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大典

《經世大典》，原稱《皇朝經世大典》，又稱《元經世大典》，元人趙世延、虞集等纂修，全書880卷，目錄12卷，附公牘1卷、纂修通議1卷。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年）冬詔修，至順二年（1331年）五月成書，歷時一年半。惜此書已佚，現今只能從《元文類》（《國朝文類》）、《永樂大典》殘本等書中保存的此書少量佚文以及《元史》的《文宗紀》《虞集傳》《儒學傳》等記載中，大致獲知其纂修宗旨、內容、體例和成書經過。 ^[5] 

《經世大典》是元文宗時，趙世延、虞集等“參斟唐宋會要之體，薈萃國朝故實之文”，仿效六典之制修纂的元代第一部大型通制性政書。它分類記載了元初至文宗朝的帝王譜系、詔訓、職官、禮樂、經濟、軍事、外交、法律、匠作等典章制度，總結了元朝建立以來典制的更替演變，是元代典制之集大成者。再加上，《經世大典》乃當朝人修當朝史，史料多來自官方原始檔案，史料可靠性、真實性較《元史》等書為高。《元史》各志基本上是從《經世大典》摘錄編纂而成，《元史》的一些傳記也可能出自大典。因此，大典是考校元代文獻的最基本史料，對元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周少川教授窮盡20年之功，廣搜史料、詳加考據，與合作者魏訓田、謝輝一起整理而成的《經世大典輯校》（中華書局，2020年出版），實為元史研究的又一新貢獻。 ^{[2]  [4]} 

元文宗詔命纂修此書的目的，虞集在《經世大典序錄》中概括為：“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元文類》卷四〇），這反映出元朝統治者在政治上的考慮。元文宗為此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要在“經世”，即政治實踐。元文宗在文治方面有所建樹，而詔修此書則是其中最重要的舉措之一。 ^[5] 

該書體例﹐參考了唐﹑宋會要﹐而有所創新。如工典篇分為宮苑﹑官府﹑倉庫﹑城郭﹑橋樑﹑河渠﹑郊廟﹑僧寺﹑道宮﹑廬帳﹑兵器﹑鹵簿﹑玉工﹑金工﹑木工﹑摶埴之工﹑石工﹑絲枲之工﹑皮工﹑氈罽﹑畫塑﹑諸匠二十二目﹐多為唐﹑宋會要所無。

各篇﹑目正文之前﹐均有敍文説明其內容梗概﹐或變革之因﹐或設立宗旨﹐便於讀者瞭解﹔這種編纂方法亦較唐﹑宋會要為勝。其所依據﹐多為中朝及外路各官府文件﹐但將蒙古語直譯體改為漢文文言﹐並刪去了公文中的吏牘繁詞。

《經世大典》以元文宗所建奎章閣學士院承修，趙世延、虞集等纂修，燕鐵木兒按照國史例監修，又命相關的學士“譯國言所紀典章為漢語”（《元史·文宗紀三》）。纂修過程中，虞集等“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元史·虞集傳》），以確保《經世大典》所據資料的完備，而其正式開局纂修，是在至順元年（1330年）四月。奎章閣學士院以獨立纂修，僅一年多的時間，成此鉅製，虞集等人的籌劃、組織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世大典》的體裁，是遵照元文宗指示，仿唐、宋《會要》之體，又參照《唐六典》而折衷之。“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修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元文類》卷四〇）全書凡10篇：“君事”（以皇帝為中心）4篇，即《帝號》《帝訓》《帝制》《帝系》；“臣事”（以政治體制為中心）6篇，即《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君事”各篇，有敍無目。“臣事”諸典，各自立目，典有總敍，目有小敍。其內容，從諸典總敍及各目小敍的説明中，可知其大體。如，《治典·總敍》記載，“《書》曰：冢宰掌邦治。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執事，此為治之本也。故作《治典》。其目則有官制沿革，以見其名位、品秩、祿食之差；有補吏入官之法，以見用人之序；附之以臣事者，則居其官、行其事、其人、其跡之可述者也。”其他各典，皆類此。蘇天爵編集《國朝文類》，把《經世大典》的序錄及各典總敍、各目小序盡數收入，為後人瞭解元代這一浩大工程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5] 

該書明初修《元史》時多有引用﹐《永樂大典》亦予輯錄。正統六年(1441)﹐尚見於楊士奇所撰《文淵閣書目》﹐但已殘缺。

萬曆三十三年(1605)孫能傳﹑張萱撰《內閣藏書目錄》﹐該書未列﹐想已遺佚。今人所見該書遺文﹐除《元文類》所收《經世大典序錄》及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殘本中存留的一部分外﹐尚有《廣倉學宭叢書》所收之《大元馬政記》﹑《元代畫塑記》﹑《大元氈罽工物記》﹑《大元官制雜記》﹑《元高麗紀事》﹐均為前人從《永樂大典》輯出﹐總約十餘卷﹐還不及全書百分之二三。

《經世大典》尚存的這部分文字﹐內容涉及市糴糧草﹑倉庫﹑招捕﹑站赤﹑急遞鋪﹑海運﹑高麗﹑緬甸等事﹐為研究元代社會經濟﹑政治﹑軍事﹑工藝技術﹑中外關係的重要資料。

如據《經世大典 站赤》記載，元朝全國驛站多達一千五百餘 ^[1]  處。元朝驛站設置範圍很廣，東連高麗，東北至奴兒干，北達吉利吉思，西通伊利汗國，西南抵烏思藏、南接安南、緬國。驛站有水陸之別，陸站用馬、牛、驢、狗；水站用船。驛站由站户服役。各站所置站户及交通工具數額不等，依據繁閒而定。大站置驛令，小站置提領，關會之地置脱脱禾孫(查驗人員)。各地驛站歸地方官府提調，統隸於通政院、中書省兵部。乘驛人員以朝廷所發的圓符、鋪馬驛旨為信物。元朝後期，驛站管理混亂，站户不堪虐害，逃亡嚴重。

《經世大典輯校》，周少川、魏訓田、謝輝 輯校，中華書局2020年5月出版。《經世大典輯校》被列入“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是元代典制的集大成之作，研究元史必備的基本史籍，“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4] 

《經世大典輯校》一書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全面地收錄大典現存佚文，最大限度地恢復大典原貌，以求更好地保護這部已嚴重殘缺的古代史學名著，為學界提供一部便於利用的重要史籍。 ^[3] 

本書為《經世大典》的首次系統全面整理（輯佚、點校）。本書輯校的思路清晰明確：以史源學的原則收輯散見於各種古籍的《經世大典》佚文，儘可能恢復佚書原貌，充分體現輯本的還原性和可信度。本書輯佚以《元文類》所存佚文、《永樂大典》殘本所存佚文、文廷式輯本、其他史籍文集所引佚文為先後順序，依次輯入大典框架；佚文有重出者，擇善而存，刪去重複；又以清人多種輯本為校勘。並收入《進經世大典表》、《經世大典地理圖》。輯校本在各類目之下，附有“考校記”，記述佚文出處，考證有關類目的設置和佚文的歸屬，以及文字取捨的原因，交代異文校勘的情況。文後附錄有關記述、考證《經世大典》的詩詞、題識、跋語，列《〈永樂大典〉殘本所存〈經世大典〉佚文表》等。 ^[3-4] 

元修《經世大典》，凸顯出元朝統治集團對於規模空前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自豪與自信。如，書中這樣解釋“帝號”：“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夫大天下之統，壹天下之心，莫重於號，著帝號篇。”其總序稱，元朝的建立，“疆理廣袤，古昔未有”，“肇基建業，至於混一”。這種大一統的局面，是對唐、宋的繼承和超越，也是《經世大典》所要彰顯和宣揚的。

《經世大典》作為元朝典章制度歷史沿革的記述，有一些反映遊牧民族特色的內容，但更多的是突出反映了元朝統治集團對中原王朝歷史傳統的高度認同。

例如，元文宗明確指出，“仿唐、宋《會要》，著為《經世大典》”。這表明，元朝統治者自認為是唐、宋政權的繼承者，因此，對唐代的典章制度史《唐會要》、宋代的典章制度史《宋會要》十分重視，要求仿照唐、宋《會要》編纂本朝的典章制度史。

《唐會要》始於朝廷官修，終於宋初王溥續成，為書百卷，受到唐、宋兩朝的重視。《宋會要》由宋朝專門機構“會要所”所修，成書2200卷，但未刊行。宋亡，書稿入元，成為元代史家纂修《宋史》的重要資料。《宋會要》原書已佚，有清人徐松所輯《宋會要輯稿》之影印本及縮印本流傳。元文宗對唐、宋歷史和典章制度的重視，是編纂《經世大典》的歷史背景和學術依據，深刻地反映了元朝統治者的歷史文化認同。

元朝統治者在政治修養和思想修養方面，十分重視儒家學説。《經世大典》第七《禮典·進講》記載，元世祖忽必烈廣收諸儒學士，“在位三十餘年，凡大政令、大謀議，諸儒老人得以經術進言者，可考而知也”。元文宗開奎章閣，“陳祖宗之遺訓，考經史之格言，以養德性，以成事功，而文治大興矣”。元朝統治者繼承了宋朝的經筵講席制度，由大臣給皇帝講讀經史典籍，這裏説的“進講”或許比經筵更加靈活，而且很強調“德性”的修養。

元朝把祭祀孔子定為國制。《經世大典》第七《禮典·宣聖廟》説，“有國家者通祀仲尼於天下”，元朝“廟祀如故，而學隸焉。舟車所至，凡置郡縣之地，無小大莫不皆有廟學。其重者，京師有國學之建，東魯有闕里之祠。至於褒封聖門之重，崇撫儒者之勤，尤為盛大矣”。由此可見，尊孔子、祀孔廟、重儒學，是元朝的國策之一，也是對中原王朝歷史傳統的繼承。在傳承基礎上，元朝也有所創新。行省制度的設置，即是突出的一例。後世的省制，即源於此，意義重大。

元代著名學者歐陽玄在《進〈經世大典〉表》中寫道：“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道雖形於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足見彌綸之具。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於以著當代之設施，於以備將來之考索。”這段精練的論述，高度概括了《經世大典》的纂修目的、接續傳承和歷史價值。

《經世大典》是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在發展進程中產生的一部典章制度史著作，是在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高度認同的基礎上纂修的一部代表性歷史典籍，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5] 

至順三年三月進 歐陽玄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道雖形於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足見彌綸之具。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於以著當代之設施，於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纘休鴻基。發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關雎》之風化日興。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羣策，躬親萬幾。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皦日；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遍敕官寺，發掌故之舊章。仿《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臣某叨承旨喻，俾綜纂修。物有象而事有原，質為本而文為輔。百數十年之治跡，固大略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成帙，隨表以聞，伏取進止。” ^[6] 

備註1：:《進經世大典表》，文中有這麼一句話：“百數十年之治跡，固大略之僅存”，《經世大典》於1331年修成，從1206年立國到1331年，一共120多年，的確是“百數十年”。

備註2：根據《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紀三》記載：

至順元年五月八日(1330年5月25日)，丞相燕帖木兒率文武百官及僧道、耆老，奉玉冊、玉寶，為元文宗上尊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