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運行方式

一 可持續發展基本理論的進展

在1992年（里約熱內盧）“世界環境保護和發展大會”上，可持續發展作為全人類共同的發展戰略而得到了確認，這一概念較為公認的定義是“在不損害未來世代滿足其發展要求的資源基礎的前提下的發展”。根據對可持續發展的直接理解不難得出兩個原則：一是發展原則。發展是人類當代與後代共同的權利；無論是工業化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享有平等的和不容剝奪的發展權利。但應該承認，發展權對發展中國家更為重要。

二是可持續原則。也就是説，人類追求的發展必須是可持續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改變單純依靠增加投入、增加消耗以實現發展的傳統發展模式，使發展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性減小。

近年來，學術界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研究已獲得了較大進展。可以説，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其理論已初成體系。可持續發展的定義，要求以“不損害未來世代滿足其發展要求的資源基礎”為前提實現發展。這就意味着資源的存量在發展中至少不應減少，以使未來世代至少能保持與當代人同樣的產出。也就是説，傳統發展擔負的基本任務是滿足人口、尤其是當代人的消費需求，而可持續發展除此以外還擔負着保護和發展環境與自然資源的責任。這就意味着通過發展獲得的社會財富中，應該有很大的部分用於環境與資源方面。

為此，經濟運行效率必須有重大提高。只有這樣，才能在滿足提高人類生活質量需要的同時增加對環境與自然資源的投入。其努力方向是提高環境資源的使用效率，力求使創造的每一份人類福利消耗盡可能以較少的能源、水、環境自淨能力、土地和其它再生性資源，或者説，要求我們以儘可能少的環境資源創造儘可能多的GDP、 就業機會和生活質量的增量。因此，可持續發展模式必須堅持市場經濟，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市場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手段。但是，這樣的市場必須是制度力量強大的市場，必須能夠有效和不斷地淘汰落後生產力，必須能夠使各種外部性最小化，從而使環境友好的經濟活動得到獎勵，使環境與自然資源濫用行為付出其相應的代價。

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是各種自然資源的數量和質量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允許出現下降，如果某種單因子下降了，則要求替代資源的完全補償。為體現這一思想，世界銀行推出了一套新的計算國民財富的指標體系。在該體系中，一國的總財富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它們是創造的財富、人力資源和自然資產。該體系的關鍵之處，是發展過程中的自然資產的總價值消耗要從總財富中扣除。於是，如果一種經濟增長是通過掠奪自然資源和濫用環境取得的，則無論增長速度多快，其總財富的增加仍將非常緩慢，甚至會出現負值。健康的可持續發展應是自然資產至少不至於下降的發展，否則從長遠看可持續發展就是一句空話。由於在這一體系中經濟增長和環境變化被置於同一框架中核算，使分析者能更為準確地評估環境與經濟和諧度，決策者能更為準確地把握未來發展的可持續性，更好地處理發展與環境的關係。

既然不允許通過自然資產的下降來增加創造的財富，那麼經濟增長的源泉應該是什麼呢？世界銀行的研究揭示，發達與不發達狀態之間最重大的差別在於人力資源，換言之，是人本身的發展推動着經濟的發展。可持續發展從資源角度講，就是以人力資源替代自然資源的發展模式。這種替代作用首先表現為節約效應，通過科技進步、完善管理、優化生活方式和合理配置資源，使等量的資源消耗能產生更多的財富；通過合理分配社會資源，使等量的財富產生更多的福利。節約就是創造，而浪費與可持續發展水火不容。這方面一個突出的例子，是20世紀70年代中東石油危機導致的衝擊：在能源短缺的衝擊下，西方社會生產和消費全面向節能型轉變，大量資本和技術湧向節能領域，其結果是各國經濟的能效大大提高，日本更實現以等量能源使GDP翻番的成就。 這一節約過程，可以説是人力資源的發展對自然資源的替代過程。其次，這種替代作用表現為人工資源對稀缺自然資源的替代。如各種再生性能源對石油化工能源的替代，塑料和陶瓷對木材和某些金屬的替代。在某種意義上，儲量豐富的資源對短缺資源的替代也包括在內，還應包括野生動植物資源的家化。隨着更多自然資源和每種資源的作用更多地被人類認識，這種替代將會更為普遍和有效。由於這種替代 總是人類知識和技術進步的結果，其本質是人力資源的替代。

近年來國外一些經濟學家指出，傳統經濟衡量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指標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此導致人們對自然資源的忽視和資本對人力的替代。其結果使就業成為折磨社會的長期問題，也加劇了環境退化和自然資源的消耗。為此，應該以資源生產力概念取代勞動生產率，從而推動人力對自然資源的替代。雖然在測定資源生產力方面存在大量技術性困難，但這一思想顯然是值得注意的。

與新財富體系相關聯，世界銀行進一步推出了“真儲蓄（genuinesaving）”這一測定各國經濟可持續性的指標。它在多方面與標準國民帳户不同，其最大的特點是對資源耗竭程度的關切。在傳統收入指標中，開採自然資源獲得的租金收益是不體現的。而真正的儲蓄通過推斷，將資源的損耗表現了出來。如果森林的管理是可持續的，就不會發生這種損耗。真正的儲蓄還考慮減少污染性損害（包括髮病率和死亡率導致的人類福利損失）帶來的收益。最後，真正的儲蓄將當前的教育開支視為儲蓄的增加，因為這一開支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在傳統的統計中，教育被看做消費。 “真儲蓄”可能是負的。如果一個國家的建設投資和教育開支較少，外債、資源損耗和污染較重，負值就極可能出現。負值的含義就是包括人力資本、生產的財富和自然資源在內的社會總財富的減少，反之則意味着社會總財富的增加。所以，“真儲蓄”是一種動態指標，它反映全球或某個國家在某一年社會總財富的變動程度。實際上，它反映了全球或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可持續性，其正值越大，特別是人均的正值越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可持續性越強。如果“真正的儲蓄”為負，則説明現有的社會經濟狀況是不可持續的。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已將該指標作為衡量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指標。

二 實踐中的可持續發展

以上理論進展並非“發展重要，保護也重要”之類空洞的口號，它們事實上起到了某種指示器的作用，引導着國民經濟向可持續的方向轉變。在發達國家，這種轉變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進入90年代後已變得相當明顯。為此可以將發生在諸多領域的轉變歸納為三類趨勢：環境相關產業的興起；環境與生態因子的資本化；經濟活動全面的減物質化。

環境相關產業不是通常理解的環保產業，這是一個覆蓋範圍極為廣泛的領域，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面：

靜脈產業 包括傳統意義上的“三廢”利用，但這種經濟活動可以説是最低層面的。其發展方向是在企業內部、企業之間以及整個社會形成儘可能完整的物質循環迴路。一條迴路如果經濟上是有效的，則不僅會不斷創造新的價值，還會使往復流轉的物質流減少排放、廢棄和污染。不言而喻，循環迴路是由許多經濟活動構成的，如果其中的某個環節缺乏產生利潤的空間，則整個鏈條就會斷裂。對此需要三個方面的創新：一是技術創新，如改進工藝，採用新的原料等，使不可回收的物質變得可回收，使不可重複使用的零部件變得可重複使用；二是企業組織和經營活動的創新，如延伸企業服務；三是需要相應的制度環境。

陽光產業 也就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開發利用太陽能的產業。包括各種直接利用太陽能加熱、製冷、照明和發電的技術產品，各種利用生物能的技術。這一領域涉及範圍廣，吸附的高新技術密集，將會對未來的國民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當前，先進國家光電伏打發電、風力發電、有機廢棄物發酵提煉酒精、生物氣等生產成本已接近甚至達到實用水平，在其中的多數領域中國已經落後。可以説，發達國家的技術儲備已足以應對另一次嚴重的能源危機，中國必須迎頭趕上。

效率產業 節約資源的研發及其產品和服務。當前最重要的領域是節能和節水，隨着中國相關制度建設的進展，將會成長起嚴格有序的巨大市場。需要説明，該領域不僅涉及製造業，而且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每個環節。它的經濟後果是國民經濟全面的減物質化，並由此導致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度下降。

0次產業 0次產業的含義是它比一次產業更為基礎。種植業是一次產業，那麼土地復墾、涵養水土等就是0次產業。 在牧場放牧是一次產業，則經營牧草和草場本身就可能成為0次產業。類似的治理沙漠化、水土流失控制等都屬於這一領域。它們之所以有產業的“可能性”，主要尺度是要求相關經濟活動能夠獲得利潤，否則就不能算一種產業。

污染治理 基本上就是傳統環保產業的主體，這裏不予詳細討論。

這些產業的興起，其重要性 遠遠超過通常所理解的“新的經濟增長點”，相關聯的技術對傳統產業具有強大的滲透力。因此，它們實際上搭建了國家之間比拼綜合競爭力的新競技場。對此認識不足，會導致新一輪國力競爭的落後。

所謂環境與生態因子的資本化，意味着這些因子被視為某種生產要素，並且在實踐中與其他因素一起在市場中配置。典型的例子是濕地：灘塗湖蕩能夠有效淨化水體，提供荒野景觀，調節氣候，保護生物，作為旅遊地。所以，城市附近的濕地如果與設計合理的水系相整合，可以發揮出相當強大的經濟功能。例如，引導城市污水通過下水系進入濕地，使之淨化後進入上水系重新使用，是歐洲許多城市的實踐。在這一構思中，濕地的淨化功能顯然取代了耗資巨大的污水處理系統，因此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資本。

自然資本的理念能夠進入實踐，與知識經濟和服務經濟的發展有着內在的聯繫。大量運用自然現象的技術和設計，如利用自然風降温、讓智能化窗口利用自然光照明、運用生物羣落處置垃圾和污水、零排放工業和生活小區等，都需要綜合應用諸多學科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人們對環境與自然資源的理解發生了轉變。在傳統經濟中，人們對自然資源的理解有着強烈的實物經濟色彩。從環境中開採自然資源、加工製造為人類需要的產品，是傳統經濟模式下自然資源對於人類的價值所在，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後，發達國家物品短缺的狀況得到很大程度的緩解，對服務的需求則方興未艾。另一方面，人工材料和新技術對自然資源的替代乃至排擠日見明顯，導致原材料價格不斷下跌。在這種情況下，環境和生態系統向人類提供的服務也就理所當然地越來越受到重視。

可持續概念本身也強有力地推動着自然資本的實踐。利用濕地淨化污水，比建造投資巨大而運行費用昂貴的污水處理廠更為可持續，智能化的窗户系統能夠使室內晝間全天候保持光線的明亮柔和，從而減少照明能源的浪費。人們認識到，所謂消費，並非消費物質本身。物質是不滅的，消費的只是某種效用。而單位物質攜帶效用的多少，在物理學和化學上並無限制。儘可能使經濟系統中的能流和物流承載更多的效用，減少經濟發展對物質的依賴，已成為一種時代潮流，即經濟生活的減物質化趨勢。

減物質化是在發展模式、市場運行模式和生活方式的範疇內提出的。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基本途徑，它要求人類社會在生產和消費活動的一切方面減少對物質的依賴。它強調物質的循環，強調物盡其用，強調單位物質消耗產生更多的經濟增量和福利增量。在傳統的發展觀中，生產力的發展其實是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在減物質化的發展觀中，生產力的發展是資源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所以，實現減物質化的發展思路首先定位於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資源的配置方向應該從資源密集型向人力資源密集型轉變，投資方向應該從資本密集向人力資本密集方向轉變，使經濟體系每單位物質資本和資源投入的產出最大化，還要使其吸附的人力資本和使用的勞動力趨於上升。特別在我們這樣一個剩餘勞動力過多、資源相對稀缺的國度，這一基本策略能夠使我們運用較少的資源創造較多的福利和就業，同時減輕經濟系統對環境資源系統的壓力。

在具體的實施中，減物質化會使社會的觀念與實踐發生許多深刻的變化，人們的價值取向會從追求物質的量化轉向效用。與此相對應，以往追求儘可能擴大產品銷售規模的廠商，會轉而追求儘可能銷售更多的效用；消費者會從購買物品轉變為購買效用。市場會因此而重新組織，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以最有效的方式消費物質。例如，幾乎所有耐用消費品可能從承受轉為出租，廠商健全的維護保養網絡使消費者獲得更好享受的同時，也從另一領域開闢了利潤來源。普通消費品也會遵循同一原則，在提供等量效用的前提下使物質的消耗最小化。

作為減物質化的成果，經濟的基本指標是第三產業的比重不斷增加，最終可能增加到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水平，而第二產業會“一產化”，即像第一產業那樣，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只佔很小的片段。當然，這種前景是相當遙遠的。但這並不能成為我們推遲行動的口實。因為如果認真溯查，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生活減物質化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減物質化的大趨勢也將影響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格局。這種影響的強度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氣候變暖、能源價格和各國就業形勢。氣候變暖將迫使各國作出有約束力的減排承諾，這一因素與可能的能源短缺都會阻礙物流的增長、加快就業形勢惡化這一頑症。在減物質化這一大趨勢下，未來國際貿易中金融、技術、信息等服務貿易的比重將持續增大，而物品貿易將發生比重的下降，並可能越來越區域化。

三 可持續發展的制度環境

為了實現社會經濟生活全面的減物質化，最關鍵的不在於有關的技術，而是相應的制度。 其中包括延伸產品責任，促進企業從銷售產品向銷售服務轉變的制度，遏制外部性和環境濫用的制度，促進物質再利用的制度，遏制各種揮霍浪費，過度包裝、不適當地使用一次性用品等加重環境負荷的行為、消除各種保護落後生產力的制度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制度的完善能夠使社會更有效地利用市場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制度創新和完善會發生在諸多領域。如環境税費補貼和環境產權制，已在國外獲得了廣泛的應用。在税費方面、除排污費外，還有原料税、產品税、運行税、零售環境附加、抵押返還等各種制度。由此構成的體系的基本作用，是向生產者和消費者發出正確的市場信息，使他們能夠糾正相對應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使之與生態建設目標相一致。在中國，尤其是江蘇浙江上海這樣的發達地區，雖然已經存在排污費、排污水費這樣的税費種類，但即使不考慮執行的有效性，也是遠遠不夠的。其關鍵問題在於，此類税費僅僅着眼於末端治理，而不是整體地優化國民經濟的運行。要做到後者，需要重構國家的税收結構，其方向是從對勞動徵税（典型的是個人所得税）轉向對經濟活動中使用的自然資源徵税，從而“綠化”國家的税收體系。

綠色税收體系的基本特徵，是在總税率確定的前提下，徵收碳、氮、磷税，提高對土地和礦產開發的税率。其中，所謂碳税，即對石油化工燃料按碳含量徵税，對化肥和洗滌劑生產商按產品或原料的氮磷含量徵税。當然，其他税種的税率會適度下降，以保持經濟系統的活力。當發生這些變化後，消耗自然資源較大、對環境副作用較大的產品或服務價格會明顯上升，競爭力會遭到削弱，而綠色產品和服務會體現出競爭優勢，由此推動整個國民經濟向可持續方向轉軌。在江蘇浙江上海，當前較為急迫的是對化肥徵收氮税或環境附加費。這一措施的目的是提高化肥施用的成本，通過價格槓桿使化肥的單位面積施用量回復到正常水平。將收取的氮税用於農家肥施用的補貼，但補貼不直接給農民，而是給生產混合肥的企業、農家肥施用新技術的開發者和普及這類技術的村鎮。其次，為了實現汽車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有必要系統調整當前機動車的税費結構。現有機動車税費結構的弊端極為嚴重，簡單地説，是保護落後、排斥先進；保護浪費，排斥效率。其主要表現是入門税費過高，運行税費過低，且從環境保護角度看，徵收的是無差別税。由此造成的後果是落後車型和超齡服役的車輛難以及時退出，車輛的保養維修不能到位，從而產生機動車絕對量不大而污染嚴重的現象。

在環境產權方面，除典型的排污權外，還有各種准入、許可和配額制度，相關的轉讓制度也有談判轉讓、上市和拍賣等。更重要的是，環境產權使人們認識到，通過產權、使用權和其他權益的明晰化，市場機制能夠在生態保護和建設中扮演主要角色。對於國家規定實施總量控制的12種污染物，當前的排污費應該轉為總量收費。在此基礎上，對嚴重影響環境質量的二氧化硫和COD，應形成排污權市場， 運用市場機制動態地削減其總量。為了推動再生性能源技術的發展，可考慮建立強制配額與綠色信用制度，即政府通過法令強制要求每個電力生產商生產一定比例的用再生性能源產生的電力，發給實際生產再生電力的生產商以證明或綠色信用，而那些不實際生產再生電力的生產商則可以在市場上購買綠色信用以完成配額指標。以這種形式創建一種再生能源及其技術市場，能夠有效地推動相關領域的發展。

產權工具在生態建設領域也有很大的施展空間。在城市，連片地發展私家花園住宅，應該成為綠化的基本路徑之一。應該承認，私家花園住宅雖然歸私人所有、排斥公眾的進入，但在其他方面（如潔淨空氣、美化市容、減輕污染和改善城市總體生態條件等）的功能，與公共綠地並無差別。從經濟學上講，意味着個人的這種消費過程產生了很強的正外部效用。也就是説，當人們在享受其花園時，它們同時也向整個城市提供了生態服務。在一系列後續效應中，最直接的好處是能夠大量節約政府的綠地養護支出。同時，由於家庭擁有自己的花園後需要學習花卉知識技術、購買種苗、工具器械、肥料以及相關服務，種種需求還可以支持一個規模龐大的產業，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還需要考慮形成一種有效執行長期發展戰略的制度環境。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注重長期利益的發展模式，而無論什麼國家，政府只會考慮當期的政績和利益。只有在一種好的制度下，資源的跨期優化配置才可能實現。就中國的情況而言，當前較為急迫的是建立兩項制度：首先，強化建設規劃的權威性。在法制框架下，可考慮由“人大”承擔保障建設規劃實施的責任。換言之，當長期建設規劃按法定程序審定通過後，政府對規劃的任何改動必須經過“人大”的批准。通過這樣的機制來杜絕“首長工程”之類的現象。二是對財政制度的改革，設立不動產税作為區、鎮和街道政府的 收入來源。不言而喻，在此制度下政府提高税收收入的惟一途徑，是使轄區內的不動產價值最大化。為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注意綠化、整治髒亂、為居民創建安全和諧的生活環境。居民們不喜歡什麼，它就必須遏制什麼，以保持人氣的旺盛。因為只有人們願意居住在這個社區，這個社區的不動產價格才會穩定和上升，政府的收入也才會得到保證。於是，地方政府的眼光自然會變得較為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