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元善

經元善的父親經芳洲（經緯）早年即旅居上海經商，且以在上海縣城創辦清節堂、育嬰堂等諸多善舉，有滬上著名的“經善人”之譽。相傳清同治元年，太平軍二次攻打上海城，一些未來得及逃避的婦女紛紛投清節堂避難，忠王李秀成也聞經芳洲之名，嚴令不許進擾清節堂。後來太平軍進入浙江，經過上虞驛亭經家村時，聽説是經善人的鄉里，亦相戒不得驚擾。

經元善不但自幼好學，其好善之舉更勝於父親經芳洲。17歲時經元善奉父命到上海學商，清同治四年（1865年）繼承父業經營錢莊，並從事慈善事業。由此結識鄭觀應、謝家福等洋務企業活動家和社會名流。

光緒四年間，山西等地迭遭水、旱災害，災情慘重，經元善即帶着父親死後留下的五萬多元錢從上海乘船北上天津，然而親赴山西災區散發賑款，救活災民眾多。此後幾年鑑於各省災害頻繁，經元善便邀集江浙滬紳商，首創成立了“協賑公所”，組織、領導江浙滬紳商賑災，持續十餘年，籌募善款數百萬，以救濟災民。當時的上海地方官把他的善行上報北京，經元善亦因此得到朝廷的奉旨嘉獎達十一次之多，朝廷還封了經元善一個江蘇候補知府的虛職。

光緒六年，受李鴻章委任，入上海機器織布局任駐局專辦商董會辦，開始涉足洋務企業。採用資本主義公開招股的集資方法，收到效果，卻遭織布局官方代表排擠，退居家中。

光緒七年（1881年）夏，被李鴻章委為上海電報局會辦後，受總辦鄭觀應的委託，積極推進津滬電報線的建設和上海電報局的創建工作。

光緒八年，中國電報局改為官督商辦，集股湘平銀8萬兩。經元善本着振興民族實業的意願，再入股1萬兩成為主要股董之一。

光緒八年三月，接任上海電報局總辦，任職至光緒二十六年，苦心經營長達18年。在任期間，善於經營管理，他認為企業中有人才有一切，只有任用稱職的管理人員，企業才能興旺發達。經元善就任總辦後改進服務，節省開支，不到一年就使上海電報局扭虧為盈。

光緒二十年起，中國電報總局開始分紅，總局督辦盛宣懷提出按營收多寡分配紅利的方案。據此全國共派發花紅5722.78原，上海電報局得益最多，可得1408.32元，而煙台濟寧局等有一定數量的轉報和來報，營收甚少，分紅只得4.32元和1.35元。經元善知道後，認為“臨時戒苟得，取之當有道”，在兩天之內三次致電盛宣懷，提出他的主張是：少分花紅，多留積累；不僅按營收多寡分紅，還需照顧邊遠局所、中轉電報多的局所和線路工人的勞務支出；要按年提大修公積一成。企業紅利“應以一半歸股東餘利，按股照派，以一半歸在局花紅，均年酌給”，使企業、股東、職工三方得益。

由於經元善的主張，雖使上海局在光緒二十一年至光緒二十五年少得花紅16.5萬餘元，（當時中國電報局的全部資金為80萬元），卻體現了他的長期觀點和全局觀點。經元善還主張電報局應“自辦電報材料廠”、“不信仰求他邦”，使電報局成為當時成功的洋務企業，受到洋務派官僚及中外紳商矚目。

光緒二十年甲午戰起，北洋水師敗於大東溝，卧病在牀的經元善響應李鴻章“募義餉興義兵”的號召，馳書各路舊友，疾呼“毀家紓難，合眾志以成城，抵抗日本侵略”。馬關條約簽訂，眾多愛國之士痛心疾首，經元善的憂國之心倍熾。經友人趙鳳昌的介紹，他認識了時旅居上海的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並常與康、梁交流時局，探討強國之策。經元善雖贊同康、梁先從上層政治着手，實行立憲，開制度局，分辦新政的主張，但更強調多辦學堂以開通民智，尤其要先辦女學堂。在他看來“有淑女而後有賢子，有賢子而後有人才，有人才而後可致國富強”，因此康、梁北上以後，經元善即與趙鳳昌、何眉孫等聯名呈請總理事務衙門，準在上海開辦學堂。除了力佐何眉孫籌建上海南洋公學外，他自己還在上海高昌廟創辦了經正書院。

光緒二十四年經正書院改為經正女學，因此經元善不僅是近代滬上興學的重要功臣，更成為開中國女學先河的鼻祖。

戊戌變法開始，向張之洞遞交變法請願書，主張“扶聖教（孔教）而正人心”。

光緒二十六年，當獲悉慈禧欲逼光緒帝讓位而立溥雋為儲，於次日以候補知府銜聯合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名維新人士和紳商聯名發出反對“己亥交儲”通電要求收回成命，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由此得罪慈禧太后，遭清政府通緝，家財被抄，被迫去澳門避難，由此離開上海電報局總辦崗位。清廷行文澳門葡督，遭當局拘禁。幸得國內外輿論聲援未被引渡，後獲釋。

1903年秋，在上海病故，享年63歲。 ^[1] 

生前熱心桑梓公益，創辦上虞賑公所，與知縣唐煦春創辦積善堂，用作育嬰及其他善舉。

著作有《趨庭記述》、《居易初集》等（於光緒二十七年編輯出版）。

侄子：經亨頤 ^[3] 

孫女：經普椿

孫女婿：廖承志（廖仲愷、何香凝之子）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慈禧在榮祿等人的策劃下，跨出了廢帝計劃的第一步——立九歲的溥雋為皇儲，正式立溥雋為皇儲之前，關於慈禧欲廢帝的消息早已紛紛揚揚，及至立儲詔書一出，各省擁護維新立憲的人士由戊戌政變光緒遭幽禁而積發的不滿，更如火上加油。消息傳到上海，經元善悲憤難抑。事實上，十二月二十四日，經元善在得知慈禧欲立溥雋為皇儲的消息後，曾密電洋務派骨幹、時任電報局督辦大臣的盛宣懷，請其上言挽回。豈料經元善旋得盛氏的覆電僅一句話：“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經元善在得盛氏覆電時已十分惶然，及聞立儲之詔，慈禧第二步廢帝的用心已昭然若揭，他的最大擔心也終於亳不留情地得到了證實。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雖然經元善甚至連一木都算不上，但他已顧不了這麼多。於是在聯合了馬裕藻、葉瀚、章炳麟、蔡元培、吳眺、唐才常、丁惠康、黃炎培等1231名旅滬維新人士和紳商後，十二月二十八日，經元善以上海電報局總辦的職名領銜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出了電文： ^[2]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電旨，滬上人心沸騰，探聞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説，務求王爺、中堂大人公總體國，奏請皇上力疾臨御，忽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憂勤，下以弭中外之反側。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作為一位以洋務實業立身，以賑災興學聞名的富紳，經元善盡管還掛了一個江蘇候補知府的虛職，但充其量只是一個在野人士，照理在戊戌政變維新人士殺的殺、囚的囚、免的免、逃的逃腥風血雨下，他大可以像無數其他富紳一樣，雖心有慼慼但仍不妨做一個識時務順潮流的聰明人。尤其在得知慈禧老佛爺蓄謀已久的為廢光緒而立大阿哥的殘酷事實後，他更可不必做出以卵擊石的捋虎鬚行為，何況盛宣懷已明確告知過他“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然而如果是這樣，經元善就不是經元善了，在他看來賑災救難、興學開智固然為人生之善，然而當朝廷和權柄逆時代而動使國家和民族欲失曙光而返黑暗的危難時刻，敢於挺身而出仗義諫言，雖一木粉碎而不惜，則更是人生的首善，大善。誰叫父親給他取名叫經元善呢？！因此，經元善領銜發出這份電報，雖不乏尊王、保皇思想的作用，其更主要的動因和精神支撐，實是希望光緒有朝一日重掌皇權、再行新政，以實現國家的富強。

且説電文到達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值班的章京唐文治一見大驚失色，即將電文呈給軍機大臣王文韶閲看，王文韶一看黯然不語。正在此間，“己亥建儲”的主要參與者、時任直隸總督兼充辦理通商事務北洋大臣的榮祿也到了，榮祿一看，怒聲道：“這經元善是何等人，膽敢妄言干政，一定要把為首的殺幾個，看他們怕不怕。”出生於浙江餘杭的王文韶是經元善的舊識，見榮祿要興大獄，他便假裝糊塗道：“那經元善不是在辦電報局嗎？許是別人冒他的名，想免付電報費吧！”榮祿自然不甘罷休，第二天面奏慈禧時，榮祿依然堅持“經元善案一定要殺幾個，以昭炯戒”。王文韶聽罷雙眉一皺，隨即奏道“立大阿哥是天大的喜事啊！殺人忌諱，老佛爺原喜歡吉祥的，怕是不便吧！”慈禧見王文韶説得也有道理，便下旨“飭地方官拘捕監禁，以為儆戒。”

朝廷緝拿經元善的消息傳到上海，趙鳳昌等友人力勸經元善到澳門避避風頭。之所以選擇澳門，一是澳門時屬葡萄牙，二是澳門支持光緒的保皇勢力較大。於是經元善當晚即乘船赴澳門避難。得知經元善到了澳門，清政府即向澳葡總督交涉，説經元善是政治犯，要求引渡。澳葡當局遂將經元善囚禁於大炮台，但拒絕引渡政治犯。清政府旋又指控經元善是“拐款逃走”的刑事犯，並派“證人”到澳門對質，要求作刑事犯罪引渡。澳門保皇會會長何廷光等花重金全力救援，眾多港、滬人士和海外華僑也紛紛聲援。鑑於中外輿論壓力，不久澳葡當局正式照會清政府，經元善拐款逃走之刑事指控不實，乃政治犯，給予政治避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興起，慈禧倉皇逃出紫禁城，溥雋被逐，榮祿等人獲罪，經元善亦於第二年由楊纘泰等保出，被澳葡當局釋放回到上海。此時的經元善雖剛屆花甲，但已神老體衰，兩耳失聰，一目失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秋，63歲的經元善病死上海家中。

在風起雲湧的晚清歷史舞台上，“己亥建儲”一案端的只是一片污濁的黑雲。然而，當黑雲籠城之際，敢於振脊而起，為爭得一份光明而抗爭而奮鬥，無疑是人生的大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