智慧。”在場的印度朋友異口同聲。羅家倫説：“一個像印度這樣疆域廣而人口眾多國家的國旗，最好要使散步在各區的人們，看到政府頒佈的圖案和説明，就能按照仿製，不致錯誤。甘地的紡車雖簡單，但棍棒等件仍然很多，各處仿製，很難合乎比例，將來勢必不能一致。國旗不易標準化，是不方便的，這是我所持的第一個理由；我知道甘地抵制英貨的紡織土布運動，自有印度獨立史上的意義，可是印度要建國，必須要現代化，斷不能停滯在手紡腳勾的原始土車上，這土車時代任務過去了，就在當時，它也不過起到了有限的作用，何必把它延長的重建印度的影響，這是第二個理由。説到這裏，聽者頻頻點頭稱是了。致力研究印度文化、歷史、政情的羅家倫，又説出了第三個理由：“何不主張將你們歷史上和藝術上著名的阿育王輪，放在中間呢？阿育王輪雖有許多輪齒，可是都是按一定幾何圖案的比例，不但容易繪成，而且民間處處都有現代的印本。正位於國旗中間，實屬最美麗，又深切地富於涵義，更易普及。這件有代表印度統一性的古蹟，其歷史性豈不比紡車更悠久嗎？”在座的人都點頭大笑起來稱讚這是最有價值的意見。尼赫魯先在沉思，繼而也頻頻點頭。

這是一個有趣的場合。以一箇中國大使來建議駐在國國旗形態，而且印度也是有悠久文化的國家，恐怕是史無前例的。

《新人生觀》

《逝者如斯集》

《新民族觀》

《文化教育與青年》

《科學與玄學》

《疾風》

《耕雲集》

《心影邀遊蹤集》

《中華民國開國50年文獻》

《革命文獻》

《國事百年誕辰紀念叢書》

《中國人的品格》

北大招生，曾有一年破格錄取一名學生──羅家倫。當胡適批閲羅家倫的作文試卷時，激賞的給了滿分，但是翻閲這位學生的成績單，卻發現數學成績得個大鴨蛋，其他科也表現平平。但是招生委員會和主持會議的蔡元培校長，都對於破例錄取無異議，這批教授真是慧眼識英雄。不過還是勸喻大家學數學時：千萬莫作羅家倫！

羅家倫於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時年三十一歲），和上海張鈞丞先生之女－張維楨小姐結婚，由蔡元培先生證婚。張維楨是滬江大學政治系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碩士。傳説羅家倫就讀北大時，曾以文情並茂的情書攻勢苦追北大校花，初以相貌醜陋遭拒，後來被他的才華所感動，終於開了三個條件才答應嫁給他：一、要留學取得洋博士學位。二、學成後回國任教大學校長。三、夫妻不可公開並行，要保持相當距離。羅家倫為了求得美人芳心而首肯了。這個傳聞與張維楨資料不合。可能是他在北大期間的風流韻事被加以渲染而訛傳，也可能是杜撰以凸顯羅家倫有才無貌的特色而已。另一個傳説是羅家倫還給蔡元培校長寫信，請求和蔡先生的女兒訂婚。蔡先生覆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無權包辦。況小女未至婚齡，你之所求未免過分。這件事在北大傳為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