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民族主義

一，大眾化。對於大多數普通百姓來説，過去在公共場合發表觀點是無法想象的事情。他們原來屬於不具備話語權的弱勢羣體，隨着因特網的發達，逐步把網絡視為表達觀點的意見渠道和唯一認同的政治社會；

二，體制外。網絡人口已超過4億，網絡民意為政府部門的決策過程和整個國內輿論造成深刻的影響。但它屬於“體制外”，其原因歸結於它的“匿名制”；

三，情緒化。網絡空間與其説是表達政治觀點的平台，不如説是發泄生活情緒的途徑。大眾也好，體制外也好，廣泛羣體往往屬於缺乏政治權利、財富基礎、話語權的弱勢羣體；

四，極端性。由於上述大眾化、體制外、情緒化三方面原因，網絡上的言論往往趨於極端化。

網絡民族主義在概念上基本可以等同於“大眾民族主義”和“體制外民族主義”。與“網絡民族主義”相對應的是“民族主義”，也可以稱為“精英民族主義”和“體制內民族主義”。不言而喻，就從概念的界定而言，“網絡民族主義”無疑是“民族主義”延伸的結果，沒有民族主義，就不會產生網絡民族主義。在這兩者之間形成一種“呼籲—迴應”的關係，即在因特網興起之前，本來就具備一定話語權的體制內人士，包括官員、學者、專家、知識分子、媒體評論員等從自己的知識體系或利害關係的角度去主張民族主義言論，甚至煽動民族主義輿論，網絡民族主義者更多是針對這些傳統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者“加工”有關國內外新聞之後的言論進行集團化的迴應。 剛開始以理性和分析為基礎的民族主義言論經過大眾化、體制外、情緒化、極端化了的網絡民族主義的集團化迴應變成以感性和炒作為基礎的輿論。兩者之間往往形成相輔相成的利益關係。前者認為，自己的觀點表達只有引發大眾的情緒化迴應（比如，博客的點擊量）才形成社會價值，成為“意見領袖”。對後者而言，只有前者的言論擺在眼前，才有素材去迴應或反擊。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像官員和商人之間的“政商勾結”似的，往往陷入不健全的、灰色的困境。

對於政府部門或決策者來説，民族主義、精英民族主義、體制內民族主義一般不足以形成一種威脅。既然這批階層是在體制內謀生的知識分子，屬於具有公共話語權的少數精英，從中國特殊的體制背景看，他們的言論不可能脱離共產黨的基本立場，也不可能發表與所謂“國家利益”背道而馳的言論，何況他們發表言論是署名，而不是匿名的。他們的言論往往是可控的，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不可能冒“丟飯碗”的風險去無限制而自由地發表言論，因而不會對政府部門或決策者造成實際的威脅。

相比之下，來自網絡的大眾、體制外民族主義往往是不可控的，這批人才“不怕死”。隨着因特網的普及和社會矛盾的升級，網民普遍在網絡上謀求發泄生活不滿的渠道，這一“大趨勢”足以證明，網絡民族主義者們往往遭受社會變革的壓抑成本，變成改革開放的受害者，本來就沒有什麼話語權，可稱為“被邊緣化的弱勢羣體”。正因為網絡言論屬於匿名性質，再加上與超過4.5億的規模數量聯合在一起，對於決策者足以形成嶄新的政治壓力。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説，網絡民族主義正是意味着“看不見的敵人”。網民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外交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