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經斯基

1893年4月，出生於俄國維切布斯克州涅韋爾市一個木材場管理員的家裏。

1907年，14歲的維經斯基從市立四年制學校畢業，在維切布斯克印刷廠當了三年的排字工人，以後又在白斯托魯克當了三年的會計。排字和會計的工作，讓維經斯基日後行事嚴謹。以至於他來到中國後，與人交流，被以為其是“學經濟統計”出身的，因為他“對蘇俄國民經濟發展的有關數字記得很清楚，談話時列出數字説明革命勝利後工農業生產的增長”。

二十歲那年，維經斯基移居美國，1915年加入美國社會黨，開始從事政治活動。在美國的五年，維經斯基練就一口流利的英語。

1918年春，維經斯基回到俄國，在海參崴加入俄國共產黨（布）。在俄國內戰爭期間，他到過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從事工人蘇維埃工作。高爾察克叛亂期間，他參加了反對高爾察克鄂木斯克暴動。

1919年5月，被叛亂匪徒逮捕，判無期徒刑而下獄，後流放到庫頁島服勞役。在服勞役期間，他聯合島上的政治犯進行暴動，終於獲得自由。

1920年1月，他回到海參崴，開始從事共產國際的工作，負責遠東事務。“他不會漢語，被選拔為赴華使者，大概是因為在北美的生活使他掌握了英語，培養了他的政治感覺” ^[1]  。4月，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向中國派出了一個代表團，維經斯基是這個代表團的負責人。他由此“有幸成為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與中國共產主義者直接聯繫的第一個蘇聯黨員”。從1920年5月到1921年1月，維經斯基在華期間的主要活動有：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建立；恢復及開辦《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上海夥友》等書刊；成立上海機器工會；開辦勞動補習學校、外國語學社等。

1921年1月，維經斯基離開中國，《勞動界》從1921年1月16日起停刊；《共產黨》陷入停頓狀態；1921年1月16日《上海夥友》停刊；1921年4月1日《新青年》改在廣州出版。所以，維經斯基離開上海後，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工作出現停滯” ^[1]  。

1921年4月，維經斯基再次來華，參加原定5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因準備工作沒有完成，大會沒有如期召開。5月，維經斯基返回莫斯科。其後，維經斯基與馬林就國共黨內合作形式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反對馬林力倡的導致共產黨失去獨立性的黨內合作方式。其間，維經斯基起草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的對國民黨"一大"發生重大影響的《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的決議》。

1924年4月，維經斯基第三次來華。他先到海參崴，經中東路達北京。4月底5月初，到達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會上，維經斯基批評了退出國民黨的情緒，並提出加強共產黨自身的工作，糾正國共合作中一度存在的右傾傾向。會後，維經斯基赴廣州，由廖仲愷陪同會見了孫中山，並參加了太平洋運輸工人代表大會。1924年11月底，維經斯基再次來到中國，參加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並對陳獨秀和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之間愈演愈烈的矛盾進行了調解。1925年2月，維經斯基返回莫斯科。

1925年7月，維經斯基來華指導五卅運動。五卅運動走入低潮後所採取的“剎車”計劃就是維經斯基和加拉罕共同制定、由維經斯基直接在上海推動中共中央實行的。五卅運動結束後，面對中共退出國民黨傾向的再次出現，維經斯基提出應對之策：“從聯盟轉向聯合”。針對國共之間的糾紛，年底，由維經斯基出面，邀集國民黨方面的孫科、葉楚傖、邵元衝與共產黨方面的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晤面詳談。這次會談，對於挽救岌岌可危的國共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但蔡和森視之為“向資產階級讓步的開始”。

1926年6月，維經斯基最後一次來華，在中國整整呆了一年時間。此次來華，維經斯基的身份是共產國際上海遠東局主席。遠東局開展工作後，立即面對兩件大事：中共內部退出國民黨的傾向和即將開始的北伐。維經斯基主張“從內部反對右派”，要求繼續留在國民黨內以“切實加強自己在羣眾中的影響”，同時大力加強國民黨左派。對於北伐，維經斯基協調了中共與莫斯科的不同立場，陳獨秀那篇著名的《論國民政府之北伐》是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意志的產物。其後，維經斯基和遠東局俄國代表團另兩名成員拉菲斯、福京一起去廣州進行為期近一月的實地考察。隨後，向莫斯科提交的兩份報告説明，此行的重點是圍繞“中山艦事件”的分析。報告分析了“中山艦事件”發生的原因、造成的後果以及面對此後果所應該採取的對策。從1926年底開始，作為上海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的在華工作陷入艱難處境。因此，維經斯基主動提出離華回國，要求莫斯科派出“一名有影響的代表到中國來指導整個政策”。這一請求得到莫斯科的批准。

1927年6月，維經斯基起程歸國。回國後的維經斯基，脱離了共產國際的政治事務，從事教學研究工作。

1953年，維經斯基病逝於莫斯科。

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到上海結識了陳獨秀，兩人相見恨晚。維經斯基寫信向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盛讚陳獨秀，稱他是“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一位享有聲望的中國革命者”。經過他們出色的組織，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設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並在學生和工人中進行了一系列活動。正是有了這些基礎，由陳獨秀領導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得以於1920年8月正式成立。維經斯基和陳獨秀、李漢俊等人通力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如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開辦華俄通訊社等等。雖然維經斯基因回國彙報而未能參加中共一大，但他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各項工作付出了努力，間接為中共一大的召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且後來仍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多次來華，因而一些建黨親歷者稱他為協助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最初且最有貢獻的一個人” ^[2]  。

他的布爾什維克身份和革命生涯，讓他有過許多的化名；所以，在史料或教科書裏，會出現他的許多其他名字：魏經斯基、維京斯基、維經斯基、威金斯基、威經斯基、吳廷斯基、魏丁斯基、維丁斯基、烏金斯克、沃伊琴斯基、偉基斯克、符定斯克、費丁斯克、胡定斯基、胡定康、伍廷康、維經斯基等等。中國人一般稱他“維經斯基”，並確認其中國名字叫“吳廷康” ^[1]  。

由俄共（布）遠東局派出的代表吳廷康（又稱維經斯基）是“在北京和上海與中國共產主義者直接聯繫的第一個蘇聯黨員” ^[2]  。

維經斯基是蘇俄向中國派出的第一位“使者”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