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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思想

鎖定
維新思想,主要存在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介於清末洋務運動和民國初年民主共和思想之間,以康有為和梁啓超為領袖人物。早期的維新派代表人物有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維新思想,在甲午戰爭後蓬勃發展,並掀起了一場變法維新政治運動,但在清末民初,轉向保守而漸趨沉默。
中文名
維新思想
外文名
Reform thought
時    期
清末洋務運動和民國初年之間
意    義
奠定維新變法的理論基礎
著名人物
戊戌六君子

維新思想序言

中國長期處於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學説主張的“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倫理觀念。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華民族的獨立與生存受到威脅,封建傳統政治思想也遭遇挑戰,洋務運動、變法維新、辛亥革命先後上演,維新思想起到了承上啓下的作用。他們從洋務派中發展出來,超越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路,由學習西方的“船堅利炮”發展到政治層面,積極主張變法維新和君主立憲,但遇到了失敗。最後在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傳播之時,退出了歷史舞台。

維新思想發展歷程

維新思想背景

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的失敗,殘酷打擊了仍沉醉於天朝大國迷夢中的國人自大心理,以當時一大批開明封建士大夫為主體的有識之士逐步認識到清政府統治制度的腐敗和改革的必要性,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先進的技術對中國構成的優勢,主張向西方學習,形成了 “經世致用”的學説。如魏源的著作《海國圖志》,有句名言“師夷長技以制夷”即是典型。而維新思想正是從這些經世致用思想衍變而來的。
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所謂“洋務運動”時期。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以恭親王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新興官僚,進一步認識到自己的落後和西方列強技術的先進,開展了洋務運動,但是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試圖挽救封建傳統統治,主要是學習西方的工商科技,而不想對政治制度作任何改革。洋務思想雖然有別於維新思想,但洋務運動使一批知識分子進一步見識了西方社會的各個方面,是早期維新思想形成的催化劑。

維新思想新思想

伴隨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從洋務派中逐漸分離出一部分人,形成了早期的維新派,代表人物有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早期維新思想形成於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是對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魏源等政治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一種早期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時代思潮,它反映了當時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勢力的各種要求,主張用和緩漸進,以不對封建制度作根本變動的方法,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作全方位的改革。他們大多是洋務運動的支持者,也主張學習西方的工商科技;同時也建議作政治制度改革,嚮往西方的議院民主政治。早期維新思想,還只是針對具體問題提出一些改革主張,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也沒有付諸行動,但為戊戌變法奠定了思想基礎。

維新思想思想成熟

中日甲午戰爭的失利,標誌着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救亡圖存成了中國社會的急迫需求,由此維新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這一時期的維新思潮以1895年的“公車上書”為起點,直到“百日維新”告一段落。代表人物有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嚴復等。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效與中國洋務運動挫折的對照,使中國知識分子反思,必須從政治制度領域入手,康有為等在“公車上書”中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一、下詔鼓天下之氣;二、遷都定天下之本;三、練兵強天下之勢;四、變法成天下之治,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變法思想綱領。[①]期間維新派出版了一系列雜誌和著作,如《時務報》《湘報》《新學偽經考》《仁學》《天演論》等,還演變成一場政治運動。維新運動的高漲,引起封建頑固勢力的仇恨和攻擊,於是一場維新派與頑固派的論戰開始了。洋務派也站在頑固派一邊,形成了維新派與頑固派、洋務派的尖鋭對立。封建頑固勢力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來反對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思想武器。論戰主要是圍繞要不要變法,要不要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要不要提倡西學、改革教育制度等問題進行的。1898年戊戌政變發生,維新政治思想的實踐遇到了巨大的挫折。

維新思想落伍

康梁逃到日本後,繼續大力宣傳維新思想,特別是梁啓超主辦的《新民叢報》影響很大,他們繼續主張開民智、興民權、呼籲振興實業,發展教育、宣傳科學,形成了一股政治思潮。但是改良派無論如何張揚自己的理論,比起後期興起的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是落後了。兩股政治思潮曾就民主革命的是非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改良派淪為了保皇派,仍然竭力維護腐朽的清政權,因此退出了歷史主角的地位。
嚴復和康有為在中華民國成立後,還先後參與帝制復辟,仍然主張君主立憲,為社會所拋棄。康有為於1912年在北京建立孔教會,被袁世凱所利用,形成了以尊孔為基本內容的復古思潮,大力鼓吹封建的綱常倫理,阻礙了民主思想的深入傳播。嚴復參加了以楊度為首的促進帝制的籌安會,成為擁護袁世凱復闢稱帝國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康有為此後仍然固守其復辟派的立場,主張還政於清,於1917年與張勳一起擁戴溥儀復辟,展開了一場鬧劇。

維新思想主要內容

早期思想
早期維新派的思想,反映了正在興起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早期維新派在經濟上主張振興工商業,在文化上主張興辦學校,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他們有的還主張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他們從洋務活動中體會到,洋務派單純照搬某些外國的製造技藝是不夠的。他們主張,不僅要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更應該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如馮桂芬的維新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名著《校邠廬抗議》中,他指出清政權的弊政“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產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不符不如夷”;第一次明確具體地提出了內政、外交、軍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如博採西學、廢除八股文、改革科舉、獎勵科技人才、減均賦役、發展農業、興修水利等;他主張“採西學”、“制洋器”,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王韜於1874年創辦《循環日報》評論時政,以《弢園文錄外編》最能反映其政治、經濟思想。王韜鼓吹中國必須變法,興辦鐵路、造船、紡織等工業以自強,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變法”的口號。他在探討君主制制度下的君民關係時,提出了重民思想,介紹了西方國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政治制度,最早提倡廢除封建專制,建立“與眾民共政事,並治天下”的君主立憲制度。
薛福成先後出任駐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的使節,廣泛瞭解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他的《籌洋芻議》最能反映其主張變法維新的思想,他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致力於介紹西方科技政治,曾盛讚歐洲君主立憲制度“無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為斟酌得中”。
鄭觀應所著《盛世危言》是早期維新派中具有典型性的書籍。《盛世危言》貫穿着“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他竭力主張速行君主立憲;廣辦報紙;改革官員選拔制度,官吏應由民選產生;發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等新式人才的培養;改革科舉考試,增設格致、電子、醫學等新科目,錄用精通西學的人才。 在經濟方面,鄭觀應提出了著名的“商戰”理論,“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主張以商立國,以工翼商。這樣的主張就和洋務派的宗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了區別。
維新思想
19世紀90年代,維新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以康、梁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人士是中國19世紀末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站在時代前沿,順應世界歷史潮流,將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説同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相結合,探索救國救民真理,奠定維新變法的理論基礎,努力擴大維新變法思想的傳播,造就維新變法的人才,形成了維新變法運動的高潮。
90年代初,康有為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招徒講學,闡發維新變法的思想。康有為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學説同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宣傳維新變法的道理。他把進化過程劃分為三大階段: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春秋之義,有理亂世,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應的政治制度,君主專政適於據亂世,君主立憲適於昇平世,共和制度適於太平世。當人類從較低的社會層次發展到高層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應改變。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在社會上引起極大轟動,被稱為“思想界之大颶風”。
梁啓超在上海擔任《時務報》主筆期間,發表《變法通議》等論文。梁啓超的文章文筆犀利,飽含激情,通俗新穎,富有哲理性。宣傳“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道理。猛烈抨擊封建頑固派的因循守舊,闡述變法圖存的道理。認為只有實行變法才是救亡圖存的唯一出路。
嚴復也對封建專權制度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呼籲變法圖強,挽救危亡;創辦《國聞報》,編輯《國聞彙編》,宣傳維新思想。他的譯著《天演論》在1898年維新運動高漲之際正式出版銷行,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代表資產階級的譯著,以嶄新的理論啓迪了中國長期為封建主義所籠罩的思想界,”物競天技、適者生存”,進化論成為當時及此後的主流思潮。他主張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理論 ,是其救國方案的主要內容。 [1] 
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指1898年(農曆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政治方面,准許官民上書言事;取消閒散重疊機構,裁汰冗員;廢除旗人寄生特權。經濟方面,京師設立鐵路礦務局和農工商總局,保護農工商業的發展;獎勵創造發明;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決算;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軍事方面,裁撤綠營,精練陸軍,改習洋操;實行徵兵制;添設海軍。文化教育方面,開辦京師大學堂,各地設立中小學堂,兼習中西文科;廢除八股,改試策論,開設經濟特科;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准許設立報館、學會;派人出國留學、遊歷。但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
復辟思潮
一是攻擊和否定民主主義思想,肯定和頌揚封建的孔孟之道,宣揚非孔孟之道不能為立國之精神,其出發點是從國家政治思想角度抨擊民主制,全面否定資產階級民主理論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民主共和制。二是攻擊民主共和制度不適宜於中國國情,認為國人民主意識淡薄,不懂得民主政治,正是因為民主理論的宣揚導致當時的中國“欲為強國無望也,欲為富國無望也……終歸於亡國而已矣”。[②]三是鼓吹君主制,宣揚只有君主立憲才能救中國。

維新思想深遠影響

維新變法思想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種政治思想,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
1、它是一次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是資產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維新派試圖在政治上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在經濟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總體上符合歷史發展趨勢。
2、它是一次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時刻維新派希望通過變法使中國走向強大,從而擺脱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激發人民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
3、它也是近代中國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資產階級接維新派提倡新學,主張興民權,對封建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社會上起了思想啓蒙作用,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特別是嚴復的《天演論》影響深遠。
4、促進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正是由於維新變法思想的先行作用,使後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理論基礎;同時也正因為戊戌變法的失敗,讓民主革命家們看到非革命不足以實現根本的變革。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