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格·別林斯基

維·格·別林斯基(1811一1848年)他的重要文學評論文章有《給果戈理的一封信》、《論普希金的作品》、《1847年俄國文學一瞥》等。

俄國文學批評家哲學家、政論家。1811年6月11日出生於斯韋阿博爾格城。父親曾任軍醫。1829年進入莫斯科大學語文系學習，組織過進步學生文學團體。1832年被校方開除，理由是他長期患病、荒廢學業和“才能低劣”，而真正的原因則是他在1830年底寫的劇本《德米特里·卡里寧》有強烈的反農奴制傾向。1833年起為《望遠鏡》雜誌及其增刊《雜談報》撰稿，並參與編輯，開始文學評論活動。1834年發表著名的第一篇長篇論文《文學的幻想》。1838年起主持《莫斯科觀察家》雜誌。次年雜誌停辦，他遷居彼得堡，負責《祖國紀事》雜誌文學評論欄。在這段時間內，他發表了大量文章，從長篇論文到小書評，對當時俄國文化藝術各個領域的一切新現象幾乎都作出了反應。1847年他轉到涅克拉索夫主辦的《現代人》雜誌，團結文學界進步力量，使這家雜誌成為當時俄國最先進的思想陣地。他一生貧困，積勞成疾。1847年赴國外治病，寫了著名的《給果戈理的一封信》。同年秋天返回彼得堡，繼續評論工作，受到沙皇政府的監視和迫害。1848年6月7日在彼得堡病逝。

別林斯基是在俄國解放運動中“完全代替貴族的平民知識分子的先驅”(列寧)，在思想上經歷了由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由啓蒙主義到革命民主主義的轉變過程。30年代參加斯坦凱維奇領導的小組,隨後結識巴枯寧,研究西歐哲學和社會政治思想，受謝林、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認為世界是“絕對理念”的體現。1837至1838年，由於自己的抽象理想“絲毫不能應用於生活”而感到絕望，從保守方面接受黑格爾“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的命題，錯誤地認為專制農奴制度是現實的，也就是合理的，一度與現實妥協〔見《鮑羅金諾週年紀念》(1839)、《閔采爾，歌德的評論家》(1840)、《智慧的痛苦》(1840)等文〕，受到赫爾岑等人的批評。40年代初，在逐漸興起的農民解放運動的影響下，克服了思想上的迷誤，堅定地站到否定專制農奴制度的革命民主主義立場上來。他也曾醉心於空想社會主義，但很快意識到不可能通過和平道路來改造社會。在對俄國前途的估計上，他反對把俄國宗法制度理想化的斯拉夫派，也不同意西歐派盲目崇拜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見解，認為民主革命運動必然會導向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同時，在哲學思想上也開始擺脱黑格爾唯心主義影響，肯定思維是客觀存在的主觀反映，認為“精神的東西不是別的，只是生理的東西的活動”，主張“把科學從先驗論和神學的怪影中解放出來”。在批判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體系的同時，發揮了辯證法的思想，認為有運動才有生命，而發展變化的源泉在於新舊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但是在對人類歷史的看法上沒有徹底擺脱唯心主義的束縛，認為社會的發展是取決於啓蒙教育和思想文化的傳播，往往用抽象的人性論的觀點來看待社會現象和文藝現象。

別林斯基是俄國現實主義美學和文藝批評的奠基人，畢生以文藝批評活動反對沙皇農奴制度。在美學觀點方面，30年代受黑格爾唯心主義影響，認為“藝術是宇宙的偉大理念在它的無數多樣的現象中的表現”，片面強調藝術的客觀性和無目的性。40年代中期開始從唯物主義觀點論述藝術與現實的關係，斷言“一切藝術的內容都是現實”,“生活永遠高於藝術”,但藝術並不機械模仿生活，而是“現實的創造性的再現”；強調藝術的社會教育作用，認為“剝奪藝術為社會利益服務的權利”“是貶低藝術”，會“使藝術失掉它的活力，失掉思想，變成閒人玩樂的對象和消遣的玩物”。與此同時，他又指出“藝術首先必須是藝術，然後才能成為某一時代社會精神和傾向的表現”藝術與科學的區別不在內容,而在“處理特定內容時所用的方法”，“哲學家以三段論法説話，詩人則以形象和圖畫説話，然而他們説的都是同一件事”。在《藝術的觀念》(1841)、《詩的分類和分科》（1841）和《關於批評的講話》(1842)等文章中，闡述了藝術創作和文學批評的一般規律和特徵，首次提出藝術是“寓於形象的思維”的著名論斷，認為在藝術中創造性的想象“起着最積極和主導的作用”，而在科學中,“則是理智和思考力”他以藝術認識的主體和客體的不同關係作為區分藝術種類(敍事、抒情、戲劇)的基本原則,斷言文學是藝術的最高形式,而中長篇小説則是最適合於反映錯綜複雜的現代生活的文學體裁。在近代美學中，他明確地認為“典型化是創作的一條基本法則,沒有典型化,就沒有創作”。要求人物的塑造“既表現一整個特殊範疇的人，又是一個完整的有個性的人”。主張“內容與形式的生動的有機的結合”，要求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既反對只重形式的“純藝術”，也反對抽象説教的教誨詩。後期強調創作中主觀和客觀因素的統一，提出“激情”説，認為作品的思想傾向不應該是抽象的教條，而應該是“活的熱情或情致”，“如果一件藝術作品只是為描寫生活而描寫生活，而沒有任何由主導的時代精神所激發的巨大熱情……那麼它就是一件沒有生命的藝術品”。

在文學史觀和文學評論方面,別林斯基着重探索總結俄國文學發展的道路，系統論述俄國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形成過程,把美學理論同文學批評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文學的幻想》一文中，系統地考察了俄國文學從18世紀的古典主義、感傷主義到19世紀初期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歷程，認為這是俄國文學逐步擺脱對西歐文學的模仿、形成自己的“民族獨創性”的過程。強調真正的民族性不在於對民族習俗、地方色彩的摹擬，而在於“為某一民族所特有的思想和感情方式”，在於“對俄國生活場景的忠實描繪”，從而確立了文學的民族性與現實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繫。《論俄國中篇小説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説》(1835)初步提出了現實主義理論。他認為文學自古以來就分為“理想的詩”和“現實的詩”兩大類，而“現實的詩”由於“在全部赤裸裸的真實中再現生活”，因而“更符合我們時代精神的需要”。他肯定果戈理善於“從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詩意，用對生活的忠實描繪來震撼心靈”的創作傾向，也就是説代表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方向。這一時期，俄國文學經歷了由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的過渡，別林斯基第一個從理論上論證了這一過程的必然性。

40年代，他的文學批評活動進入成熟時期，密切結合現實鬥爭的需要，對文學現象的概括、分析更為廣泛，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主要著作《亞歷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分為11章，以對普希金創作的精闢分析為中心，系統論述了俄國文學從羅蒙諾索夫到普希金的發展過程，確認普希金在俄國文學中承先啓後的歷史地位，認為在詩人創作中匯合了俄國文學的兩個基本潮流:理想的詩和嘲諷的詩,從內容到形式上都開拓了真正民族的真實的文學;揭示以普希金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形成的深刻社會歷史原因，認為普希金“不單是一個詩人,而且首先是甦醒了的社會自覺的代表”他的創作反映了1812年衞國戰爭和十二月黨人起義所激發的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的覺醒；肯定《葉甫蓋尼·奧涅金》是“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和高度人民性的作品”；同時也指出了詩人在思想上“平民與貴族的傾向奇怪地結合在一起”的侷限性。從1840年起，他每年都發表對俄國文學現狀的綜合評論，全面總結和評述當年文學創作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起了指導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的作用。《1846年俄國文學一瞥》(1847)和《1847年俄國文學一瞥》(1848)等，論述以果戈理為代表的“自然派”的形成過程及其特徵，從理論上論證並捍衞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方向；肯定“自然派在今天站在俄國文學的最前哨”,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諷刺文學,並直接繼承和發展了普希金所奠定的“現實的詩歌”的傳統;斷言果戈理的功績在於“完全使藝術面向現實”,着重“描寫普通人”，促進了俄國文學的民主化和現實主義的深化；他進一步區分文學的民族性與人民性的概念，認為人民性不僅要求忠實地再現生活，而且要求批判農奴制現實，表現人民的覺醒。他還在《乞乞科夫的經歷或死魂靈》(1842)和《答〈莫斯科人〉》(1847)等文中有力地批駁了斯拉夫派和自由派對果戈理及“自然派”的攻擊和污衊，指出《死魂靈》等作品“無情地揭開現實的外衣”的暴露傾向，“既是真實的，又是愛國主義的”;強調農民也是人,理應在文學中佔有一席地位。他對新起的“自然派”作家赫爾岑、屠格涅夫、岡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創作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精確的評價，指出他們對俄國黑暗現實的無情揭露和對普通人充滿同情的描寫,促進了俄國人民的覺醒,發展和加深了批判現實主義傾向。《給果戈理的一封信》提出了俄國革命民主派的戰鬥綱領，是他一生革命文學活動的總結。信中批駁了果戈理《與友人書簡選》的錯誤觀點,指出俄國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廢除農奴制度,推進文明和啓蒙，在人民中間喚醒“人類尊嚴感”；強調在當時沙皇統治的俄國，“只有文學能表現生命和進步的運動”，作家的神聖職責乃是成為人民自學和社會進步的喉舌。這封信在當時俄國進步知識界秘密流傳甚廣，影響深遠。列寧稱它是“一篇沒有經過審查的民主出版界的優秀作品”。別林斯基的文學批評以高度的原則性、敏鋭的洞察力和細緻精確的藝術分析見長，把政治激情和哲理思考科學分析和富於詩意的想象力融為一體,在俄國和世界文學批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別林斯基的文學遺產十分豐富十月革命前後,除多次編輯出版了別林斯基的全集和文集外，並開展對他的文學理論遺產的研究。普列漢諾夫首先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蘇聯學者尼·列·勃羅茨基、阿·拉夫列茨基、帕·伊·列別捷夫—波梁斯基、維·斯·涅恰耶娃、尤·格·奧克斯曼、鮑·布爾索夫等各自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別林斯基的著作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介紹到中國，50年代初出版了《別林斯基選集》兩卷本。近年來正在陸續出版《別林斯基選集》 6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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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一本不適合自己閲讀的書，比不閲讀還要壞。我們必須會這樣一種本領，選擇最有價值、最適合自己所需要的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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