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倖存錄

夏完淳（公元1631年—1647年），原名復，字存古別號小隱，又號靈首（一作靈胥），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縣）人。其父夏允彝是江南的名士，好古博學，成進士後，做過一任長樂縣令。當時政治腐敗，權奸當道。太倉張溥、蘇州楊廷權等繼承東林的流風餘韻，聚集各方名士，組織復社，糾彈時政，主持清議；允彝也和同郡陳子龍、徐孚遠、何剛等創立幾社，砥礪名節，指摘朝政，和復社桴鼓相應，聲息相通，很得海內人望。由於他的父親和一般往來的師友都講文章氣節，夏完淳生長在這樣的環境裏，從小耳濡目染，受着深刻的影響，使他天賦的才華獲得了飛躍的發展。

夏完淳聰明早熟，天資極高，據説他五歲知五經，七歲能詩文，九歲就寫作了《信乳集》。陳繼儒在《夏童子贊》裏曾稱許他：“包身膽，過眼眉，談精議，五歲兒”，又説：“矢口發，下筆靈，小叩應，大叩鳴”。錢謙益在他八歲跟父親到北京時見了面，也很驚異他的聰慧，寫詩送他説：“若令酬聖主，便可壓羣公”。可見他幼年時便已聰明過人，他父親謁選南歸，出任福建長樂縣令，他也隨同前去，讀書以外，留心時事，好閲邸鈔。後來他隨父返家，年齡雖還只有十二歲，但已博極羣書，為文千言之就。如風發泉湧：談軍國事，鏗鏗其中”。他的經世才能，已經顯出崢嶸的頭角了。

明朝滅亡清軍入關，他與一些少年英俊之士組織西南保朋會，力主復明，成為幾社的後繼。

建立不久的南明弘光政權在清軍大舉進攻下淪亡，大江南北處於民族危亡之中。這時僅十四歲的夏完淳毅然跟隨父親和老師陳子龍起兵，投入到火熱的抗清復國的民族鬥爭之中。

其父夏允彝悲憤交加，投井殉國，國難家仇，愈發堅定了他的鬥爭信念。他與陳子龍一起，繼續參加抗清鬥爭，魯王遙授他為中書舍人。他還參謀太湖吳易軍事，吳易失敗，陳子龍自盡，不久夏完淳也不幸被捕。他被捕解到南京後，審訊他的人是大漢奸洪承疇。洪承疇有心想軟化他。假意説：“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賊中耳！歸順當不失官。”夏完淳明知座上審訊他的人就是洪承疇，卻故意恭維一番，説：“我常聞亨九先生本朝人傑，松山、杏山之戰，血濺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動華夷，吾常慕其忠烈，雖年少，殺身報國，豈可以讓之！”

等到左右的人告訴他座上的人就是洪承疇以後，他便反過來痛罵一頓，説“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聞之，曾經御祭土壇，天子親臨，淚滿龍顏，羣臣嗚咽。汝何等逆徒，權偽託其名，以污忠魄！”弄得洪承疇色沮無以應”，這時和他一同被審的他丈人錢梅已經有些泄氣，夏完淳厲聲激勵他説：“當日者，公與督師陳公子龍及完淳三人同時歃血，上啓國主，為江南舉義之倡，江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慷慨同死，以見陳公子地下，豈不亦奇偉大丈夫乎哉！”錢梅於是也就不屈，和完淳同時死難，全了晚節。夏完淳死時，年僅十七歲，他以英勇的鬥爭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氣節名垂青史，甚至在清乾隆時還追諡他為“節愍”。

夏完淳在世雖然只有短短的十七年，但他在明末文壇上卻有着不可磨滅的光輝。他幼年時代就吸收了古典作品的精華，長大後又加上實際戰鬥生活的鍛鍊，因而形成了他詩歌的慷慨悲壯而又清新開朗的獨特風格，留下了大量愛國主義的詩篇，象他這樣年輕有為的英才，歷史上是不多見的，他的著作有《玉樊堂集》、《內史集》、《南冠草》及《續倖存錄》，集中很多優秀的詩篇，特別是《南冠草》中的他臨難前的十幾首詩，都以生動精煉的語言，表達了他那國難受家仇，未報萬一的無限悲憤，具有高度的藝術感染力，能引起人們強烈的共鳴，這些作品，無論是從思想性或藝術性方面看，都是非常成功的。

即便這些也真假雜糅，並非原璧，其他六卷不知是否還存於世，書後有無名氏跋，雲：“以書生談朝事，其誹者十之三四，故予刪其誹內存其是，非全錄也”，亦可證明現存本子是給後人竄亂刪削的，又傳抄本有“建夷授官始末”，“沈遼失守始末”，“擬諡遜國諸臣評”諸篇，是記水都時事的，有人認為不是完淳所撰，而是後人所抄附，但原書殘缺，已無從比較。

《續倖存錄》被後人竄改，已失去本來面目，不過吉光片羽，亦自可珍，從現存的部分也可窺見全書之一斑，本書主要記載南明的政事及黨禍始末，如有羣臣關於擁立福王的不同意見匯水四鎮的督守情況，對清策略上戰與和之爭，與農民軍作戰的平賊將左良玉和馬士英的對立，抗清英雄史可法的事蹟，崇禎皇帝的諡號等。

書中記載左良玉與馬士英的對立：“二月中而妖僧大悲之獄起，大鋮等藉此為名，欲盡殺諸君子，大悲自稱先帝，既歸法司，復言潞邸之弟，羣奸竟鍛鍊以合擁戴一案，於是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説，士英義形於色，奮然阻之，遂僅以大悲口中所供謙益及申紹芳二人上聞，二人疏辨，亦旋解，二月晦日，斬於通衢，三月朔，而王之明，童氏兩獄俱發，一稱故皇太子，一稱上應妃，其真其偽，草野小臣不敢仰視天象，總之處置無術，斧燭之疑，難負千古，遂致靖南有揭，廣昌有疏，定南侯左良玉遂以清君側名舉兵向闕，建瓴而下，士英大恐，遂檄得功，良佐以抗上游，而傑已為許定國所害矣，河上之師，盡歸瓜揚，定國導虜直下，可法死守揚州，不支而死，左氏復下破安慶，盡殺阮氏，大鋮遂謂與左氏之來，不若虜來，我且同虜以殺左民，並殺王之明以絕其望，虜信日急，遂不得行，傑潰卒渡江，靖虜伯鄭鴻逵掩而殺之，且也露布告捷，璽書褒封，潰卒遂轉降虜引之以南，鴻逵連報虛捷，五月八日，虜遂南渡破鎮江矣。

在這民族存亡的危難時刻，當權派卻一昧勾心鬥角，內訌不已，甚至感嘆：“左氏之來不若虜來”，要借外族之手來殺與自己政見不同的人，可見黨同伐異已嚴重到了何等地步，同時，兵敗如山倒，軍事上節節失利敗退，連“潰卒遂轉降虜”，卻還“連報虛捷”，拿軍國大事當兒戲，那麼“虜遂南渡破鎮江”也就不足為奇了。

南明弘光政權上至皇帝、下至大小官吏無不貪婪腐敗，搜刮民財，賣官鬻爵成風，書中記載“僅僅屈田，張三秉輩及外廷大臣不以國事為憂，日夜娛樂，上端拱宮中，後宮子女以千計”，還有一條當時京城諺語：“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止愛錢，皇帝但吃酒”，類似的記載，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另有記載官吏搜刮民財的劣跡，一方面刻畫他們自鳴得意的嘴臉，一方面又對這種行徑表示了作者自己的不滿和鄙薄：“劉澤清幼時，曾習舉子業，試時一拳毆殺一隸，遂跳出。應兵部將材舉天下第一，其對客常曰：我二十一投筆，三十一登壇，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僅僅以富貴自誇，小丈夫，小丈夫。”

另外，本書的議論多於客觀記述，難怪要被後人説成是“書生談朝事”，書中在寫馬士英、阮大鋮等人時，雖然也記他們貪贓枉法，打擊異己的劣行，可也有許多開顏讚譽之詞，這引起後代許多人的不滿，如他為馬士英、阮大鋮開脱：“阮圓海之意，十七年閒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當事或以貴撫或豫撫任之，其願大足矣，圓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亦無實指，持論太苛，釀成奇禍，不可謂非君子之過，阮之阿?，原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為楊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賢，同為通內，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為阿?，烏能免其反云乎。

該草荐阮疏，以為在廷諸臣無出其右，為阮任怨任咎，無所不至，阮既得志，遂欲奪其樞席，楦草遽以協理處之，馬是小人中之君子，阮是小人中之小人，其他蔡奕琛、陳盟又不如阮有爽朗之氣，可與言大義者矣。

在作者看來，馬士英、阮大鋮竟是可與言大義的人，甚至他們要挾投降、腐敗作亂的種種行徑，也要朝中廷臣負起一部分責任，這無怪乎要招致後人的強烈反對了：“士英豪宕有將材，四鎮俱其心腹，督師淮左，有臂使之便，亦未為失人，既而士英擁兵入朝，遂假中官之援，清留輔政，於是有內外均勞之議，而可法出督師，士英兼揆樞矣，士英之人也，其心亦欲為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為奸雄，呂大器羣起而攻之，迨薦阮大鋮而舉朝唾罵矣，大鋮之阿鐺也，仍無實跡，致以落拓不羈之才，久躓田間，不為小屈，且其欲得者不過遠方一撫臣耳，廷臣謂大鋮一出，則逆黨盡翻，則上且??問三朝舊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乎，於是一呼百和，眾論沸騰，士英見滿朝異議，愈結內宦及外鎮為援，士英之力本可鉗制內外，一假其力，遂橫不可禁，士英自謂得計，亦失計也，大鋮所求不得，其毒愈張，故佐樞命下，斥逐空庭，惡遂不可遏，未必非廷臣激之使然。

把馬、阮的作惡犯上，解釋為其不遂其志而鬥氣使性，實在是太牽強了。《南都雜誌》中還記錄了當時民諺，反映人民百姓對奸黨當道的政治的不滿和諷刺，如“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為畜道；二黨之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又有署在兵都門上的，“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阮直入中原”。夏完淳也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感嘆：“朝事徵諸野，太史陳風，時事可知矣。”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南都之政，幅員愈小則官愈大，郡縣愈少則官愈多，財賦愈貧則官愈富，斯之謂三反，三反之政，又烏乎不亡。”

夏完淳本人是堅決抗清的，他的著作也反映了強烈的民族感情，這自然為清政府所不容。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軍機處認為它失實，且“中間指斥之句甚多”，遂上奏皇帝，請求將其全部銷燬，立刻便被批准，後來它在民間秘密流傳，又被人刪削，致使今天所見的本子殘缺不全，十分令人惋惜。

夏完淳的著述很長時期只有抄本流傳，清嘉慶年間，王昶、莊師洛等輯其作品，編刻成《夏節愍全集》，詩、賦、詞、曲雜文皆集錄在一起，共十四卷，內容較為豐富，是現在流傳的通行本，也是較為完善的本子，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以此本為祖本，於一九五九年出版了斷句排印本，改題為《夏完淳集》，收有《續倖存錄》。《續倖存錄》另有《明季稗史彙編》本、《明末十家集》本、《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