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分為3篇來論述。第一篇為理論部分，也是全書的基礎和精華部分，在這一篇，作者系統闡述了他的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並運用交易費用理論對歷史中的經濟組織進行了分析；第二篇為歷史部分，作者用制度變遷的理論來分析歷史，進而以歷史的發展演變來驗證理論，分析了兩次經濟革命及其結果、古代世界經濟的變遷與衰落、封建主義的興衰、近代歐洲的結構與變遷、產業革命和1789—1914 年美國經濟的結構與變遷；第三篇是理論與歷史的結合部分，也是全書的總結部分。 ^[2] 

論述該書產生的背景，要提到1973年美國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西方世界的興起》更側重的是論歷史的史實，而作者在1981年出版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變遷》則更側重歷史的理論。 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作者對自己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的觀點進行了修正和完善，還進行了理論總結。 ^[4]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集中表述了一箇中心思想：由於人類受其自身生產能力和生存環境的約束，只有通過交換即交易這一基本活動才能獲得經濟效益和安全保障，而產權是交易的基本先決條件，產權結構的效率引起經濟增長、停滯或經濟衰退。國家則規定着產權的結構並最終對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此外，由於約束行為的衡量費用很高，如果沒有思想信念約束個人最大限度追逐利益，會使經濟組織的活力受到威脅。因此，意識形態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種節省時間和精力的工具，有助於實現決策過程簡化，社會穩定並使經濟制度富有黏合力。從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革來解釋長期經濟增長和人類社會的演進，顯然是富有啓示意義的。

首先，作者在論著中主要用總產出、人均產出以及社會收入的分配來説明實績，解釋歷史中的經濟實績需要人口變遷理論、知識存量增長理論和制度理論，論著研究的重點放在制度理論上。

其次，作者認為國家並不是“中立”的。國家是界定和實施產權的單位，因而它最終要對造成經濟的增長、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所以，關於制度變遷的國家理論既要解釋造成無效率的產權的政治或經濟組織的內在的活動傾向，又要説明歷史上國家本身的不穩定性，即國家的興衰。作者構造了一個有關國家的新古典理論。他認為國家有三個基本特徵：一是國家為取得收人而以一組被稱為“保護”和“公正”的服務作為交換；二是為使收入最大化而為每一個不同的集團設定不同的產權；三是面臨其他國家或潛在統治者的競爭。所以國家有兩方面的目的，它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以使全社會總產出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税收。然而，這兩個目的是相互衝突的。也正是因為存在着這樣的衝突並導致相互矛盾乃至對抗行為的出現，國家由此興，由此息。

最後，作者認為制度變遷的路徑取決於交易費用高且不完備的市場。由於市場的複雜多變以及制度設計者的有限理性，決定製度變遷的初始設計不可能完全符合市場實際。在這種情況下，初始制度的選擇是多種的而不是單一的，可能基本正確也可能基本不正確，相應的制度變遷也並非一定按照初始設計演進，往往可能一個偶然事件就改變了制度變遷的方向，這形成了路徑依賴運行機理的給定條件。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複雜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軌跡，由於變革原有制度、選擇替代性制度的成本高昂等原因使制度轉軌變得非常困難。制度變遷最終可能呈現出迥然不同的軌跡，可能進人良性循環軌道並優化，產生制度的路徑依賴的正效益：也可能沿着原來的錯誤路徑直至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下面導致停滯，產生路徑依賴的負效應。但並不意味着在陷入路徑閉鎖之後，制度變遷的路徑就無法改變，在外部壓力或內部危機下，通過政府的干預和一致性行動，以及意識形態的支持，仍然可能衝破路徑閉鎖，實現路徑替代。

總之，作者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性的存在和作用機理的揭示，對歷史制度變遷兩種典型軌跡的概括，以及退出路徑閉鎖的可能性的分析，構成了其制度變遷路徑依賴理論的核心內容。 ^[1]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是經濟史領域歷史與理論結合的典範作品，它的出版標誌着新經濟史學派的制度變遷理論框架的基本完成，用一種全新的分析方法和理論框架重新解釋了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的經濟發展史，得出了許多與傳統認識迥異的結論，這不僅在經濟史研究中，而且在經濟學説史上有着劃時代的意義，作者也因此成為新經濟史學派的創始人。 ^[4] 

道格拉斯·諾思（ Douglass North， 1920—）， 美國當代經濟史學家，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的主要學術著作有：《1790—1860 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美國過去的增長與福利：新經濟史》《1607—1860年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公共問題經濟學》《西方世界的興起：新經濟史》《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