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

《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共十二章，第1章為導論，對該書的研究內容進行了介紹。第2章為分割經濟中的資本，作者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經濟與資本市場的“分割性假設”。第3章為干預綜合症，作者從七個方面論述了政府的政策，説明了這些政府對付失業、生產率增長和收入分配平等化的無效性。第4章為貨幣與價格水平，論述了貨幣本身作為金融業的有用性。第5章為對流行貨幣理論的批評，作者主要批評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貨幣理論。第6章為資本積累中的貨幣需求：另一種觀點，作者論述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分割性對貨幣理論和政策的含義。第7章為金融抑制與通貨膨脹，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問題。第8章為貨幣改革與成功的金融增長，以德國、日本、韓國、印尼、中國台灣與拉美國家成功或失敗的事例説明了如何消除金融抑制。第9章為最優貨幣與經濟均衡增長分析了最優貨幣化與經濟增長之間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的實現。第10章為財政政策和對外貿易自由化，主要分析了與外貿自由化相關的税收政策。第11章為過渡問題：匯率浮動和外資的作用，作者分析了金融自由化中出現的問題及解決方法。第12章為引進外資的一些結論，作者強調了減少對國外直接投資的依靠。 ^[2] 

在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中，有這樣一種觀點：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經濟不發達，原因在於資本的不足。這個觀點具有其合理性，因此一度被奉為真理。麥金農通過大量的研究，對它提出了質疑，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不發達的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國家自身的資本市場的不完善，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金融抑制。金融抑制不是真正解決貧困的辦法。相反，它限制了資本市場的規範化和進一步發展，是貧困惡化的原因之一。發展經濟學的傳統貨幣理論卻視之為解決貧困的良方妙藥，因此是極端錯誤的，此為該書創作的動機。 ^[4] 

1965至1966年，南朝鮮進行了金融改革，為麥金農在落後經濟中實施成功的貨幣政策所進行的研究提供了理論上的啓發。1970至1971年，麥金農作為布魯金斯學會的洛克菲勒基金訪問研究教授，暫別斯坦福大學，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並完成了《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一書，該書的分析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米爾·德斯帕萊斯和愛德華·肖的影響。 ^[1] 

麥金農在該書的第1章“導論”中明確指出，“經濟發展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發展中國家當政者的政策選擇。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不適當的經濟活動，歸因於他們本身推行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雖有其客觀性，但往往帶有抑制作用。”而麥金農在該書中提出的“金融抑制論”的核心部分就是，着重發展中國家的國內資本市場，以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如何影響這個市場運行的，並以此來分析經濟發展問題。

在第2章中，麥金農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特徵。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是“分割”的，即大量的經濟單位（包括企業、居民户、政府部門等）互相隔絕，他們面臨的生產要素及產品的價格不同，所處的技術條件不一，所得的資本收益不等，沒有一種市場機制來使之趨於一致。簡而言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是“不完全”的。這種“市場不完全”在金融領域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大量的小企業和居民户被排斥在有組織的資金市場之外。他們以改進技術和提高生產設備質與量為目的的投資，只能靠自身的內部融資。但由於技術變革和投資不是可以細分而漸進地進行的，而是間斷地以成批形式出現，所以，業主們必須先有一個時期的內部積累，然後才能跳躍式地進行投資。這種形式的投資是低效率的。而要提高投資效率，企業的外部融資就至關重要，並且要提高利率，促進儲蓄。簡而言之，就是要發展金融市場。

發展中國家政府多實行一種不合理的干預政策，麥金農稱之為”干預綜合症”。在第3章中，麥金農列舉了“干預綜合症”的7種類型：（1）對新興工業的關税保護，麥金農援引哈里·約翰遜等人的觀點指出，在新興工業成熟之前，發達的資本市場可以為它提供資金，新興工業起步時的虧損應由社會通過金融市場來評定，只有在沒有關税保護時，通過本息的償還能力，才能確定新興工業的價值；（2）進口許可證制。麥金農認為，企圖想通過分配有限的許可證來避免壟斷，只可能遏制競爭和維持經濟的分割性；（3）腐敗和壟斷特權。麥金農認為，在進出口和信貸等方面的特權往往與腐敗交織在一起；（4）資本物品的廉價化。麥金農認為，政府給予某些部門以各方面的壟斷特權，使這些部門可以廉價獲得資本物品，這並不是將整個經濟的剩餘轉化為資本積累的公道合理的辦法，好的辦法是通過資本市場來實現；（5）惡化農業的貿易條件。麥金農認為，政府為使農村的經濟剩餘轉到工業部門，並進一步保護新興工業，間接地通過關税和其他工業保護措施，或直接地通過降低農產品價格，對商品價格進行控制，是對農業的沉重負擔；（6）土地改革。麥金農認為，土地改革並不能解決問題，而在一個自由化的，資本市場充分有效發揮作用的經濟中，收入再分配（不止是土地改革）能使未來的收入和生產機會均等，而不會產生效率的損失；（7）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商業貸款。麥金農認為，這樣做可能是以把投資機會廉價地讓給外國人為代價，來打破經濟受到外部融資限制的一種形式，但是，國內企業發展會受阻，因為模仿國外生產技術變成了全盤引進，同時，政府用繁瑣的官僚主義手段確保對外資企業的參與，導致了這些企業的無效率。

麥金農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只會加劇經濟的分割性，也正是在此意義上，“現代的分割性基本上是政府政策的產物。” ^[5] 

在第4章中，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的不發達表現在，由於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償還能力所知甚少或全然不知，非貨幣的金融工具不容易在市場上轉讓。因此，貨幣不僅作為支付手段，而且由於國家對貨幣的信用，貨幣貯藏也作為私人進行資本積累的一種主要方式。所以，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實際現金餘額需求與實質資本需求在私人的資產中選擇中是高度互補的，也就是説，促使人們更願意持有現金餘額的外部條件，會促進而不是阻礙私人對實質資本的積累。

在第5章中，麥金農對流行的貨幣理論進行了批評。他認為，流行的貨幣理論基於5個特定的假設：（1）資本市場是完善的，並且是以低成本運行的；（2）所有企業具有不變的規模收益，可以獲得相同的技術，面對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上相同的價格；（3）存在一個為資本積累服務的完善的實質資本和證券市場，貨幣對資本積累本身沒有直接作用；（4）貨幣的發行是無成本的，通貨同存款之間沒有本質差別；（5）存在一種最優貨幣政策，政府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實行資源的最優配置。

由於流行的貨幣理論不能應用於發展中國家，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麥金農在第6章中提出了關於資本積累中貨幣需求的另一種觀點：貨幣同實質資本的互補效應。他首先假設：發展中國家所有的經濟單位都侷限於內部融資，企業一居民户之間不發生借貸活動；對小規模的企業——居民户來講，投資具有不可分性；政府直接參與資本積累，然後分析道：“如果貨幣被視作一種導管，而不是一種競爭資產，資本積累就會通過它而發生，於是，貨幣需求的增加，同時會伴有實質資本生產率的提高。”由此，他得出一系列結論：資本存量的質量同持有貨幣的實際收益正相關；在貨幣導管效應起支配作用時，現金餘額存量需求同實質資本是互補的；私人儲蓄和投資對持有貨幣的實際收益和穩定性相當敏感，存在一種確定的貨幣最優實際收益，它大大高於零；通貨膨脹是解決實際資本短缺問題的一種蹩腳辦法；投資規模的不可分性意味着不發生收益遞減而發生收益遞增的情況。 ^[5] 

在第7章中，麥金農詳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受到金融抑制的情況。他認為，隨着發展中國家民族銀行業的獨立和發展，銀行業殖民化的性質已經消除了，但是，一個“新殖民”銀行體系卻出現了。在這個體系裏，有特權的私人借款者和官方借款者仍然可以按很低的實際利率獲得銀行有限的資金，這種放款利率往往是大大低於稀缺資本的機會成本的。另一方面，大量的小農户和城鎮企業是銀行向有特權的客户信貸擴張的基礎，他們擁有很大比例的存款，但他們在融資方面仍然是“被壓制”的。與殖民時代相比，這個體系中實際銀行利率反而更不合理了。因為，對銀行貸款利率的限制，削弱了商業銀行為各階層小規模借款人提供服務的能力和願望，10％的最高利率已經難以抵補銀行管理費用和違約風險了。這自然使銀行為確保安全而將僅有的少量資金貸給無風險的持有特別許可證的進口商、大地主和各種各樣的政府部門。

發展中國家政府對金融抑制的一般政策反應是：規定銀行利息上限；禁止用土地作擔保和防止放款者取消貸款者抵押品的贖回權；政府囤積糧食和規定農產品價格，以此來向小農户輸送資金。麥金農認為，這些政策都是無濟於事的，要消除金融抑制，就必須推行高利率政策，因為，“利率高、但數額大和期限長的貸款，會產生使生產技術發生跳躍的效應”。他還強調，在消除金融抑制時，不能實行通貨膨脹政策。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巴西沒有解除金融抑制的原因就在於，通貨膨脹率偏高和貸款利率偏低。簡言之，金融抑制的加劇，不是穩定價格的一個必然後果。關鍵是要用提高實際利率的方法，利率上升會增加貨幣需求，而不是主要用會減少貨幣供應的非均衡低利率來收縮信貸的方法，去控制價格。

在第8章中，麥金農分析了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進行貨幣改革、推行金融增長的實際情況。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發達國家中，日本和聯邦德國是成功地進行貨幣改革和取得金融增長的範例。而在不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實行了完全成功的金融政策。事實上，少數發展中國家，如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反而出現了金融衰退。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既沒有出現持續的金融衰退，也沒有出現為解除“抑制綜合症”所亟需的突然迸發的金融增長。

麥金農着重分析了南朝鮮、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台灣這3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成功的情況。他認為，它們在受到多年金融抑制以後，轉向提高存款和放款實際利率，從而順利地改變了未來的經濟進程。1964—1966年和1967—1969年分別是南朝鮮和印度尼西亞實際貨幣擴張對資本積累和實際產出發生直接、積極影響的轉折點。儘管中國台灣沒有表現出金融方面的急速轉變，但台灣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運用較高的存款和貸款利率，促進了金融增長。從這3個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經驗中獲得的啓示是：（1）通過使用高名義利率和控制名義現金餘額增長率，着手使貨幣政策從金融抑制轉向金融增長，是發展中國家貨幣當局和財政當局力所能及的；（2）如果政府准許銀行體系行使中介功能，穩定價格水平並不會導致經濟衰退；（3）如果通貨膨脹逐漸壓低到了“温和”的水平，可用提高名義利率來有效地抵消通貨膨脹，然而，徹底消除批發物價指數的上漲，是更可取的策略；（4）存款和貸款的最優實際利率是出人意料的高。

麥金農認為，經濟增長會提高儲蓄水平，由此而帶來金融增長。在第9章中他探討了這個問題，用模型描述了金融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過程。 ^[5] 

在第10章中，麥金農探討了更加廣泛地實行自由化政策的問題。他認為，公眾雖然對不發達經濟中金融抑制的嚴重性沒有清醒的認識，但對於“外貿抑制”極為關注。進口關税、許可證、配額、特別免税等等被認為在造成商品短缺的同時，助長了官僚政治。另外，外貿抑制還阻礙了國內產品同外國產品進行競爭，人為地壓低了中間產品的價格。對外貿進行管制，是以實行替代進口工業化戰略為基礎的，這一戰略如今看來是令人失望的，因為這一戰略進一步加劇了經濟分割性和生產率下降。儘管在進口替代的早期階段，發展中國家由此出現了一些可喜變化，但進一步進行自力更生髮展的前景則是相當黯淡的。所以，必須實行外貿自由比。而“當國內資本市場自由運轉時，就會出現自由貿易這種情況。”

麥金農進一步指出，一旦出現金融增長，對外貿實行管制的理由就會站不住腳，並且肯定是錯誤的。這時，“再也不需要對製成品使用者徵收關税，來對國內新的生產者提供補貼。相反，經營前景良好的新企業，將會更容易借到資金。”而且，“在資本非常匱乏的地方，應該向出口商以及其他生產者提供大量信貸，但這種資金必須按充分反映資本稀缺的利率水平供給”。

發展中國家在促進外貿自由化的同時，也應促進税收自由化。麥金農認為，税收自由化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實行完全中性的税收政策，即隊關税轉為增值税和消費貨物税。發展中國家的關税帶有收入的性質，但很高的和限制性的關税是出於保護國家生產才對消費品徵收的，在進口萎縮時，這些限制性的關税不會增加任何税入，因為對特殊進口商免税而造成的税入損失，要大於對進口實際徵到的税入。他結論性地寫道：“假如能夠實行金融自由化和發展一個有活力的資本市場，這種完全中性的税收政策可能是最優的。不過，對新興工業可能仍需要保留一個非常有限的保護性關税，而不是配額或數量限制。當然，當這些工業逐步成熟時，應該有系統地取消這些措施”。

在該書的最後兩章（第11、12章）中，麥金農對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外國資本“自由化”地流入只會加重經濟中的扭曲和分割性，解決投資資金來源問題，關鍵是要打破國內的金融抑制和發展資本市場。 “經濟發展的優先策略是直接放鬆國內金融和對外貿易，而不是依賴外資來消除長期的‘瓶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要限制短期資本的流入。 ^[5] 

《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中的方法和某些觀點，對於改革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對於中國經濟理論工作者和改革者也有一定的借鑑。 ^[1] 

羅納德·麥金農，美國經濟學家、金融理論家，1935年出生於加拿大，1956年畢業於加拿大埃爾伯塔大學並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961年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61年到美國斯坦福大學任教。麥金農是一位應用經濟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經濟學和經濟發展問題，其代表作品有《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國際交換中的貨幣》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