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卜藏丹津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達什巴圖爾去世後，羅卜藏丹津承襲清朝分封而來的親王爵位（異於職權，並非常規意思的“王位”）。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朝廷令羅卜藏丹津與右翼貝勒察罕丹津、達顏等，同領青海和碩特部蒙古右翼，以平衡青海蒙古各派勢力，使羅卜藏丹津深感不快。這時，因擁立七世達賴喇嘛，青海蒙古各部已經發生了分歧。1717年準噶爾汗國策妄阿拉布坦派策零敦多布攻入拉薩殺死拉藏汗導致和碩特汗國滅亡，並佔據了拉薩。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軍第二次進西藏平定準噶爾部的入侵，途徑青海時，他要求在西藏恢復他家族的汗庭（當時他是家族最高爵位的），清軍領導（康熙第十四子愛新覺羅·胤禵）沒答應，但同意他進藏協助。

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平息入侵西藏的準噶爾部策妄阿拉布坦之亂之後，羅卜藏丹津在七世達賴格桑嘉措的“坐牀”典禮上受到冷遇，為曾投靠準噶爾叛軍的第巴（政務首領或總管） 達孜瓦 求情免死被拒絕，使他不悦。另外，曾隨清軍入藏的青海和碩特部的其他領袖人物，也受到清朝的獎勵，封多羅郡王察罕丹津（固始汗五子伊勒都齊之孫，主要牧地在今河南蒙古族自治縣）為親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為郡王，並厚給賞賜，而羅卜藏丹津得到的賞賜僅為加俸銀二百兩、緞五匹（背景是進攻準噶爾時的青海蒙古兵速度很慢，遠不如南路大軍的行進速度），清朝政府還命令羅卜藏丹津與察罕丹津共領青海和碩特右翼。這也是清朝遏制羅卜藏丹津圖謀恢復和碩特部在西藏的統治，由他繼任汗位的野心而作出的相應對策。這樣，羅卜藏丹津不僅沒有實現稱王西藏的“霸業”，反而被削弱了在右翼的獨大地位。

這引起羅卜藏丹津的更加不滿。從西藏返回青海後，羅卜藏丹津暗中約定準噶爾部的策妄阿拉布坦為援，組織叛亂。“遣人到側亡（指策妄阿拉布坦）家，約伊發兵，同擾內地”，策妄阿拉布坦不敢貿然出兵，卻慫恿、支持羅卜藏丹津叛清。

這時（雍正元年八月），因此前一年康熙皇帝去世，鎮守西寧、節制各路進藏軍隊的皇十四子允禵，離開西寧回京奔喪。羅卜藏丹津乘機召集青海厄魯特蒙古各台吉（明末清初玉樹等四十族各部為青海蒙古和碩特部屬部），在察罕託羅海會盟， 煽動起兵反清，下令各部恢復原來的稱號，自稱“達賴渾台吉”，並強迫各台吉去掉清朝加封的王（親王和郡王）、貝勒、貝子、公等稱號，改稱固始汗時的蒙古舊號。對於不肯反清叛亂、拒絕到察罕託羅海會盟的左翼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和右翼親王察罕丹津等，羅卜藏丹津先後派兵前往襲擊。

羅卜藏丹津自號達賴洪台吉以統帥各部，親王察罕丹津等部與他分道揚鑣，他率兵進攻，結果使青海蒙古內部再次發生了內訌。 羅卜藏丹津順利進至河州（今臨夏）、西寧附近直到河東。

在叛軍的猛烈攻擊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難以抵抗，部眾潰散。他只得率妻兒及殘部逃往西寧，向清朝報警。察罕丹津在與羅卜藏丹津叛軍相持不敵後，也率妻子及所屬一百餘人退往河州（今甘肅臨夏），後又突圍到達蘭州。其餘不肯參與叛亂的和碩特蒙古王公也先後被羅卜藏丹津叛軍擊潰。

當時青海地區盛行黃教（喇嘛教），寺廟遍及各地，喇嘛眾多，其中以位於今湟中的塔爾寺和互助的郭隆寺（漢譯佑寧寺）最有聲望和影響力。九月，青海塔爾寺大喇嘛察罕諾們汗（察罕丹津親王之侄，並非在平定羅卜藏丹津之後被清朝獎勵的那個三世夏茸尕布，因為塔爾寺大喇嘛 察罕諾門汗戰後被處決了，察罕諾門汗應該是部落地名及職務名稱，因此後來有青海察罕諾們汗旗），和郭隆寺的部分喇嘛先後參加叛亂，這個察罕諾門汗，是蒙古大貴族，在青海是個“番夷信響”的宗教領袖，深得眾人信仰。他參與叛亂，叛軍一時勢力大增，接着，郭隆寺、郭莽寺等寺院也相繼叛亂。“遠近風靡，遊牧番子、喇嘛等二十餘萬，同時騷動。” “挑唆遠近喇嘛及百姓20餘萬人，掠牛馬，燒草谷，抗官兵，犯西寧。青海大亂。” 史載：“西寧數百里之內，一切有名寺院喇嘛皆披甲執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搶掠焚燒，無所不至。” 羅卜藏丹津一時聚眾20餘萬。攻打西寧。

年羹堯上奏摺給雍正帝，彙報西寧附近的情況時説：“其圍南川、西川、北川也，每處有賊二三千人，以勢驅逐附近番子，攻城放火，燒燬民間積聚草谷，搶掠財物，其未受蹂躪者，西寧城外十餘里耳。”可見形勢之嚴峻。

雍正皇帝獲悉羅卜藏丹津叛亂以後，作了兩手佈置：一方面令川陝總督年羹堯辦理平叛軍務，另一方面農曆七月派兵部侍郎常壽到羅卜藏丹津駐地沙拉圖傳達朝廷旨意，令其罷兵停戰，希望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問題。但羅卜藏丹津不僅拒絕了朝廷的勸諭，反而拘禁常壽（他表面上聲稱聽從勸告，而以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謀據唐古特，諸台吉不服詭稱，騙取常壽信任，將他誘至察罕託羅海，囚禁為質），並進一步加強了對西寧周圍地區的攻勢，於雍正元年十月（1723年11月）對西寧府周圍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鎮海堡與北川新城等地發動了大規模進攻。

雍正皇帝只能以武力解決青海問題。十月，朝廷任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 從陝甘各地調集精兵往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的反叛。原跟隨羅卜藏丹津的各部蒙古首領紛紛叛離，投降清軍。雍正二年（1724年）農曆正月，清朝政府又任命嶽鍾琪為奮威將軍。二月，嶽鍾琪進軍至青海湖，擊敗哈喇河畔的羅卜藏丹津駐軍，然後分三路西征。三月，嶽鍾琪率中路軍直取柴達木，擒獲羅布藏丹津的生母阿爾騰喀吞；副都統達鼐率兵追只至花海子，擒獲其主要部將數人，羅卜藏丹津徹底失敗，只帶領少數隨從逃往新疆準噶爾。乾隆二十年（1755年）， 清軍在新疆平定準噶爾攻佔伊犁時，羅卜藏丹津被俘，朝廷免去他的死罪，將他軟禁於北京。後來和他的親屬一起，被安置到內蒙古正黃旗監視居住。詳細過程如下：

雍正元年十月，清朝政府任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進駐西寧，指揮平叛大軍，又以四川提督嶽鍾琪為奮威將軍，參贊軍務，並從陝西、四川、甘肅、內蒙古等地調集大軍到青海平亂。年羹堯根據青海叛亂的形勢進行了軍事部署，先分兵於永昌隆吉河防守，以防止叛軍內犯；後駐兵於巴塘、裏塘、黃勝關等處，截斷叛軍入藏之路；又奏請朝廷令福寧安等領兵屯駐吐魯番及嘎斯泊，阻止羅卜藏丹津與準噶爾部策妄阿喇布坦相勾結，形成了對羅卜藏丹津的戰略包圍之勢。就在清朝平叛大軍尚未到達之際，羅卜藏丹津叛軍開始圍攻西寧。清軍守衞兵力空虛，但年羹堯鎮定自若，以“空城計”和“疑兵計”堅守城池，並派奇兵夜襲敵營，大獲成功。

十二月底，嶽鍾琪率大軍趕到後，清軍對西寧附近地區的叛軍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同時開始了招降活動。在清軍的攻擊下，叛軍的據點和寺院逐個喪失。塔爾寺也被清軍攻破，察罕諾門汗等大喇嘛被迫投降，結果被年羹堯下令處死，參加叛亂的喇嘛僧眾也遭到嚴厲鎮壓。在叛軍節節敗退、一部分參加叛亂的蒙古王公紛紛投降的情況下，羅卜藏丹津於十二月十三日將常壽送還清軍，並附疏上奏朝廷，為自己開脱罪責。雍正皇帝置之不理，下令清軍平叛到底。

叛軍大部分是青海西寧塔爾寺大喇嘛察罕諾門汗（察罕丹津親王之侄）的黃教信徒，成分複雜，也未經過什麼正規軍事訓練，在突如其來的清軍猛攻面前，一戰就土崩瓦解。清軍先聲奪人，斷了羅卜藏丹津的羽翼，羅卜藏丹津這時感到了恐懼，暗悔當初莽撞，就把使者常壽放了回去，請求罷兵。雍正帝諭令年羹堯，表示堅決武力平叛，不許叛逆請和。清軍迅猛地橫掃敵軍殘部，羅卜藏丹津只好一路後退。十二月，蒙古原持觀望態度的諸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率脅從叛眾10餘萬歸順清朝。

清軍繼續清除西寧附近的叛軍，很快收復了鎮海、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羅卜藏丹津率領叛軍向西潰逃。當嶽鍾琪等率領三千清軍進攻郭隆寺（今青海省海東市互助土族自治縣佑寧寺）時，遭到這裏萬餘名喇嘛僧眾的頑強抵抗，戰鬥異常激烈，可僧眾沒有正式軍事訓練，死亡慘重（後改稱佑寧寺）。章嘉二世逃跑後被清軍俘獲，押解入京，雍正皇帝以其年幼，免其一死。郭隆寺之戰是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中最激烈的戰役，用年羹堯的話説：“自三藩平定以來未有如此大戰者。”

羅卜藏丹津在西寧附近戰敗後，率部退逃到離西寧千里之遙的柴達木河一帶。在這種形勢下，年羹堯提出於四月草青時，四路並進合攻青海的作戰方案，而嶽鍾琪則提出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萬匹，乘敵不備、遠程奇襲的作戰方案。年羹堯將兩種方案一併上報朝廷，雍正皇帝最終採納了嶽鍾琪的作戰方案。這樣，雍正二年二月八日，清軍分三路向柴達木進剿。嶽鍾琪率兵自西寧出南路西進，沿途捕殺叛軍的偵騎並消滅其留守部隊，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柴達木河上游地區。二月二十日，清軍探知羅卜藏丹津大營在烏蘭穆和爾，嶽鍾琪率軍連夜拔營疾行，直搗叛軍大營。當清軍抵達叛軍營帳時，羅卜藏丹津部屬尚未起牀，人不及衣，馬未銜勒。清軍分四路發起突然襲擊，叛軍猝不及防，倉皇逃散，潰不成軍。羅卜藏丹津見大勢已去，慌忙換上婦人衣服，與妻妾隨從狼狽逃往新疆（羅卜藏丹津 “易婦人服逃走”），奔伊犁河谷、投準噶爾汗國策妄阿喇布坦。清軍徹底擊潰羅卜藏丹津所部，俘獲其母親和弟妹等，很快肅清了青海地區的叛軍。從雍正二年二月八日到二十二日，嶽鍾琪率所部五千精兵，僅用十五天，奔襲千餘里，直搗敵穴，為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立下了“奇功”。這樣，清朝政府迅速平定了羅卜藏丹津叛亂。

羅卜藏丹津逃往準噶爾部以後，一直住在新疆伊犁。直到乾隆二十年清軍平定準噶爾部達瓦齊叛亂後，羅卜藏丹津才向清軍投降，並與他的兩個兒子一起被解往北京。乾隆皇帝因蒙古各部都已歸服，便免其死罪，並賞給房屋，令其居住，同時授任其二子為藍翎侍衞。羅卜藏丹津則被軟禁於北京，不許擅出，其親屬則被歸入蒙古正黃旗。（比較於衞藏戰爭裏的發難者三噶倫，他的待遇是罕見的）

羅卜藏丹津叛亂從雍正元年八月到雍正二年三月，前後只有七八個月的時間，便被清朝軍隊徹底平定。這一方面是由於雍正皇帝用人得當，年羹堯、嶽鍾琪指揮有方，清軍將士英勇作戰；另一方面是由於羅卜藏丹津的割據叛亂既逆當時國家統一的歷史潮流而動，又違背青海地區蒙藏人民渴望和平生活的願望，因而其失敗是必然的。

羅卜藏丹津的反清叛亂，嚴重破壞了青藏地區和甘肅西部的社會安定和生產力發展，耗費了國家和人民的大量資財，尤其給青海厄魯特蒙古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戰爭使蒙古族人口鋭減，生產力急劇下降。反叛事件平息後，青海蒙古族被殺和逃散者已過大半。在17世紀中葉青海蒙古族鼎盛時期，人口達到20多萬，而這時只剩10多萬。

清朝政府採納了年羹堯的《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和《禁約青海十二事》，對青海地區的政治、經濟、宗教等進行了全面整頓，對蒙古族各部採取編旗設佐領措施，在這裏建立了會盟和朝貢制度，將青海蒙古族置於中央政府的嚴格控制下，並加劇推行分化與羈縻相結合的民族政策。仿內蒙古盟旗制，將青海蒙古族仿照內蒙古扎薩克制度分編為29旗，根據“宜分別遊牧居住”原則，“編制佐領，以扎薩克領之”。 各旗劃定遊牧界限，規定不得強佔牧地，不得互相統屬，不得互相往來。從此，青海蒙古族的政治地位嚴重下降，軍事力量一蹶不振。

其次，在支持青海各族發展經濟的同時，對這裏的喇嘛教寺院也進行了整治。康熙末年，青海喇嘛寺院已達數千餘所，“西寧寺廟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由於很多寺院喇嘛參加了羅卜藏丹津叛亂，清朝政府對寺院的喇嘛人數及房屋規模加以嚴格限制，由中央政府定期稽查。這樣將對青海蒙藏等族影響較大的喇嘛寺院也置於清朝政府的控制之下。

清朝政府迅速平定了羅卜藏丹津叛亂，及隨後的改造，及劃分青海蒙古二十九旗，確立了中央政府對青海蒙古地區的直接統治。清廷平亂後，對青海地區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裁西寧衞改置西寧府，並於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置西寧辦事大臣，總理青海事務 ^[4]  ；劃分青海蒙古二十九旗，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改鎮番衞、永昌衞、古朗所為鎮番縣、永昌縣、古浪縣，改莊浪所為平番縣，改甘州左衞、右衞為張掖縣，改高台所為高台縣。 ^[5] 

羅卜藏丹津稱亂時，一度擊潰了眾多不肯附亂的和碩特蒙古王公，掀起了青海蒙古的全體叛亂。但終究被清軍快速鎮壓。

康熙三十六年清朝政府平定噶爾丹叛亂以後，康熙皇帝派額駙阿喇布坦到青海聯繫和碩特部。經過察罕託羅海會盟，青海和碩特諸部台吉一致議定進一步歸附清朝，並前往北京朝見康熙皇帝，當時，固始汗惟一在世的兒子是第十子達什巴圖爾。康熙三十七年正月，對顧始汗在青海的和碩特蒙古後代諸首領 封爵位時，顧始汗的兒子輩只有達什巴圖爾（羅卜藏丹津的父親）在世，因此，康熙皇帝冊封達什巴圖爾為“和碩親王”，其餘台吉分別為“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及“輔國公”等。

羅卜藏丹津是達什巴圖爾的兒子。康熙五十三年達什巴圖爾去世後，羅卜藏丹津便承襲和碩親王爵位，成為青海和碩特部權勢最顯赫的貴族。

雖然羅卜藏丹津爵位最高，但是他父親是顧始汗的庶出、是第十子，歷史上他父親本來不受諸正支的 承認，因 達賴喇嘛 出面證明達什巴圖爾是顧始汗兒子，被諸正支承認了，但終究是庶出，羅卜藏丹津是顧始汗的庶出支。

達什巴圖爾系固始汗與女僕（gyog mo）之子，五世達賴喇嘛曾對青海蒙古各部首領説：“這確實是固始汗之子，是你們的叔叔（a khu），應委任為總管（spyid dpon）。”《漢藏蒙史略》（rgya bod hor sog gi lo rgyus）中説：“五世達賴喇嘛曾説過丹津法王的第四個福晉所生之子即達什。”似乎就是指此事而言。 ^[1] 

這披露了五世達賴喇嘛強調“第四夫人”（藏夫人）的實情，即達什巴圖爾是與固始汗沒有婚姻關係的“侍女”所生。這一點可能引起了諸台吉對達什巴圖爾地位的非議。出於前面所述對於達什巴圖爾的厚望，達賴喇嘛不得不給“第四夫人”正名，以便消除對達什巴圖爾的不利因素。有些文獻也記載她名叫恩克（或者額爾克），很可能也是達賴喇嘛賜封的稱號。至於達賴喇嘛勸解青海諸首領認可達什巴圖爾在家族中的領導地位這件事，應該是在具有極高威望的元老達賴巴圖爾於1690年去世後青海衞拉特聯盟盟主位空缺，需要人選時所發生。但此時五世達賴也圓寂將近十年，所謂的“勸解”實際上是由第巴桑結嘉措所操控。憑藉“達賴喇嘛”的勸解，達什巴圖爾如願從固始汗遺產中分得份子（ömči），康區的木裏等一些地區受他直接管理，且他以青海衞拉特聯盟盟主自居。這仍然引起一些首領的不滿，助長了部落各自為政的格局，加深了青海衞拉特聯盟的分裂。 ^[1] 

後來當他的兒子羅卜藏丹津以繼任盟主身份舉起反清旗幟時，真正響應者寥寥無幾，此也應是重要原因 ^[1]  。

《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二·列傳三百九》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