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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利·勃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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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也譯作:威利·勃蘭特,1913年12月18日—1992年10月8日),出生於德國呂貝克,德國政治家,聯邦德國第四任總理。 [4] 
維利·勃蘭特於1930年加入社會民主黨,1931年加入社會主義工人黨。希特勒上台後,被迫轉入地下工作。1957年10月3日被選為西柏林市長。1958年當選西柏林社會民主黨主席。1966年12月出任聯邦德國外交部長。1969年大選後當選總理。1974年5月6日辭職後,歷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名譽主席等職。1976年又被選為社會黨國際主席。1992年10月8日在家中逝世,享年78歲。 [4] 
維利·勃蘭特任內以和蘇聯集團和解的新東方政策打開外交僵局,尤其以1970年在華沙華沙之跪引起全球矚目。為此他在1971年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勃蘭特經常以社會黨主席和社會黨國際主席的身份訪問世界各國。 [1] 
中文名
維利·勃蘭特
外文名
Willy Brandt
別    名
赫伯特·恩斯特·卡爾·弗拉姆(原名)
國    籍
德國
出生日期
1913年12月18日
逝世日期
1992年10月8日
主要成就
1969年至1974年任聯邦德國總理
實行新東方政策,打破外交僵局
1971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出生地
呂貝克
政    黨
德國社會民主黨

維利·勃蘭特人物生平

維利·勃蘭特早年經歷

1913年12月18日,維利·勃蘭特(以下簡稱:勃蘭特)出生在波羅的海海濱城市呂貝克的一個貧困工人家庭。15歲時,就加入了社民黨的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生時代的勃蘭特經常向呂貝克社民黨機關報《人民信使報》投稿。 [9] 
1930年,勃蘭特被社民黨破例吸收為黨員。一年後,因與黨的領導人發生了意見分歧,轉而參加從社民黨分裂出來的社會主義工人黨,並擔任該黨青年組織的領導人。 [9]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利用國會縱火案宣佈納粹黨是唯一合法的政黨,禁止其他一切政黨活動。面對希特勒法西斯統治,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活動部分轉入地下,部分轉向國外發展。“維利·勃蘭特”是他在1933年為躲避秘密警察的檢查而起的化名,但自那以後他就一直沿用下來。 [9] 
1933年4月初,勃蘭特被派往挪威。挪威工人黨安排他負責政治流亡者協會的工作。稍後,又吸收他為黨員,挪威工人黨機關報《工人報》則特闢專欄,由他撰稿揭露希特勒統治下德國的真相,而稿酬則成為他的主要生活來源。很快他又從丹麥轉到了挪威,在異國他鄉堅持反法西斯鬥爭。 [9] 
1937年,勃蘭特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在馬德里保衞戰中採訪報道。 [9] 
1940年,德國入侵挪威,勃蘭特又輾轉逃亡到瑞典併入了瑞典籍。在瑞典,他成了一名記者,報道了德國對挪威的入侵。 [9] 

維利·勃蘭特柏林市長

1945年10月,勃蘭特返回德國,報道紐倫堡軍事法庭審訊納粹戰犯的情況。一年後,挪威政府又任命他為挪威駐柏林軍事代表團少校新聞專員,負責與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四國軍事管制委員會進行聯絡。
1947年11月,勃蘭特回到德國。 [9] 
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勃蘭特以西柏林市代表的身份列席了第一屆聯邦議院會議。 [9] 
1955年,勃蘭特當選為西柏林市議會議長。 [9] 
1956年冬,“匈牙利事件”發生後,西柏林市民走上街頭舉行示威遊行,一些年青人向勃蘭登堡門方向前進,並與警察發生了流血衝突,當時勃蘭特制止了流血衝突。 [9] 
1957年,勃蘭特當選為西柏林市長。 [9] 

維利·勃蘭特執政生涯

1961年,勃蘭特被推舉為社會民主黨總理候選人,結果失敗。 [4] 
1964年,勃蘭特當選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 [4] 
1965年,勃蘭特繼續作為該黨的總理候選人,同路德維希·艾哈德競爭,結果又未如願。勃蘭特回到柏林,繼續擔任市長。 [4] 
維利·勃蘭特 維利·勃蘭特
1966年,聯邦政府爆發危機。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艾哈德政府宣佈辭職。由各個主要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宣告成立。社會民主黨首次獲得參政機會,勃蘭特擔任副總理兼外長。 [4] 
1969年,55歲的勃蘭特當選為聯邦德國第四任總理。 [4] 
1973年,社會民主黨在聯邦議院成為最強大的議會黨團,它與自由民主黨一起擁有48席的優勢。勃蘭特繼續與自由民主黨組成了聯合政府,開始了他第二任總理的生涯。 [11] 
1974年5月,勃蘭特因一系列輿情事件被迫辭職。 [4] 

維利·勃蘭特下野生涯

勃蘭特雖然辭去了總理的職務,但並沒有完全脱離政治生活。他仍連續當選國會議員,同時擔任社會民主黨主席直到1987年,該職務使得他對德國政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7] 
1976—1992年,勃蘭特擔任社會黨國際主席,他力圖在不發達國家中擴大該組織的影響力。 [17]  他主持了倡導向貧困國家提供援助的南北委員會。他同左翼黨派的聯繫日趨緊密,並反對里根實行的多項冷戰政策,尤其是關於美國在歐洲建立導彈基地的政策。 [17] 

維利·勃蘭特晚年生活

1992年10月8日,維利·勃蘭特因患癌症醫治無效,在家中逝世,享年79歲。 [13] 

維利·勃蘭特為政舉措

維利·勃蘭特經濟方面

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主張加強國家干預的社會民主黨開始參與執政。1967年初,勃蘭特參與領導的大聯合政府通過一項刺激經濟的綱領,增加對鐵路、郵政和公路建設的支出。聯邦銀行將貼現率從5%降至3%,以鼓勵投資,另一方面擴大貨幣投放量達10.4%。1967年6月,政府頒佈了《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法》,規定國家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同時達到物價穩定、高就業狀態、外貿平衡和經濟持續地高速度增長”。為達到這一目標,政府運用公共開支對經濟的發展過程作有力的干預,法律頒佈後,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推動經濟狀況好轉,包括向企業大批定貨,大幅度提高工資水平,實行優惠的税收率,擴大政府投資等。從1968年起,全國經濟狀況有所好轉。 [18] 
1969年,勃蘭特在施政綱領中表示:“我們不準備同市場經濟體制決裂”,表示新政府將保持內外政策的連續性。 [11]  勃蘭特繼續奉行行之有效的“市場經濟”,擴大人民的自由權利和福利,保護自由競爭、保障企業主行使其主動權;在消費和服務部門實行自由選舉;保護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租佃權。 [11]  1982年10月,勃蘭特在社會民主黨下野後的兩天召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聯邦委員會上,表示要實現社會民主黨政策的連續性:“我們黨作為反對黨將不會發現新世界。它必須依靠在履行政府責任時期所做的一切。” [15] 
勃蘭特實行全面的經濟改革,促使財政穩定和經濟增長;大幅度提高了馬克的價值,增強了財政力量,加強了聯邦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保證了經濟增長和就業。勃蘭特增強了勞工的作用,引進了新式的技術教育。 [9]  為改變國內經濟的困難局面提供了推動力,使聯邦德國從困境中走了出來,繼續朝着繁榮、發展之路邁進。 [5] 

維利·勃蘭特社會方面

勃蘭特通過了內容廣泛的“內政改革計劃”,決定在實行財產合理再分配、實行退休、家庭、健康保險、改革教育機構等方面採取一系列措施。 [18]  1971年11月,政府頒佈了《企業內部條例法》,要求擴大勞動者的權利,擴大了企業工會委員會的人事、福利和經濟權。在福利政策方面,擴大了社會福利法,醫療保險的範圍也擴大了,事故保險擴大到中小學生和兒童,提高了死難家屬的養老金,增加了失業津貼和失業救濟金。 [9] 

維利·勃蘭特政治方面

為適應變化了的經濟、技術和社會狀況,勃蘭特對一一些法律也進行了改革,修改了婚姻法和家庭法、性刑法和執行法。鑑於60年代以來議會外反對派――左翼和右翼激進黨煸起的學潮對德國民主政治進行衝擊,為緩和國內政治對立情緒,政府於1970年為爭取青年學生,並將選舉權從21歲降到18歲。 [15] 

維利·勃蘭特外交方面

華沙之跪 華沙之跪
1969年,勃蘭特對外奉行與西方合作、與東方諒解的外交政策。主張加強同美國、法國等西方盟國的合作,擴大歐洲共同體,促進西歐一體化;在推進西歐政治聯盟和防務合作的同時,繼續改善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關係。在德國問題上,主張“有條件地承認民主德國",但強調“民主德國不是外國”,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特殊關係。 [11] 
  • 新東方政策
對於德國的統一,勃蘭特是極其關注的,併為此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他推行的新東方政策,就為兩德之間建立相互信任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還到東部講演,創造緩和氣氛。他主張東西德兩部分應逐漸融合,“ 不要操之過急”。
1961年,作為西柏林市長的勃蘭特,從柏林牆事件中逐漸領悟到,兩個德國的分裂已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因素。光喊“讓牆滾蛋”的口號,牆是推不倒的。1966年底,勃蘭特在庫爾特·喬治·基辛格內閣擔任聯邦副總理兼外長時,就及時地把握時機,同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互設了貿易代表機構,與羅馬尼亞建立了外交關係,並和南斯拉夫恢復了外交關係。這一系列外交行動,使聯邦德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有了突破性進展。 [10] 
1970年3月6日,蘇、美、英、法4國就柏林問題進行談判。 [2]  1971年,勃蘭特作為聯邦總理首次出訪蘇聯。這次訪問的重大成果是,雙方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結束了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長期戰爭狀態。同時,他還同波蘭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宣佈雙方“對誰都沒有領土要求,今後也不會提出領土要求。”
1971年9月3日,簽署了關於西柏林問題的協定,即《西柏林協定》。主要內容有:重申美、英、法在西柏林的權利和責任;西方國家的平民和貨物經西柏林通道的過境交通將暢通無阻;西柏林不是聯邦德國的一個組成部分,今後也不屬聯邦德國管轄;西柏林人民可因人道、家庭、宗教和商業等理由或以旅行者身份到民主德國進行訪問;聯邦德國可在國際組織中和國際會議上代表西柏林利益。該協定鑑訂後,柏林局勢趨於穩定。 [2] 
與東德改善和發展關係,是勃蘭特東方政策的另一個重大突破。1972年12月21日,兩德經過艱難的談判,終於簽署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關係的基本條約》,從而使兩國關係解凍,為各自加入聯合國鋪平了道路。1973年12月,他到布拉格簽署了《德捷關係正常化條約》。 [10] 
  • 西方政策
勃蘭特西方政策的另一個側重點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他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主要是一個防禦;生的組織。只有加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才能阻止敵手運用武力,對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盟國施加政治壓力”。他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緩和並不矛盾.它們是互為補充的。沒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支持,我們就不可能推行緩和政策,而沒有東西方之間的緩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政治目的也不可能實現。”勃蘭特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政治目的是使較為穩定的東西方關係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並存此基礎使歐洲得到一種有保障的、持久的和平。 [11] 
  • 對華友好
勃蘭特對發展聯邦德國和中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比較重視。在他當選為總理後,曾多次派遣政府官員到中國來進行友好訪問。1972年10月,他委派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瓦爾特·謝爾前來北京,正式簽署了建交公報。建交後,兩國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相互交往顯著增加。1975年,他出席了中國駐聯邦德國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197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逝世後,他是聯邦德國政黨中唯一到中國使館弔唁的領導人。1984年5月28日晚,應中國共產黨邀請,勃蘭特率領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訪華,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就國際形勢、雙邊關係、加強兩黨的聯繫與合作以及其它共同關心的問題,舉行了多次會談,並同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進行會談。 [11]  [14] 

維利·勃蘭特個人榮譽

《時代週刊》上的勃蘭特
《時代週刊》上的勃蘭特(2張)
勃蘭特在任期間努力跟蘇聯、波蘭和解,尤其是在猶太人的紀念碑前下跪,被西方人士稱讚為製造緩和氣候的先驅,被看成是一個偉大的和平締造者。為表彰他為此作出的貢獻,1971年12月20日挪威議會決定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 [4]  同年美國《時代》週刊把他評為“1971年新聞人物”。

維利·勃蘭特個人生活

  • 父母
勃蘭特是一位19歲售貨員的私生子。因而他只能姓母親的姓,後來母親嫁人,幼年的勃蘭特寄養在別人家裏,直到外祖父從沙場解甲歸裏後,才享受到一點家庭的温暖與樂趣。 [13]  他的外祖父路德維希·弗拉姆是位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小赫伯特經常聽他講社會民主黨鬥爭的故事以及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這一切在小赫伯特幼小的心靈裏播下了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種子。 [13] 
  • 妻子
勃蘭特的第一位妻子卡羅塔·托爾基爾德森,是一位挪威姑娘。他們於1941年在瑞典結婚,生有一女。據説,婚後因勃蘭特從事政治活動,無法花更多精力照顧家庭。加之託爾基爾德森意識到,戰爭即將結束,勃蘭特終究要回到德國去,因此他們在相互達成諒解的情況下,於1947年正式宣佈離婚。他們在1944年就開始分居了,婚姻僅維持了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不久,勃蘭特在斯德哥爾摩結識了另一位挪威姑娘,名叫露特·漢森。她於1920年1月20日生於揶威一小城市哈瑪爾,有三個姐妹。父親是一家農場的汽車司機。露特3歲時,父親病死,因而母親就不得不到一家牛奶場工作,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1948年二人結婚。1966年12月,勃蘭特在基辛格內閣擔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露特與全家一起從西柏林遷往波恩。在這期間,她曾擔任婦女和家庭事務局主席,名譽主席。1980年,二人離婚。
  • 子女
露特與勃蘭特結婚後生有三子,長子彼得,次子拉爾斯和幼子馬賽厄斯。 [11] 

維利·勃蘭特社會活動

辭職後的勃蘭特仍活躍在國際舞台上。他先後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名譽主席等職。1976年他又被選為社會黨國際主席。他上任後對社會黨國際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修改了社會黨國際章程。為社會黨國際規定了三大新任務:為爭取緩和與裁軍而鬥爭,為在南北關係上建立起新的世界經濟秩序而鬥爭,以及為人權而鬥爭。勃蘭特還經常以社會黨主席和社會黨國際主席的身份訪問世界各國,足跡遍及歐、美、亞、非。 [4] 
1977年初,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建議由勃蘭特領導一個關於國際發展問題的委員會。同年9月28日,勃蘭特在紐約宣佈,他籌組一個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並親任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由來自五大洲的十八個委員組成,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4] 

維利·勃蘭特人物評價

法拉奇(意大利記者):歷史將會判斷維利·勃蘭特究竟是一位多麼偉大的政治家和要人,但有—點可以肯定,作為一位領袖,他是西歐戰後一位極不平凡的大人物。他多年領導着一個新德國,這個德國再也不引起仇恨和恐懼,相反卻使別的國家感到羨慕。勃蘭特有許多功勞,其中最大的就是使我們懂得德國並不意味着希特勒。他本人從十四歲起就“用文字和拳頭”反對希特勒。他寫文章反對納粹分子,與納粹分子搏鬥,躲過了納粹分子的追捕,逃亡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並在那裏繼續進行鬥爭。做到這一點的德國人並不多。顯然,不應該由他去華沙在第三帝國屠殺的猶太人的墓前下跪,不應該由他去耶路撒冷朗誦請求寬恕的聖詩,但他這樣做了。在我看來,就其重要性來説,這一行動並不亞於他的“新東方政策",不亞於他的歐洲主義和他的社會主義思想。他的社會主義,與其説是社會主義,不如説是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為社會主義奠基的人,並不能説他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無可爭辯的事實是,這位常受抨擊的維利·勃蘭特,為德國工人謀得的福利勝過許多烏托邦。他沒有取消自由。這位可敬而不可愛的人物,是在崇拜自由中成長起來的,後來成為記者,作家,柏林市長和總理。他始終立場鮮明。 [3] 
奧斯卡·拉方丹(原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作為外交部長,勃蘭特很快在世界上贏得了人們對他的信賴。他繼續推行他在柏林已成功實施的小步緩和政策。在這方面他得到了埃貢·巴爾的有力支持。對我們大學生來説,勃蘭特立刻成了領導人物。他與其他許多政治家的不同之處是他曾積極地從事反納粹的活動。他年輕時曾於1933年流亡到挪威,戰爭結束後回到柏林。許多見風使舵的人誹謗他,因為他曾離開納粹德國;阿登納則攻擊他,因為他是私生子。 [12] 
密特朗(法國前總統):在我眼前這位宣佈戰爭狀態的人,已不再是當初給我描繪處於困境時的那個人了。他是該以犧牲祖國為代價而獲得敢於説不的美譽呢,還是權且服從莫斯科的命令而採取力所能及的挽救措施呢。他是英雄還是叛徒?對他同時代的人來説,也許是叛徒;但對於歷史來説,肯定是英雄。他知道,他不得不艱難地面對同胞的反抗,他還得承受人們對他的敵意和蔑視。他承受了這一切。他對我説,這是他的責任。為了不讓蘇聯軍隊再次佔領和任意擺佈波蘭,他的責任感迫使他要防患於未然,至少要防止最糟糕的事發生。 [12] 
維奧拉·赫爾姆斯·德拉特:維利·勃蘭特在四分之一的世紀中一直是歐洲政治中心的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在這段時期,他成為一位有説服力的思想鼓吹者,他鼓吹的思想流傳頗廣,遠至諸如華盛頓和莫斯科的領導人都能接受。他作為德國總理,在1974年辭職,這並非意味着他沒有前途。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首腦,更以柏林市長的身份而為千百萬人所熟知;他對自己的醜聞以及政治錯誤的被揭露迅速作出了反應,這就使他保留為自己創造新地位的機會。他能否成功地實現這一重要的目標,尚難逆料,但是,他在變化中的歐洲領導人中居於重要地位。他能夠為歐洲各民族增添新的凝聚力,而德國則仍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維利·勃蘭特的性格成為他的災難。從人性角度看,以他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他這位政治家,他具有悲劇人物的一切特徵。 [16] 
維利·勃蘭特 維利·勃蘭特

維利·勃蘭特個人作品

勃蘭特的回憶錄《人民與政治:1960年至1975年的日子》(People and Politics: The Years 1960-1975)於1978年出版。 [6] 

維利·勃蘭特人物爭議

  • 間諜門
京特·紀堯姆原在東德國家安全部下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50年代中期,他和妻子克里斯特爾奉馬爾庫斯·沃爾夫之命潛入西德,與大批移居那裏的東德人混在一起。根據沃爾夫的指示,紀堯姆夫婦應設法在社民黨內求得發展,於是他們加入了社民黨。1964年,紀堯姆成為社民黨法蘭克福區的負責人,之後他在政治上一路升遷。1969年9月,德國社民黨在戰後首次獲得大選勝利。不久之後,紀堯姆於1970年1月成功打入西德總理勃蘭特的辦公室。在以後的幾年中,紀堯姆以其幹練和過人的工作能力博得勃蘭特的信任與欣賞,他在擔任總理低級助手職務還不到一年,就被提拔為總理首席助理,甚至還曾擔任過總理辦公室與西德情報機關的聯繫人。紀堯姆權力大到可以為總理安排行程,維利·勃蘭特本身也是喜愛社交,他的公事包也都交給紀堯姆保管,由此,他得以接觸聯邦德國政府以及北約的大量核心機密。後來紀堯姆還將公事包帶回家,拍照竊取西德國家機密。
1972年秋天,東德間諜格羅瑙在西柏林被捕。由於他與紀堯姆在平時工作上有些來往,西德反間部門在調查中發現了蛛絲馬跡,偵察人員的視線逐漸延伸到紀堯姆身上。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監控和取證,紀堯姆夫婦於1974年4月24日被捕。這個事件在西德政壇引起強烈地震,事件曝光後,總理與西德全國一片譁然,東德政府也感到錯愕。後來,維利·勃蘭特受到反對黨與報社的抨擊,更爆出性醜聞事件,迫使黯然下台。 [7-8] 
參考資料
  • 1.    阿登納當選“最偉大德國人”(組圖)  .新浪網.2003年12月01日[引用日期2020-02-27]
  • 2.    1971年9月3日 關於西柏林問題的協定簽署  .人民網[引用日期2020-02-28]
  • 3.    (意)法拉奇編著;阿珊譯,風雲人物採訪記,新華出版社,1983.06,第88頁
  • 4.    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傳 第4卷,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11,第900頁
  • 5.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譯,爭取世界的生存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關係研究 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的報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1.04,第1頁
  • 6.    People and politics: The years 1960-1975: Brandt, Willy  .Amazon[引用日期2022-07-10]
  • 7.    張仁堅,曉年編譯,二十世紀間諜世界揭秘,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01,第67頁
  • 8.    劉丙海,黃學爵編著,諜海風雲 世界著名諜戰和間諜,金盾出版社,2015.05,第192頁
  • 9.    (美)鮑威爾編,二十世紀世界領導人傳記百科 上,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01,第146頁
  • 10.    黃真.論維利·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J].黑河學刊,2004,(5):22-25
  • 11.    殷壽徵,蔣裕國編著,維利·勃蘭特 一個德國政治家的畫像,時事出版社,1985.11,第134-154頁
  • 12.    (德)奧斯卡·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著;周惠譯,心在左邊跳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04,第1-16頁
  • 13.    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編,袖珍百科 世界古今大事縱覽,改革出版社,1996.01,第358頁
  • 14.    揭秘1984年勃蘭特訪華背後  .新浪網[引用日期2022-07-10]
  • 15.    吳友法著,冒險、失敗與崛起  二十世紀德意志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05,第361頁
  • 16.    (聯邦德國)德拉特(Drath,V.H.)著;陳 安譯,維利·勃蘭特傳,商務印書館,1989.12,第7頁
  • 17.    (美)鮑威爾編,二十世紀世界領導人傳記百科  上,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01,第146頁
  • 18.    孫炳輝,鄭寅達編著,德國史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11,第4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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