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蓋斯科因-塞西爾

索爾茲伯裏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1830年2月3日—1903年8月22日)羅伯特·蓋斯科因-塞西爾，維多利亞時期的三任英國首相（1885～1886,1886～1892,1895-1902年）。保守黨貴族政治家，科學怪人、牛津大學名譽校長、皇家協會主席，他在位期間使得不列顛殖民帝國廣為擴張。

1830年2月3日生於英格蘭赫特福德郡，是第二世索爾茲伯裏侯爵僅存的次子，曾就學於伊頓公學，畢業於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1853年選為下院議員。1866年7月到1867年3月短期出任印度事務大臣。因不滿保守黨支持1867年議會改革和不信任保守黨新領袖迪斯雷利而退出政府。1868年承襲父爵。經常為《星期六評論》和《每季評論》撰寫文章。並對科學，特別是植物學和電磁學產生興趣。1874年2月，應邀進入本傑明·迪斯雷利內閣再任印度事務大臣，1878～1880年改任外交大臣，共事7載，盡棄前嫌。1880年英國在控制伊斯坦布爾問題上與俄國發生衝突，他以高明的手段迫使俄國出席柏林會議，迫使沙俄修改《聖斯特凡諾條約》代之以《柏林條約》，為此獲得嘉德勳章。迪斯累利去世後，他繼任保守黨領袖，在1885～1886年索爾茲伯裏第一次組閣，因在下院無牢固多數，很快倒台。1886～1892年第二次組閣期間，對愛爾蘭採取高壓政策，反對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的愛爾蘭自治政策；1888年，改革地方自治機關，設立由納税人選出的郡務會議。在外交上把重點放在掠奪殖民地上。在亞洲，奪取緬甸；在西非，征服尼日利亞，佔領肯尼亞，進入烏干達；在南非，佔領羅得西亞。1898年法紹達危機迫使法國承認英國在尼羅河的支配地位。他是個帝國主義者，相信落後人種的進步必須經過歐洲人，特別是英國人的統治階段，必須以武力保持這種階段，他的使命就是擴大和保衞大英帝國。

19世紀最後十年，主要歐洲大國紛紛結盟，他認為英國不需要同盟國，保持光輝孤立，維持歐洲均勢，不支持約瑟夫·張伯倫與德意志帝國結盟的主張。1889年通過以兩強標準制為原則的大規模擴充海軍的法案。1895～1902年第三次組閣時，發動第二次英布戰爭。1900年，派兵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在他執政的最後兩年，由於年邁體衰，不得不放棄外相兼職。他的不結盟方針由外相蘭斯多恩侯爵1902年締結英日同盟，放棄光輝孤立政策。同年退休，將職位讓給了自己的外甥亞瑟·貝爾福。1903年8月22日卒於哈特菲爾德。他是最後一個主持政府工作的貴族 ^[1]  。他的兒子第一世塞西爾子爵E·A·羅伯特·塞西爾獲得過1937年諾貝爾和平獎。

對於英國人來説，即使貴族行為古怪，他們也沒有意見。這種古怪行為包括：貴族不去看賽馬，而是呆在家裏讀書；他們對服裝有獨特的鑑賞力：倘若他們看上去像自己的園丁，那時他們覺得，這樣才有風度，對於一個有爵位的人來説，這種古怪癖好是無所謂的。一個人在實驗室混日子，一個為錢而寫出論述外交政策的重要文章，一個厭惡社交，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堂的年輕勳爵，顯然是怪人，而作為一個怪人，他已經開始受到社會尊敬。他就是羅伯特·阿瑟·塔爾博德·蓋斯科因-塞西爾勳爵。他後來成為克蘭博恩子爵，再後來又成為第三代索爾茲伯裏侯爵。

自從伊麗莎白一世時代起，塞西爾一家就居住在哈特菲爾德，生活豪華，但並不出眾，羅伯特·蓋斯科因-塞西爾勳爵於1830年2月3日生於哈特菲爾德，是第三代侯爵和他的夫人弗朗西斯·瑪麗·蓋斯科因之子。15歲時離開了曾使他受盡欺辱的伊頓公學，到一定是時候他又進入克賴斯特徹奇學院，數學成績名列第四，他在澳大利亞呆了兩年，回國後當選為代表斯坦福德的下議院議員。大家公認他是一個有不尋常的刻薄口才的人。1857年，他與一位法官的女兒喬治亞娜·奧爾的森結婚。由於他的父親這樁婚姻對年輕的塞西爾不夠理想，所以，他們在菲茨羅伊廣場的生活相當簡樸，但是卻非常幸福。他為《季刊》和《星期六評論》著文評述外交政策以增加收入。那時是自由黨人執政，他批評自由黨的文章引起了政界的注意。

他是無黨派人士，但總的來説，持保守黨的主張。他投票反對讓猶太人進入議會，反對取消升大學的宗教考試。另一方面，他認為倫敦的濟貧局對貧苦人太苛刻。他抗議格拉斯頓企圖給予慈善事業的資助徵收所得税。他撰寫論述外交政策的文章，這些文章筆鋒犀利，深思熟慮。例如，他爭辯説，因石勒蘇益格-荷爾斯坦因問題向普魯士提出挑戰，後來又退讓；要求丹麥人放棄強硬的主張，然而有沒有幫助他們---這種政策是對榮譽和忠誠的犯罪。

他參加了德比伯爵的內閣，擔任印度事務部大臣（1866年）。可是，1867年又因擬議中的議會選舉修正法案而辭職。一年以後，他繼承了家父的爵位和在上院的席位。1874年，他又在本傑明·迪斯雷利的政府中擔任印度事務部大臣，儘管他曾説：“再次與此人供職，前景是一場惡夢。”然而，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後來，他在一次令人難忘的講話中為此辯解道：“每一個英國人，每一個英國政黨的職責，就是要誠懇地接受政治失敗，並盡力確保他們所被迫服從的那些原則獲得成功。”

不久，他就被迫屈服於迪斯累利的魅力，就像迪斯累利被迫屈服於他的能力一樣。同時，他在哈特菲爾德為自己的事業建立了一個實驗室，除其他愛好外，他獻身於攝影事業。倫道夫·丘吉爾勳爵説，“他走出在哈特菲爾德那個該死的實驗室，就從來沒有愉快過。”他被推舉為牛津大學的名譽校長，並用拉丁語對授予他這一榮譽的代表答謝。當時，他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季刊上。他極力勸説英國在普法戰爭後阻止法國將阿爾薩斯和洛林割讓給德國。他寫到：“一塊割讓的領土會成為千古難忘的恥辱。”

當迪斯累利首相要女王當印度女皇時，他衷心擁護。這時，奧斯曼帝國的力量日益衰弱，然而，土耳其犯下的暴行卻在增加。索爾茲伯裏被派往伊斯坦布爾任高級專員，他在那裏沒有得到英國僑民的信任，卻與俄國大使交上了朋友。他曾見過土耳其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此人除了其他怪癖外，還拒絕閲讀任何用墨水寫成的東西。由於他怕火，不允許在他的整個宮殿裏點上一支蠟燭。即使索爾茲伯裏當初想過要從這裏帶回一項國際解決方案，他也很快幻滅了。

他回國後發現內閣熱情歡迎他；他們知道他所擔負的使命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他乾的還不錯。此時，俄國軍隊正在巴爾幹和高加索向南推進。到1878年春，俄國軍隊已駐紮在君士坦丁堡郊區。土耳其蘇丹呼籲英國進行調解，迪斯累利派遣一支英國艦隊監視俄國軍隊；鯨魚和大象----俾斯麥是這樣稱呼他們的---已處於相互攻擊距離之內。下院通過表決，決定撥款600萬英鎊進行軍事準備；德比勳爵十五世辭去外交大臣職務，索爾茲伯裏接替了他。

他做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草擬一封發給歐洲五強的通函，提出一項解決包括“東方問題”在內的一切爭端的基本方案；不能讓俄國人獨佔和平的締造者；俄土之間的任何條約必須死一項歐洲條約。通函在索爾茲伯裏就任外交大臣之前就發出了，這是一個起決定作用的文件。他是迪斯累利在柏林會議期間的得力助手，官方的慶祝活動使他厭煩（“那位討厭的公主要我去波茨坦共進午餐”），他專程去德累斯頓，在一個英國聖公會教堂做禮拜作為消遣。在他們一道勝利歸來後，索爾茲伯裏和他的上司一道被授予嘉德勳章，他勉強接受了它。可是，他堅持認為，在柏林期間最愉快的事是能到到一次機會，與物理學家赫爾曼·赫姆霍爾茲討論電磁學。至於談判的結果，他説：“歐洲寧靜了幾個月，觀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恢復常態的有趣過程 ^[2]  。”

1881年迪斯累利去世後，索爾茲伯裏接替他在內閣中成為保守黨的領袖，四年後，格萊斯頓被擊敗，維多利亞女王招他組閣。當敕令從巴爾莫勒堡發來時，他正在和特菲爾德，正在他的實驗室裏搞實驗。他立即動身去倫敦，趕上了去英格蘭的夜班車。他願意---擔並不急切---擔任此職。在擔任首相期間，無論是哪一次，他從未在唐寧街十號居住過。他不是在外交部，在哈特菲爾德辦公，就是在阿林頓街他的倫敦寓所裏工作。他以對君主應有的忠誠以及對一位對人和世界事務具有長期、廣泛閲歷的女性應有的尊重來對待女王。

他決心在擔任首相是繼續兼任外交大臣，他的內閣存在的時間並不很長，政府失敗後，他回到哈特菲爾德的實驗室裏，恢復中斷的實驗。但是不久，他在1886年，再度出任首相，並重返外交部。

在以後的六年裏，索爾茲伯裏這位謹慎的帝國主義者在非洲得到三個殖民地，另外還有婆羅洲。他用赫爾戈蘭島換得桑給巴爾島，與葡萄牙進行艱鉅談判的結果是，為英國獲得了後來被稱為羅得西亞的領地，其首府命名為索爾茲伯裏。他在1892年的競選中失敗。儘管在下院中保守黨議員比自由黨多幾倍。但是，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使形式變得有力于格萊斯頓。索爾茲伯裏退休。他來到他所喜歡的迪埃普附近的一所別墅中，或是駐在他的先輩在哈特菲爾德的宅邸中。在那裏，他可以高枕無憂，騎自行車，可以修身養性，考慮和準備關於科學題目的演講；他於1894年擔任英國學術協會主席。

他對格萊斯頓的“愛爾蘭自治法案”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這項法案在上院遭到否決；1895年，自由黨人在普選中被擊敗。維多利亞女王很樂意讓索爾茲伯裏再度擔任他的宰相，以接替“那個可怕的老頭子。”----格萊斯頓。現在，索爾茲伯裏在議會中擁有多數。他有約瑟夫·張伯倫這位精明強幹的殖民大臣；他的侄子亞瑟·巴爾福是下院議長。他本人再度兼任外交大臣，就象事實所證明的那樣，負責指導方針政策，處理了一次又一次危機：例如，於美國的委內瑞拉債務危機，與法國的法紹達衝突。

他設想出的那種“歐洲協作”是旨在保護處在土耳其暴政之下的基督徒的利益的外交工具。這些基督徒急需得到保護，伊斯坦布爾發生了屠殺數千名亞美尼亞人的事件，而當時土耳其警察卻袖手旁觀，這説明了保護基督徒的迫切性。但是，索爾茲伯裏勳爵不相信罵街政策--針對這些爭議他無所作為。他的徹底實事求是的務實政策自然是有得有失。因而，他被迫允許俄國人在旅順口建立一個海軍基地。他的同事們十分有理由將此事看作詩一場災難。但是，那時霍雷肖·赫伯特·基欽納正在前往喀土穆和法紹達的途中，存在着與法國發生戰爭的嚴重危險。他解釋道：“我現不能與俄國發生爭吵。”

到1899年，他的記憶力在衰退，儘管他的智慧還是那樣敏捷。“我想，我應該開始打橋牌，”他説。“這樣就能遇見德文郡公爵（他的一位大臣）。他的視力也似乎在下降了。當威爾士親王（以後的愛德華七世）遞給他一張名片時，他盯着看了一會兒説道：”可憐的老布勒。“

他滿臉絡腮鬍子，是位肥胖的年邁紳士，記憶力很差，但他在內閣和國內的威望始終很高。他允許張伯倫擁有廣泛的自由來制定英國對南非的政策。第二次布爾戰爭爆發後，英國在軍事上的無準備狀況暴露了出來，以至於不得不徹底更換了戰場上的指揮員。索爾茲伯裏在整個戰爭和歐洲大陸爆發的反英運動中始終保持着對他的副手們的信賴。1900年11月，這位年邁的紳士將外交部的大權交給了蘭斯多恩侯爵。

大約那個時期，工黨勢力逐漸抬頭，他對工黨的某些目標是贊同的；他支持工會和罷工權；他曾反對義務教育。但是，當他成為法律後，他堅持主張義務教育應該免費；他支持改善對窮人的法律，鼓勵城市企業---這一切他完全支持。可是，他不喜歡出現一個新的、獨立的政黨，他嫌惡社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是以國家官僚制度來取代家庭這個單位。

在1900年9月的“卡其選角”中（利用緊張局勢而得到多數人投票的政略選舉），是張伯倫，而不是索爾茲伯裏，成為保守黨的中心人物。政府以134票的壓倒多數取勝。索爾茲伯裏繼續任職，儘管他已年邁體衰。他這樣做，其原因是，被他看作是位朋友的女王也正走向她統治的末日。他在愛德華七世登基之前就退休了，到歐洲大陸做最後一次度假。1903年8月22日，他在哈特菲爾德一個小教堂做最後一次早禮拜時去世，終年73歲。他被安葬在哈特菲爾德教堂墓地他夫人的墓旁。

他任首相13年10個月之久，意義更重大的是他一生中真正的使命，那就是他11年半時間裏一直兼任外交大臣，只有一次短暫的間隔。繼迪斯累利的才華和格萊斯頓的機敏之後，這位貴族政治家，也有某些不被人知曉和不可理解的氣質。除了基督教信條外，他不相信任何理論。他討厭蠱惑人心的政客，不信任專家。“你要是相信醫生的話，那麼，就沒有什麼是符合衞生條件的；你要是相信神學家，那麼，就沒有什麼是清白無辜的；你要是相信士兵，那麼，就沒有什麼是安全的。他們都需要在他們的烈酒裏滲進大量淡而無味的常設，以使之稀釋。”他給政治帶來的——這也足也説明他能控制自動的黨和時代的原因——是對性格的尊重。膚淺、虛誇、小聰明引起他極大的厭惡。他的最尖刻的評價就是對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的評價：“他是個偽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