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碼解碼

伯明翰學派的核心成員安吉拉·麥克羅比(Angela Mcrobbie)將霍爾的全部著作分為三個有代表性的時期，即“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電視；20世紀80年代後期撒切爾主義的‘權威民粹主義’；以及多元文化主義。”就霍爾個人而言，其文化理論著作迭出、成果卓著是出現於其擔任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即cccs)第二任主任期間，這一時期，霍爾率領“媒體小組”對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和傳媒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先後發表《文化，傳媒與“意識形態”》《解構“大眾”筆記》《電視話語的編碼和解碼》等著名文章。霍爾堅持左翼馬克思主義立場，試圖運用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來解釋日常政治傳媒實踐，尤其是媒體、國家和政治之間的關係。本文從霍爾解構“大眾”，編碼/解碼，媒體、政治與意識形態三方面論述霍爾對文化研究的理論貢獻。

一、霍爾解構“大眾

霍爾在《解構“大眾”筆記》一文中以社會關係作為大眾文化的起點，“在向農業資本主義轉變的漫長階段，以及其後工業資本主義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勞動者，勞動階級，和窮人的文化中或長或短地持續着鬥爭。”在霍爾看來，“大眾”往往成為社會“改革”的對象，要求其符合統治階級的最大利益。霍爾言及的大眾文化與威廉斯極端浪漫的描述“為民所有，所享，所用”大相徑庭，霍爾注重從社會關係來定義“大眾文化”。

霍爾圍繞“大眾”一詞，對“大眾文化”的不同定義進行了三個層次的解構：其一，是“大眾文化”的市場或商業定義，即成羣的人聽它們，買它們，讀它們，消費它們，似乎也盡情地享受它們。霍爾認為，這一定義與對民眾的操縱和貶低聯繫在一起，民眾無異於“羣氓”，是一羣生活在“虛假意識”中的文化傻瓜。對這一同質化和描述性的定義，霍爾持反對態度，“歸根結底，把民眾視為完全被動的外圍力量，是一種根本不屬於社會主義的觀點。”其二，大眾文化是指“大眾”在做或者曾經做過的一切事情，這接近於大眾的“人類學”概念——“大眾”的文化、社會習慣、風俗和民風，即“標誌特殊生活方式的東西。”霍爾認為這一定義描述意味過於濃厚，大眾文化與非大眾文化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最後，也是霍爾本人所提倡的定義：用關係、影響、抗衡等綿延不斷的張力來界定“大眾文化”，集中探討大眾文化與統治文化之間的關係。霍爾指出，建構“大眾”所依據的原則是佔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導文化與“邊緣”文化之間的張力和對立，這種張力和對立區分“大眾文化”和“非大眾文化”，“我認為存在着一場持續的和肯定是不均等的鬥爭，由主流文化發起，不斷地要去破壞或重組大眾文化，要把大眾文化的定義、形式包圍和限制在統治形式的更具包容性的範圍之內……這是文化鬥爭的辯證法……沿着對抗與接受、拒絕與投降的複雜路線前進，使文化領域變成一個持續的戰場。”顯然，霍爾在考察大眾文化時，主要關注的是文化間的關係和霸權問題。

霍爾自覺地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定義大眾文化，具體説是從階級的角度闡釋統治意識形態文化控制和被統治階級反抗此一文化控制的鬥爭和妥協，從中可以窺見葛蘭西霸權理論的影子。與法蘭克福學派單純地將大眾文化視為精神鴉片的觀點不同，霍爾強調文化霸權控制和反控制的雙向運作。那麼大眾文化與商業到底是什麼關係?霍爾認為不存在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必定是存在於文化權力和統治關係網之中，與商業亦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

霍爾對大眾文化的描述可以説是在文化主義語境中，改寫了威廉斯“文化是整體的生活方式”的經典定義，霍爾更願意將文化表述為鬥爭方式，在文化鬥爭的辯證法中闡釋大眾文化。同時，霍爾反對建立某種普適的大眾美學，認為大眾文化處於一個文化鬥爭的場域中，其位置是變化和流動的。霍爾對大眾文化的闡釋體現了典型的伯明翰文化主義的左翼馬克思主義立場和作風：大眾文化是被壓迫者文化和被排斥之階級反對權力支配的競技場，它不是簡單表現出成熟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場所，然而社會主義卻可望在這個領域裏建立起來。大眾文化的重要性就在於其是社會主義可能得以建立的場所之一。

綜而論之，霍爾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其對大眾文化的分析極富文化政治學色彩，由於引入葛蘭西的霸權理論，霍爾將大眾文化看作是一個流動和鬥爭的場所。霍爾的大眾文化理論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駁斥了法蘭克福學派一味將大眾文化當作文化工業並視其為精神垃圾的精英主義作風，同時也避免陷入威廉斯等人對大眾文化的過於經驗化和同質化的描述；其二，影響了其後的民粹主義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的“大眾文化抵制論”，併為其他國家的大眾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論範式。

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McLuhan)從“技術決定論”出發，預言性地提出了“地球村”“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熱媒介和冷媒介”等著名概念，開創了電子傳播時代的媒介文化研究。媒體在當代西方國家與司法、立法、行政並列，成為“第四政治機構”。一般認為，大眾傳播與媒體研究有着兩種範式：其一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興起於美國的實證主義流派，代表人物有拉斯韋爾、施拉姆、拉扎斯菲爾德等。拉斯韋爾在《傳播的結構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W”傳播模式，即誰、説什麼、通過什麼渠道、對誰和取得什麼效果。“五W”模式勾勒出實證主義傳播研究的“發送者—信息一接收者”的線性模式；另一條是由法蘭克福學派所開創的批判範式，強調對傳媒進行意識形態效果批評，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儘管不同意法蘭克福學派對傳媒社會功能的一味貶低(如馬爾庫塞的“單面人”)，但仍承襲其意識形態批評路徑。

作為傳播與文化研究學者，霍爾十分重視對媒體的研究，“好和壞，精與次之間的難以選擇並不存在於現代傳播形式的不同，而是存在於媒體中。”霍爾在媒介文化研究的赫赫聲名是基於其創立的編碼/解碼模式。編碼/解碼理論首次以文稿形式出現是在1973年9月，當時霍爾提交了一篇名為《電視話語的編碼和解碼》的大會發言稿，由於其迥異於實證主義傳播模式的標新立異，發言稿在會議上引起巨大反響，隨後以單篇論文形式收錄於《文化，傳媒，語言》，最後又冠以《編碼，解碼》為名出版。

在《編碼，解碼》一文中，霍爾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價值循環論的影響，提出了信息交流的四階段理論：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和再生產。這四個環節是信息傳播的循環過程，各環節均有聯繫，但又保持着相對自治。霍爾認為，信息在流通過程中是以符號為載體形式傳播意義，這一過程既有賴於技術和物質工具，也取決於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各自的社會關係。傳統的大眾傳播研究模式“由於僅只關注信息交流的層面而未能把不同時刻作為一個複雜關係結構的結構化概念而受到批判。”事實上，由於信息接收者的社會特徵、知識背景不同，他們在接收信息時必定會有各自不同的解讀。霍爾以廣播為例來説明“信息來源”和“接收者”之間符碼的不對稱，“廣播員往往關注的是觀眾未能按他們(廣播員)的意願理解意義。他們真正想説的是電視觀眾沒有在‘主導的’或‘所選的’符碼範圍內活動，他們期待‘完全清晰的傳播’，然而，卻不得不面對‘系統地被扭曲的傳播’。”弱編碼與解碼之間符碼的不對稱，根源於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關係、社會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結構性差異，其中包藴着意識形態運作和媒體文化霸權。

霍爾提出三個“假想的立場”來描述話語的各種解碼過程。第一個假想的立場是主導一霸權(preferred reading/dominate reading/hegemonic read-ing)立場，傳播的目的是實現傳播者與受眾之間實際相同含義的交流。處於這一立場的新聞傳播者的理想的傳播方式是“完全清晰的傳播”，即受眾在主導符碼的範圍內進行解碼，其對信息解讀的方式和過程完全符合於編碼時刻所設定的預期。然而，這種預期的實現要依賴於媒體的暗中操作。霍爾一針見血地指出：“對北愛爾蘭的政策、或者智利的政變、或者《工業關係法案》的霸權闡釋，主要是由政治和軍事精英們制定的：通過職業符碼的操作，選擇並結合具體挑選播映的場合與式樣、挑選職員、選擇影像和現場辯論。”第二個立場是協商式(nego-tiated or corporate)立場。霍爾援引葛蘭西的霸權思想：“在協調的看法內解碼包含着相容因素與對抗因素的混合：它認可旨在形成宏大意義(抽象的)的霸權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個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層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規則——依據背離規則的例外運作。”在此，霍爾看到了編碼一解碼過程中存在着包容與控制的雙向運作。第三個立場是抵制式或對抗式(counter-hegemonic)立場。霍爾認為，雖然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在主導媒體文本中處於優先解讀地位，但並非説明所有的受眾都會自動做出這種選擇，解碼人的社會狀況會激勵他們採用不同的姿態來對待同一媒體文本。因而，如霍爾所分析的，工人受眾往往會將主流媒體編碼的關於“限制工資必要性”的“國家利益”解碼為階級利益。這一立場富於批判性和抵制性。

霍爾的編碼/解碼模式對媒介文化研究有着兩方面的理論貢獻：一方面，編碼/解碼模式顯示了與它之前的媒體研究中兩大研究範式的融合和決裂，在超越實證主義“發送者一信息一接收者”的線性傳播模式的同時，又顛覆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消極受眾論，將話語、符號、權力、社會關係等引入媒介研究，標誌着英國媒介文化研究開啓了建立在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概念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媒介理論的新紀元；另一方面，霍爾的三個“假想的立場”為媒介研究的民族誌受眾分析提供了理論框架，霍爾的同事、著名批判學者戴維·莫利(David Morley)採用霍爾模式，對“全國上下”新聞節目進行了民族誌受眾分析，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學者洪美恩的《看<達拉斯>》也堪稱運用霍爾模式進行傳媒受眾分析的經典之作。

當然，霍爾的編碼/解碼模式近來也遭遇到批評和挑戰，霍爾本人也曾反思編碼/解碼理論：“我曾經想擺脱那些觀點的起源出處，我們已身處歷史中，因而話語也是散漫無序的。但是編碼理論並非天外飛來，我曾犯了個錯誤，只是把那個圖表劃了上半部分。如果你想閲讀全部內容，你必須劃一個環形圖顯示它。因此我必須説明白解碼是如何進入記者選題的實踐和話語體系的。”筆者以為，霍爾的文化理論建構於表徵理論，始終強調意義，編碼/解碼模式也不例外；由於過於執着於意義，往往忽視了對更為宏觀的因素(如經濟因素)的關注。如果引入布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用對文化資本的擁有來分析受眾的解碼立場，這樣會更有理論説服力和實踐操作性。我們要牢牢記住格羅斯伯格的忠告：文化研究越來越遠離經濟，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傳媒、政治與意識形態

當今很多傳播學著作，尤其是《大眾傳播學》之類的高等學校教材，無一例外地將斯圖亞特·霍爾列為20世紀最為重要的傳播學者之一。筆者以為，霍爾對大眾文化、大眾傳媒(電視，廣播，新聞報紙)的分析極富馬克思主義批判色彩，為傳播學的批判範式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透過霍爾對傳媒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霍爾的真正意圖是將傳媒作為一種文化形式，以左翼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眼光，洞察這一文化形式所負載的政治功能和意識形態效果。因此，霍爾的傳媒分析更傾向於文化政治學，其關於文化、文化研究、接合理論、意識形態等一系列理論在此雜陳並置，形成一種“復調”奇觀。

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學者約翰·道克爾(John Docker)在分析霍爾的《文化，傳媒與“意識形態”效果》時，指出該文“絕大篇幅討論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傳媒只在結尾處論及”。事實上，《文化，傳媒與“意識形態”效果》堪稱霍爾媒體分析的代表作，它採用葛蘭西的霸權思想和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來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傳媒：“到了20世紀，大眾傳媒對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殖民是如此成功，它們一舉奠定了領導權、霸權和統治，傳媒現在的責任是向集團和階級提供關涉到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其他集團生活的形象，信息和知識，它們交織在我們彷彿是眼花繚亂的現代生活總體之中。”。霍爾的理論視點是葛蘭西式的，認為傳媒與家庭、教會和學校一樣，是資產階級上層統治機器實施其意識形態霸權所賴以憑藉的機制。這一論述顯然迥異於哈貝馬斯所謂的“傳媒運作的空間是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在霍爾看來，那種假想性的民主化的公共空間有如海市蜃樓，傳媒真正運作的機制乃是取決於意識形態的霸權與鬥爭。

霍爾在論及大眾傳媒時，首先駁斥了“共謀論”“取代論”和“聽任論”等頗為流行的傳媒理論。當時一些左派理論家想當然地以為：播音員和政治家之間存有共謀關係，以遮蔽觀眾和全體選民的眼睛。霍爾對此論調不以為然。並援引阿爾都塞關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文章，認為電視和政府的關係是相對自主的，媒體從業者均按照其自身的專業編碼來運作，即使是BBC這樣的國有新聞機構，其新聞工作者也並不直接對政治家負責，當然， 特殊的緊急情況除外。麥克羅比將霍爾專注於對媒體與權力和意識形態問題的探討稱之為“一種微觀政治學分析”，一種“複雜的統一體”。

麥克羅比在《文化研究的用途》中將霍爾的文化理論列為首章，並着重研究了霍爾的傳媒、政治與意識形態理論。我們不妨借重麥克羅比的眼睛來鳥瞰霍爾對傳媒的文化政治學分析：

首先，霍爾吸收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論。按照阿爾都塞的觀點，媒體的意識形態作用就是恢復和維持現存的階級關係。霍爾在闡述中顯然又融合了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認為媒體“恢復和維持現存的階級關係”的目標從未存在過，總是存在新的被瓦解的可能性。因而，媒體與政治之間不存在某種固定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媒體與政治的關係類似於中立國與政治的關係：“既需要政治家遵守媒體規則，同時也需要媒體提防對選擇性和偏見的指責，而通過對政治家‘現場直播’或‘用他們自己的話’，就可以創造一個看上去中立的空間。”傳媒已然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各黨派政治紛爭的角鬥場所，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鬥爭在此上演。一方面，傳媒機構總是在不斷調整自身的定位以適應當權政治文化的變動和趨勢，霍爾例舉英國廣播公司為自己打造國家文化機構身份的過程，“……將它們組織成一個單獨的‘聲音’而維護了主導階級文化的標準及價值，並且同時把其他階級和各地區的‘不同聲音’納入到它有機的聯合框架之中。英國廣播公司不僅是一個‘國家機構’，還是一個人民的機構，曾一度與全體英國人民的命運與前途休慼相關。”另一方面，由於政治和媒體之間的權力平衡發生改變，傳媒呈現出“去政治化”態勢。霍爾敏鋭地觀察到政治電視的邊緣化，“由於激烈的競爭，商業利潤，更多的不規則在操作，時事電視為迎合娛樂性而逐漸邊緣化，被稱之為‘時效電視’(factualtelevision)。”

其次，霍爾通過《監控危機》(Policing the Cri-sis)中對“民間魔鬼”所引起的“道德恐慌”的關注，以及20世紀80年代後期對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的批判，別具匠心地指出：大眾傳媒承擔着將主流意識形態轉化為通俗習語，從而達到對民眾的規訓的目的。霍爾在對撒切爾政府，包括對後來的布萊爾政府的批判中始終着眼於文化政治學，創造了“權威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即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系，並不只為財富或中產階級服務，也為普通民眾效力；普通民眾也可以變成獲利者和新型私有化的公共設施中的投資者，即通過爭取平民的贊同而重建霸權)的新術語，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英國的傳媒機構不時報道：撒切爾夫人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説話，同工人階級一起抱怨過分官僚化的左派、工會和地方政權，關心普通民眾的生活，承諾向福利國家邁進，如此等等。霍爾清醒地認識到：資本主義傳媒的實質就是將意識形態生活化或文化化，撒切爾主義的實質就是要通過爭取平民的贊同而重建其政治統治霸權。

綜而論之，霍爾從政治和意識形態視閾出發研究大眾傳媒，開創了媒介研究的文化政治學範式，霍爾對傳媒的分析絕不是居高臨下的空談式的社會學批判，他始終堅持將傳媒置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範疇之中來發掘其意義和效果，其媒體文化理論進一步深化了文化研究這一學術思潮的政治學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