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托爾德·皮萊茨基

1901年5月13日（舊曆4月30日），維托爾德·皮萊茨基生於歐洛內茨一個愛國的波蘭家庭裏。歐洛內茨是卡萊利亞的小鎮，鄰近芬蘭邊境，屬俄羅斯帝國管轄。 ^[8] 

1919-1920年，蘇波戰爭爆發，皮萊茨基參與軍事作戰對抗布爾什維克分子。

20世紀20年代，皮萊茨基接管家中小小的地產，他們家的地產位於今日的白俄羅斯。

1921年，由於缺乏資金，皮萊茨基不得不放棄在維爾紐斯（位於剛獨立的波蘭境內）斯特凡·巴托里大學（Stefan Batory University）美術系的學業，轉而加入國家安全協會。 ^[8] 

1926年，他奉派到第26槍騎兵團，並且晉升為後備騎兵少尉。

1931年，皮萊茨基與小學老師瑪利亞.奧斯特洛夫斯卡結婚，他們生了兩個孩子。

濃厚的軍事興趣使他組建了一支志願性的騎兵隊，這支部隊最後還被編入了正規軍。也有人猜測皮萊茨基在20世紀30年代曾為波蘭軍方的情報機構或反情報機構工作，因為他後來卧底奧斯維辛的工作成績着實出色。 ^[8] 

1939年，在德國入侵波蘭前夕，皮萊茨基是隸屬於第19步兵師的騎兵少尉。9月8日，19師被德國人擊潰後，部隊就此解散，皮萊茨基繼續加入其它部隊進行抵抗，直至首都華沙淪陷，波蘭政府流亡倫敦。11月，他與其他波蘭陸軍軍官一起，成立地下軍事反抗組織：波蘭秘密軍。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組織基於愛國主義與宗教信仰的原則，而沒有特定的政黨屬性。後來秘密軍併入了武裝鬥爭聯盟。1942年，更名為國家軍。

維托爾德·皮萊斯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照片(2張)

1940年7月，皮萊茨基策劃自己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計劃。

1940年9月19日晚，皮萊茨基刻意引起德國黨衞軍注意被逮捕。

1940年9月21日晚10時許，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囚犯編號4859。　 ^[2] 

1940年9月，進入集中營後，皮萊茨基以“塞拉芬斯基”為假名，開始在犯人中組建秘密網絡。

1940年10月，皮萊茨基建立了最早的五人小組，他稱之為“帶頭五人”，皮萊茨基的第一份報告藉由獲釋的犯人攜出，最後於1941年3月送到了位於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1941年11月，當時他還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裏，但還是晉升為中尉（一般來説，國家軍不會對身陷集中營的人員進行晉升，這回算是破格）。 ^[8] 

1942年3月，皮萊斯基的獄中秘密組織規模擴張到約五百人。

1942年底，號召500人準備起義。可是，此時的皮萊茨基已知道納粹黨衞軍遲早會發現他的意圖，為此，皮萊茨基安排了逃亡路線。

1943年，皮萊斯基的獄中秘密組織達到了1000人。 ^[9]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志願者》(2張)

1943年4月24日，皮萊茨基在佯裝罹患斑疹傷寒後逃出醫院。

1943年4月26日夜，皮萊茨基和兩名獄友成功越獄。5月2日，抵達所屬的波蘭軍方單位，並恢復為一般軍職。

1944年2月，皮萊茨基晉升為騎兵上尉，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晉升。 ^[8] 

1944年8月，華沙起義中，皮萊茨基等率抵抗力量主攻耶路撒冷大街（今華沙起義紀念館附近），一度和德軍打得難解難分，該地區後來被稱為“皮萊斯基堡壘”，在戰役中又被德軍擄獲。 ^[10] 

1945年4月，由盟軍將其釋放，他輾轉到意大利，在弗拉迪斯拉夫·安德爾斯將軍的

波蘭第二軍團中迎來了戰爭的落幕，在意大利時倉促寫成了名著《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志願者》。 ^[10] 

1945年5月，納粹的血腥統治結束。然而在皮萊茨基看來，被宿敵蘇聯“接管”的波蘭並未獲得真正的獨立和自由。獲悉兩國簽署秘密協定並允許蘇軍常駐波蘭，皮萊茨基陷入了深深的憤怒，覺得新上台的波蘭工人黨只不過是莫斯科的附庸。

1945年底，他喬裝成建築承包商，潛回華沙，聯絡多名曾在奧斯維辛和波蘭抵抗運動中參與鬥爭的同伴，從事針對新政權的地下活動；包括政府官員和蘇聯顧問通訊方式在內的情報，被他源源不斷地傳回倫敦。

1947年春天，安德烈最後一次見到父親皮萊茨基。 ^[7]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皮萊茨基決定留在波蘭。

1947年5月5日，皮萊茨基再次被捕入獄。據保羅維茨的描述，儘管飽受折磨，他一再重申自己的誓言：忠於“上帝、榮譽、國家”。他的指甲被拔掉，肋骨也被打斷。

1948年3月，他和其他幾名情報員被波蘭共產黨以各種罪名公審。

5月15日，以顛覆國家罪被公審，並以“充當安德爾斯將軍情報機構僱傭的特工，在波蘭境內組織間諜網絡，蒐集情報並送往國外，出賣國家機密”為由被判處死刑。

1948年5月5月25日晚，在位於華沙拉科維奇卡街的莫科托夫監獄被執行槍決，時年47歲。 ^[4-5] 

1989年，“關注奧斯維辛協會”決定追授皮萊茨基“奧斯維辛十字獎章”，並敦促政府為其恢復名譽。

1990年10月1日，波蘭法院宣佈撤銷1948年的判決，為皮萊茨基辯護的律師如此陳述：“皮萊茨基是我國最偉大的英雄之一，全體軍人都應該向這些英雄致敬……我們甚至不比德國人和蘇聯人好多少，因為我們親手殺害了自己的英雄。”

隨着波蘭的政治與社會轉型，皮萊茨基被追授多項榮譽，不止一所學校、一條街道以他命名；他的半身像被安置在克拉科夫的喬丹公園，與已故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和居里夫人等名人並列。

2006年，時任波蘭總統卡欽斯基授予皮萊茨基波蘭最高榮譽——白鷹獎章。 ^[6-7] 

1940年7月，皮萊茨基策劃“自投羅網”。如此一來，他就可以成為抵抗運動以及波蘭流亡政府埋在敵營內部的“眼睛”，甚至在集中營裏組織起反抗力量。當然，他的家人對如此危險的潛伏計劃毫不知情。兒子安德烈回憶，“爸爸那時在華沙，和我們相隔100公里。由於擔心不必要的風險，這項任務屬於機密。所以，孩子們知道得越少越好。”

潛入敵營先得改名換姓。機會很快出現了。皮萊斯基發現了一本署名“托馬茲·塞拉芬斯基”的身份證明文件。通過查閲檔案，他發現塞拉芬斯基已在德國入侵波蘭時死亡。於是，皮萊斯基把塞氏的身份證改頭換面，貼上自己的照片，又記熟了後者的詳細背景。

9月19日凌晨，納粹軍隊和秘密警察“掃蕩”華沙全城。那個晚上，皮萊茨基住在抵抗組織同伴艾麗奧諾拉·奧斯特羅斯卡的公寓中。當看門人衝進屋，神情緊張地要求他立即撤離時，皮萊茨基鎮定地按兵不動。很快，外面傳來德國士兵砸門的聲音，皮萊斯基整整衣服走了出去，不忘向奧斯特羅斯卡耳語：“向上面報告，我已開始執行任務。”皮萊茨基混入德國人在華沙街頭的搜捕隊伍中，刻意引起德國黨衞軍注意，他們在威爾遜廣場被德軍逮捕帶上卡車，然後被載到輕騎兵衞隊軍營。他們身上所有的物品都被收繳，並被警告，如果事後在他們身上搜出任何尖鋭物品，都要遭到槍決。與皮萊茨基一同被捕的總共有1800人左右，相比較於看守他們的黨衞軍，皮萊茨基説：“真正讓我煩心的其實是這羣波蘭人，他們太被動了。被帶來此地的人已經產生了一種羣眾心理，大家看起來就像一羣任人宰割的羊。”9月21日晚10時許，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囚犯編號4859。　 ^[2] 

進入集中營後，皮萊茨基以“塞拉芬斯基”為假名，開始在犯人中組建秘密網絡。按照他自己的話説，這一舉措的目標是在集中營內建立準軍事組織以鼓舞士氣，向外界傳遞情報，給成員分發食物和衣服。一旦時機成熟，他可以立即動員這支力量，武力控制集中營。皮萊茨基的組織有三個主要目標：獲得外界消息與額外的補給品，分發給成員以提振士氣；把關於集中營的報告送出去；為武裝起義做準備。短期來説，組織的重點在於協助囚犯面對可怕的環境。長期目標是招募一羣人並加以組織，一旦時機成熟，他們便起事接管整個集中營。這麼做是為了應對某些狀況，舉例來説，如果黨衞軍打算清除所有囚犯，組織就會採取行動。

1940年10月，皮萊茨基建立了最早的五人小組，他稱之為“帶頭五人”。為確保組織即便部分暴露也能繼續存在，皮萊茨基在奧斯維辛成立的軍事組織聯盟依據的是“小單位”原則，他稱之為“五人小組”（有時小組成員不只五人）。“五人小組”彼此獨立行動，如果某些成員被抓，即使遭受拷問，也不可能將整個組織招供出來。“小單位”會再招募其他的“五人小組”。

皮萊茨基在每間囚室只發展5名成員。每個房間的負責人必須絕對可靠，效忠波蘭抵抗運動，能經受殘酷審訊和嚴密審查。所有小組負責人都對皮萊茨基宣誓，只認識自己所在囚室的其他成員，而不知道隔壁還有類似的小組。通過這種“單線聯繫”，皮萊茨基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個組織被破壞的風險。據傑克·保羅維茨估測，截至1942年3月，皮萊斯基的組織約有500人。到下一年，這個數字大概翻了一番。 ^[9] 

兩年半時間轉瞬即逝。皮萊斯基的情報蒐集工作接近完成，按計劃，是時候遠走高飛了。他希望説服抵抗運動高層進攻奧斯維辛，裏應外合，一舉解救所有失去自由的同胞。

1943年4月26日夜，皮萊茨基和兩名獄友被派往集中營外的一間麪包房工作。趁着德國看守走神，他們割斷電話線，閃電般奪門而出，悄無聲息地消失在黑暗中。

回到抵抗運動總部後，他做了詳細彙報，希望高層採納武力解放集中營的方案。然而，瞭解他在奧斯維辛從事秘密任務細節的上級，在此前兩個月被捕了，新來的領導對他這番建議置若罔聞。這令皮萊斯基“失望透頂、痛苦難當”。 ^[6-7] 

皮萊茨基沒想到，他使用的假名“塞拉芬斯基”，給它真正的主人帶來了厄運——塞拉芬斯基其實沒死。

1943年聖誕節，塞氏被蓋世太保查獲，旋即以“越獄”罪名遭到逮捕。任憑殘酷審訊，塞拉芬斯基拒絕承認指控，無計可施的納粹只得將其釋放。數年後，得知這場災禍的來龍去脈後，塞拉芬斯基不計前嫌，與皮萊茨基一家成了好友。 ^[6-7] 

1947年，與家人短暫的重逢期間，皮萊茨基為孩子們彈鋼琴，講故事。

“那時，他還不知道自己將永遠離我們而去。”兒子安德烈回憶説，“他教導我們要活得有價值，尊重他人和自然；他告訴我妹妹要留心每一隻瓢蟲，要把它們放到葉子上，因為每個生命都是神創造的，都有存在價值。” ^[7] 

1947年春天，安德烈最後一次見到父親皮萊茨基。

皮萊茨基正執行一項任務：説服藏在森林中的“反共青年抵抗運動”解除武裝。“他要讓那些年輕人從森林裏出來，要讓他們相信：不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何必躲在森林裏呢？”安德烈回憶，“那項任務很艱鉅，他不能披露自己曾為前政權工作……否則就會當場被殺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7] 

1948年5月，他以顛覆國家罪被公審，並以“充當安德爾斯將軍情報機構僱傭的特工，在波蘭境內組織間諜網絡，蒐集情報並送往國外，出賣國家機密”為由被判處死刑。

皮萊茨基聽到判決結果當庭宣佈，“在我有生之年，我一直努力遵照誓言而活。所以，在我最後的日子裏，我非但不感到恐懼，而且感到高興……我從自己身上找到了幸福感……為此而戰，我感覺值得……”“

當家人到獄中探望時，皮萊茨基説，與這裏相比，奧斯維辛簡直是兒戲，蘇聯訓練出來的波蘭人簡直心狠手辣。” ^[6-7] 

皮萊茨基死後兩年，一個自稱獄警的神秘人聯繫上了皮萊茨基兒子安德烈。“我曾在羈押你父親的監獄工作，他是個‘聖徒’。”這位獄警曾給皮萊茨基送飯。“有時，他根本不碰那些食物，我不知道他是在祈禱還是在思索……在他的影響下，我改頭換面，再也不傷害任何人了。” ^[6-7] 

三年間，依靠過人的體能、智慧與意志力，依靠堅定的信仰，在裏面成立秘密組織，援助同胞，組織抵禦活動並不斷向外界傳遞信息。

1940年9月，自願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關押波蘭人的集中營中，維托爾德·皮萊茨在保護好自己的同時，他有條不紊地開展起地下組織“五人小組”，他的組織重點在於協助犯人面對可怕的環境，並幫他們改善環境，同時組織也是把集中營報告送出去的信息小組，讓外界更多的人瞭解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真相，最後，組織也在時刻準備着，為武裝起義做好準備。維托爾德的小組滲透各個基層，加入組織的波蘭人都明白，在這裏，唯一活下去的方式就是結交朋友與合作，彼此相互幫助，正因如此，許多人保住了命，也有人順利逃亡。 ^[11] 

1943年4月，皮萊茨基死裏逃生，開始將自己的經歷整理成報告上交，在意大利時寫成《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志願者》，本書是其最完整的一份報告。書內詳細記錄了他在集中營裏經歷的世人難以想象的日子。

1931年，皮萊茨基與小學老師瑪利亞.奧斯特洛夫斯卡（Maria Ostrowska）結婚 ，他們生了兩個孩子。 ^[8] 

1943年4月，皮萊茨基死裏逃生，開始將自己的經歷整理成報告上交，1945年，在意大利時寫成《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志願者》，

此書是其最完整的一份報告。書內詳細記錄了他在集中營裏經歷的世人難以想象的日子。2015年，由黃煜文翻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在我國出版發行。 ^[8] 

“皮萊茨基的名字反映了數百萬人的悲劇命運，而這些人都已被西方遺忘。只有當我們瞭解皮萊茨基命運的恐怖之處，才能體會到二戰的歐洲戰場是怎麼回事。”——（牛津大學教授、英國學術院院士諾曼·戴維斯） ^[9] 

“維托爾德·皮萊茨基為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勇敢的六個人之一。”——（英國曆史學家邁克爾·富特）

“他的作品中的正直、尊嚴以及不可掩蓋的人性光芒，足以使之躋身偉大文學作品之列。”

“皮萊茨基是我國最偉大的英雄之一，全體軍人都應該向這些英雄致敬……我們甚至不比德國人和蘇聯人好多少，因為我們親手殺害了自己的英雄。”——（皮萊茨基辯護律師） ^[7] 

維托爾德·皮萊茨基或許是惟一一名主動走進奧斯維辛的囚犯。從抵抗戰士到“間諜”再到民族英雄，他波瀾起伏的人生歷程，被掩埋近半個世紀後才廣為人知。——（青年參考） ^[12] 

通常死刑在判決後95天——105天執行，而他的行刑日期提前到受審2個月以後的5月22日。因為沒有接到當局通知，他的家人在很長一段時期裏懷疑皮萊茨基是否真被執行了槍決。

兒子安德烈解釋道：“我們，尤其是母親，覺得他（對當局）還有不少利用價值，他知道那麼多內幕，那麼活躍……我們一直欺騙自己，父親尚在人間。” ^[4-5] 

1948年5月，皮萊茨基的家人沒有接到他行刑的通知，也沒人知道他死後被埋在哪，只有後來人們為紀念他而建的一座衣冠冢。

他的埋葬地點成了一個永久的謎，人們説他的遺骸可能被埋在Sluzewiec公墓附近的草場裏，或者被葬在華沙的Powazki軍人公墓。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