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民意

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如何收集、彙集民意是一項極為複雜的施政技術和治理藝術。不可否認，網絡解決了傳統民意的某些難題，比如成本問題、時效性問題等，但是，它卻沒有解決上述的意見衝突問題，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這一衝突。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8年6月考察人民日報社，開創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直接與網友在線交流的先河。胡錦濤説:“隨着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互聯網已經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聯繫羣眾的重要紐帶。”

國務院總理温家寶也在2009年2月接受了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的聯合專訪，並與網友在線交流。温家寶説:“我一直認為羣眾有權利知道政府在想什麼、做什麼，並且對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評意見，政府也需要問政於民、問計於民。”

近一年來，中國各級黨委政府通過互聯網與網民溝通交流已蔚然成風。浙江各級黨政領導目前正在展開一場“觸網”行動。中共杭州市委書記、寧波市委書記等浙江省11個地市黨委主要負責人，近期紛紛就涉及本地的社會熱點和網民關心的問題，通過互聯網與網民交流意見，傾聽民意。

在網絡的廣泛傳播下，杭州飆車案、羅彩霞事件等，近來成為廣受關注的熱點話題。網絡民意表達，已經成為一股影響社會輿論的重要力量。應該説，網絡民意表達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數網民希望通過表達和參與，讓政府部門瞭解民情民意，推動公職人員改進工作，督促問題和事件的公正解決。不過，由於網絡和網民的侷限性，也會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

網絡民意是指依託於互聯網技術基礎，以網絡為平台，通過互聯網上論壇和社區、博客等手段自由發表評論和意見，聚合某種願望和訴求，從而形成的一種新興民意。網絡民意是基於互聯網技術支撐下的一種新的民意表達方式。

網絡民意是在網絡空間上以多種方式呈現出來的民眾關於公共事務的意見，它與傳統的民意表達不同，因為它依賴於網絡這一新的虛擬空間，這一空間的匿名性、平等性給予了人們表達公共意見的熱情和便利；同時，它也不同於網絡上更為噪雜、更為繁多的“閒言碎語”，也就是説，並不是網絡上的每一種話語都有資格被稱為“民意”，它們必須以特定的事件或話題為目標，具備社會意義上的公共相關性，否則，就與日常生活中的家長裏短一樣，無法承載任何公共責任。

隨着現代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信息與意見的發佈不再是某種特權，“因特網絡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出版發行人。”不同的社會羣體（包括弱勢羣體）都有機會在互聯網上發佈信息和表達自己的心聲，通過各種論壇、博客等公共輿論平台參與各種重大事務的討論。

隨着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再由於互聯網的即時性、互動性、連通性特徵，因此“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在互聯網通達的地方，一件‘小事’可能在瞬間即刻被放大，一個小地方的一點動靜也可能就被世界矚目。”一旦地區性的意見得到了世界性的關注，並迅速得到反饋，使得與議題有關的權力機構置身於更大的輿論壓力之下，就不得不採取相應的措施解決問題。這一點，在重慶最牛釘子户、山西黑磚窯慘案、華南虎照片風波等一系列經典案例中都得到了明顯的體現。

傳統媒體表達民意時通常要考慮整體策略、社會協調等各方面因素，因而相對比較謹慎、嚴肅，話語表達也更講究策略。網絡的擬態環境和匿名性特徵，則使民意表達能夠使用更直接而非委婉的方式，公眾也會變得更加輕鬆自在、更少感覺到限制，並更加開放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由於網絡技術的“去中心化”、雙向互動性、開放性等特徵，消解了對信息的控制權。信息發佈在互聯網上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用户可以任意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話題進行討論、交流，也可以提出話題，這一切都是不受限制的。因此網絡民意涉及的議題具有空前的廣泛性。2009年兩會期間，各大網站推出“有問題問總理”專欄，一時間公眾就各種議題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和建議，其中不僅涉及了與公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如物價、養老保險等，而且還涉及到了一些國家事務，如奧運會、反腐敗等，議題明顯呈現出多樣性。

“沒有人知道，網絡對面是否坐着一隻狗。”這是網絡社會虛擬環境的形象寫照。互聯網為民意提供了空間，使它得以延伸。這種空間之所以説是虛擬的，是因為它是以互聯網為載體，以各種符號為傳播媒介，由網站、網民共同對信息進行處理和結構化而形成的，並不是客觀世界中的真正空間。網絡民意的產生就是“網民以符號化信息狀態生存、交往、達成共識。”

每一次信息技術的進步，都促使人們關注它對社會的影響與衝擊。現在，我國有關網絡民意影響的研究已有不少，主要集中在政治學、傳播新聞學、法學、行政學等領域上，而從民調研究視角出發的較少，本文正是從這一視角探討網絡民意對中國民調事業發展的影響。

1、網絡民意對我國民調發展的正面、積極影響

首先，網絡已被公認為是收集民情、反映民意的重要途徑之一。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人們可以無障礙地暢所欲言，因而不會出現“沉默螺旋”的問題。所謂“沉默的螺旋”是描述這樣一種信息傳遞現象：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如此循環往復,便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其次，網絡民意在聚焦社會問題上所表現出的輿論威力，推動了政府對網絡民意調查的重視和應用。

最後，網絡民意的興起，使公眾意識到可以通過輿論力量改變公共決策。有學者認為，網絡不僅是一種傳播方式，也是一種徹底改革民主進程的工具（希瑟·薩維尼，2004）。網絡媒體的互動性鼓勵更多的人蔘與到民意表達、政治治理和決策過程中去，這不僅有利於培養公眾參政議政意識，也為民意調查發展奠定了公眾參與基礎。

2、網絡民意對我國民調發展的負面、消極影響

第一，網絡民意代表性問題。網絡民意最大的問題在於，其民意代表性不全面。

第二，網絡民意虛假性問題。真實民意必須基於正確的事實，但網絡民意由於缺少如傳統媒體的過濾程序，這意味着網絡提供信息不夠權威，或網絡上虛假消息氾濫，網民可能會以錯誤的信息為討論基礎。

第三，網絡民意技術操控問題。只要掌握了操控網絡的技術，那麼網上就可以充斥單方面聲音，從而使真實民意反映出現偏差，甚至可對民意進行“操控”。因此，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由於信息技術的複雜化，網絡時代的民意表達可能會陷入技術官僚操控的危險，而“真實的民意”則再次隱身於網絡技術下。

在制度不完善和民調事業裹足不前的情況下，網絡民意調查成為投入成本最低而管制的成本較高的一種補充渠道。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長期戰略目標，而要實現這個戰略目標，必須舉全國之力，不僅要依靠組織和行政的力量，更需要充分發揮民意的作用。網絡民意同傳統民意有着同樣的作用，並且隨着互聯網在我國的快速普及，網絡民意在現實政治、經濟生活中發揮着更巨大的作用，它不但反映、導引和強化着民眾對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認知，也對黨和政府的決策產生了直接、間接的影響。

（一）釋放“決策氣球”，維護公共決策公正

“重大的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的問題經人民討論”。當政府部門尚不敢肯定某一政策決議能否得到支持時，他們可能試探性地向媒介透露這一決議，目的在於試探民意，經人民討論。

（二）聚合各種民意資源，緩和社會公共危機公共危機具有突發性和緊迫性等特徵，從一些特大危機來看，還具有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和信息傳播非正規化特徵。正是危機的這些特徵給大眾傳媒特別是傳統媒體帶來了信息採集和信息傳播的困難，無正常程序可循，那樣有關危機事件的種種小道消息、傳言，甚至是謠言不脛而走，不真實報道也大量呈現。而網絡民意可以作為一種提供危機信息的聚合民意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對平息傳言和穩定人心起到很大作用。

（三）提升平等意識，加強公共事務監督

網絡創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沒有強權和中心的信息空間，在互聯網上所有參與政治的人不僅機會是均等的而且地位也是平等的。網絡交流的直接性，使得公眾可以相對平等地去監督政策執行主體，從而真正產生輿論監督應有的作用。

（四）多元化心聲傳遞，維護各階層的利益

民意是“立國、治國之本，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根本性力量。它的基本原理揭示，民意是歷史發展的主導意識，體現人民改變現狀、維護自己利益的歷史要求。”而表達多元化的聲音，才能代表着不同的民意，有效地維護各階層的利益。

（五）打開“政策窗口”，推動公共政策議程

社會公共問題只有在被提上政策議程的情況下，才能成為公共政策問題。而網絡信息的共享性，打破了政府壟斷決策信息的局面，公民可以通過網上發表言論、廣發電子郵件等形式有助於公民的自我表達和公民間的對話交流，有助於某些議題的優先化，有助於設計行動方案以影響政治議程。

（六）拓展公共領域，改變政治生態環境

互聯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深刻改變了政治生態環境，為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

網絡民意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可以説是一把雙刃劍，其積極方面可以大力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而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對和諧社會的構建帶來負面影響。從我國目前來看，網絡民意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網絡民意是否是主流意見

中國網民佔總人數達到38.3%，總人口中佔最大比例的那些階層（如農民、工人等）在網民總數在增多，中青少年成為我國網民的主力軍。

2、網絡民意是否是理性的表達

公眾對網絡民意是否是理性，一般會從兩個方面去考慮，一是網絡的隱匿性，讓言論發表者無所顧忌，網民在網絡中無須承擔責任，人的言説往往帶有遊戲心態，其合理性、公正性無法保證，存在着一種發泄情緒的心態。二是網絡所提供的眾多搜索引擎和屏蔽技術及諸多個性化定製服務，使一些學者意識到，網絡在促進人們交流聯繫時，也存在隔絕交流的潛在危險。

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網絡民意的合理表達，正確對待網絡民意，並制訂合理的規範，引導網絡民意表達朝着適應和諧社會構建這一宏大目標，是我們現在亟待解決的問題。

（1）政府應建立和完善網絡傳播的政策，建立一套適合和諧社會發展需要的科學的控制和管理制度，達到自由與管制平衡。

（2）加強主流新聞網站的建設，強化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輿論互動，建立起網絡傳播信息源的權威性。

（3）公眾應提高自身的傳播素質，樹立起一種社會責任意識。

（4）有效發揮“意見領袖”作用，重視他們在網絡論壇及其社區等中的“二級傳播者”的地位，對公眾輿論加以科學的引導。

在2009年5月份發生的杭州富家子弟鬧事飆車撞死無辜路人事件中，當地警方倉促公佈“肇事車輛時速70碼”的説法，受到眾多網民的質疑，輿論擔心這是警方在為肇事者開脱罪責。

在網絡民意的詰問聲中，當地警方不得不重新鑑定車速。權威鑑定機構最終推翻了“70碼”一説，認定“肇事車輛時速在每小時84．1公里至101．2公里範圍”。

在此前後，包括温州購房門、雲南“躲貓貓”事件、陝西真假華南虎照片風波、山西“黑磚窯”事件等在內的一系列網絡公共事件中，思想活躍的網民們以自己的力量推動着事件真相的調查。

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最新統計，截至2009年一季度，中國網民總數已達3．16億，上網人口的快速增長讓網絡的影響力倍增。

曾經擔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周瑞金最近撰文指出:“在自然災害和人為事故頻發、社會矛盾加劇的情況下，中國網民憂國憂民的視線，鎖定了諸多事關公共決策的大大小小事件，這是中國社會出現的一抹亮色。”

浙江省委黨校教授吳錦良認為，網民們的言論不僅直接推動了事件真相的調查，而且網民對事件公開討論本身就是在踐行公民權利，因為表達權和監督權是公民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決策層已經清晰地感受到網絡所藴藏的龐大民意力量，互聯網官民溝通機制正在建立和完善中。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鬱建興説:“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事件發生後，地方黨委負責人通過互聯網與網民進行坦誠交流，這是一個相當睿智的做法，不僅有利於疏導網絡民意，而且還表明了中共作為執政黨的開放和自信。”

“越來越多的公共管理部門將目光投向網絡民意，執政黨正在尋找執政目標與網絡民意之間的契合點，反腐就是其中之一。”鬱建興説。

最高人民檢察院最近公佈了修訂後的《人民檢察院舉報工作規定》，網絡正式成為新增的舉報渠道。

不過，網絡表達的相對自由也引發了對網絡暴力的擔憂，作為全國第一個立法實施“網絡實名制”的城市，杭州市要求，網民們在互聯網上公開表達意見需要登記真實姓名。杭州的立法部門表示，此舉是為了淨化網絡環境。

但杭州市的做法同樣引起了網民的非議。浙江大學傳媒和國際文化學院副教授邵志擇説:“要保護網絡安全，首先要保護網絡説話者權益。互聯網是疏導社會矛盾的有效的‘排氣閥’，而‘網絡實名制’可能會堵塞這個‘排氣閥’。”

吳錦良教授表示，政府應該更為審慎的管理互聯網，要始終堅持三個有利於標準:是否有利於促進網絡輿論的監督，是否有利於拓寬公民的表達渠道，是否有利於營造健康向上的網絡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