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抗戰

侵佔中國的內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滿蒙計劃”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佔熱河和冀東之後就計劃建立一個類似偽滿洲國的“蒙古國”。為此，日本將實現該目標分為三步：第一步佔領蒙東。從九一八事變到侵佔熱河，這一步已經實現。第二步是利用內蒙古民族分裂主義者和上層統治勢力，如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等製造“內蒙古自治運動”。自日本佔領蒙東地區之後，就加緊實施這一步。第三步，在此基礎上侵佔察哈爾、綏遠兩省，建立一個名為“蒙古大元帝國”或“大元共和國”的傀儡政府。 ^[2] 

日本侵佔綏遠，必須先佔領察哈爾。1935年初，日本製造了察東事件。1935年6月，日本企圖通過簽訂秦土協定 ^[3]  強迫中國軍隊從察東撤出。1935年7月25日，關東軍制定了《對內蒙措施要領》的絕密文件，決定了“擴大和加強內蒙古的親日滿區域，隨着華北的進展，而使內蒙脱離中央而獨立” ^[4]  的方針。1935冬，日軍藉口張北事件，指使偽軍李守信部佔領了察北六縣和察東八旗，又在1936年2月1日成立了偽“察哈爾盟公署”。日本在察哈爾得手之後，便把侵略的矛頭指向了綏遠。 ^[2] 

綏遠在內蒙西部，北接外蒙古，南界晉、陝兩省，東臨察哈爾，西接寧夏、甘肅。控制了綏遠，就構成了對華北、西北的包圍態勢，就獲得侵入華北、西北的理想通道。“從東北經察綏，西至寧夏新甘，造成封鎖中國，隔絕中俄的陣線，是某（日）方最近一二年來努力的目標” ^[5]  。日本通過1936年5月建立的偽“蒙古軍政府”，控制了察北和察東地區，直接威脅着平綏鐵路和晉北的大同及綏遠的包頭。 ^[2] 

為了侵佔綏遠，日關東軍的《對內蒙措施要領》規定了從政治上對綏遠省的傅作義進行收買的政策；如果收買難以實現時，就抓住有利時機，把他（傅作義）打倒，驅逐到山西省內 ^[6]  。接着，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徵四郎、參謀田中隆吉、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太原特務機關長和知鷹二等人紛紛躥到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對傅作義威脅利誘，進行策反，聲稱傅若不與日本“攜手合作”，日本則支持德王以“武力解決”。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義的拒絕。於是關東軍決定發動對綏遠的武裝進攻。 ^[2] 

1936年10月，關東軍制定了侵綏計劃。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接任駐化德特務機關長，直接指揮偽軍行動。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佈置攻綏計劃。決定兵分三路：李守信第1軍部署於綏東興和一帶為左翼；德王第2軍部署於綏北土木爾台以北地帶，並以偽蒙軍第7師進駐百靈廟（今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為右翼；以王英軍為主力，進攻紅格爾圖和土城子。計劃先奪紅格爾圖，然後李守信和德王部從百靈廟和興和同時出動，會同王英部一舉攻佔歸綏市，再分兵進佔綏東集寧和綏西包頭及河套地區。 ^[2] 

會後王英率部離開商都向西移動；李守信率第1軍從張北移至商都，作為第二線；德王的第2軍主力佈置在尚義、化德一帶，為後援，其第7師繞經後草地進駐百靈廟，為北線作戰的主力。 ^[7]  。同月中旬，偽蒙軍和王英的“大漢義軍”在察綏邊境和綏北集結。田中隆吉吹噓説：“‘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一打就跑，我們沒費多大力量，就佔領了東北四省，建立了滿洲國。而綏遠軍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嚇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綏遠。 ^[7]  ” ^[2] 

11月上旬，日本關東軍在未得東京軍部同意的情況下，指揮偽蒙軍和其他偽軍發起對綏遠的進攻。攻綏軍以德王和李守信為首的偽蒙軍為主力的兩個軍7個師組成，另外還有以王英為總司令的“大漢義軍”4個旅。總兵力2萬餘人（一説1.5萬餘人 ^[7]  ）。其作戰部署，是以商都和百靈廟為據點，對綏軍取外線包圍態勢，以便南襲歸綏，攻取包頭、固陽，西攫五原、臨河，迫使綏軍退守山西。 ^[27] 

1936年春，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已有變化，蔣介石調中央直屬部隊5個師進入山西，準備進攻長征到達陝北的紅軍，同時也準備支援晉綏軍，抵抗入侵綏遠的日偽軍。5月27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要求其增兵援助綏遠傅作義：“弟意於此省府改組以及四省邊區名義發表時，一面應對包綏從速佈防，以示決心……預請當機立斷，迅即增防。” ^[8]  但閻畏懼日軍進攻山西及紅軍再度渡黃河東征，猶豫不決，請求中央軍支援。7月中旬，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表示對日本入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9]  ，併成立國防會議。7月31日，蔣介石再電閻錫山，闡明局勢，令其“從速決心增加綏防五師之兵力”。 ^[10]  8月10日，蔣介石又電閻錫山，命令對進犯綏遠的偽蒙軍採取攻勢：“欲使匪偽不敢再擾亂綏遠，則我軍僅主防禦，不能達成我目的，必須於其擊潰之時，或偵知其後方司令部與麕集所在地，我軍出其不意猛力襲擊，予以一大打擊後，即時退回原防固守，則匪以後必不敢輕動，此為必操勝券與一勞永逸之計。” ^[10]  在蔣介石的極力推動下，在日軍欲取綏、晉的情況下，閻錫山也提出了“抱着弱國的態度，守土抗戰，踢破經常範圍，加緊自強”的方針 ^[11]  。 ^[2] 

中國國民政府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説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同日軍和德王進行堅決鬥爭，在軍事上也作了相應的準備。料敵必將大舉侵綏，一面加緊準備抗擊，一面向蔣、閻報告。閻對綏遠軍隊的部署和指揮關係作了如下調整：“第19軍（王靖國部）在晉部隊（該軍原有4個團在綏）及第68師（李服膺部）並獨立第7旅（馬延守部）、獨立第8旅（孟憲吉部）、炮兵4個團，為先遣入綏增加抗戰之部隊，爾後視情況之必要，凡屬晉省部隊，全數入綏抗戰。先以68師一部開綏，其餘分駐晉北及大同附近集結，由……（傅作義）隨時調要（用）。 ^[12]  ” ^[2] 

1936年8月9日，第68師一部到達興和、豐鎮，擔任前方警戒。1936年9月18日，中央軍炮兵1個大隊抵綏。1936年10月14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告知已調湯恩伯第13軍（2個師）和門炳嶽部騎兵第7師增援綏遠。1936年10月21日，蔣介石又電告閻錫山：“談判仍無進展，默察情勢，綏遠敵在必得，且預料其攻綏時期，當不出下月初旬。”並指示：“乘敵準備未完以前，決經（以）優勢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東取積極攻勢，並以有力部隊由豐鎮進至興和，遮斷匪偽南北之連絡，迅速撲滅匪軍，以絕其佔領綏遠之企圖。 ^[13]  ” ^[2] 

參戰部隊的主力由傅作義的第35軍及趙承綬的騎兵軍組成。第35軍轄2個旅、6個團：第211旅，下轄第419、421、422團；第218旅，下轄第420、435、436團。該軍和騎兵軍各以一部駐綏東、綏北前線。王靖國率第70師駐綏西包頭一帶。李服膺率第68師集結於晉北陽高、天鎮等地。湯恩伯率第13軍由陝西向綏遠開拔（綏戰開始後，該部還在途中，未參戰） ^[12]  。

1936年11月5日，偽“蒙古軍”正、副總司令德王和卓特巴扎布向傅作義發出通電，為侵綏戰爭製造藉口。1936年11月8日，傅作義在覆電中對德王作了駁斥。蔣介石也致電德王，對其進行規勸和責備。但德王在關東軍的慫恿指揮下發動了對綏遠的進攻。 ^[2] 

綏遠抗戰從1936年11月15日開始，到12月19日結束。整個抗戰又分為紅格爾圖戰鬥、百靈廟戰鬥和錫拉木楞廟戰鬥。其中尤以百靈廟戰鬥影響最大。 ^[2] 

1936年11月13日，王英所部偽軍兵分兩路從商都分向興和、紅格爾圖進攻。1936年11月15日，偽軍1500人進抵紅格爾圖附近的陽坡村，與駐綏軍前哨部隊接觸。1936年11月16日，偽軍向紅格爾圖猛攻，守軍據壘抗擊，“戰鬥二小時，匪死傷六七十名，被擊退”，敵攻勢頓挫。 ^[2] 

紅格爾圖屬綏遠陶林縣，為千餘人口的小鎮，西距縣城80公里，南離集寧90公里，東距敵偽盤踞的商都30公里，為綏、察交界之要衝，是綏東北的門户，是商都通往百靈廟的必經之地。駐守這裏的是騎兵第1師彭毓斌部的3個連。彭毓斌在獲悉戰訊後即派騎兵第6團增援。1936年11月16日、17日兩天中，田中隆吉、王英指揮2個騎兵旅、1個步兵旅向該鎮猛撲。守軍拼力奮戰，紅格爾團始終在綏軍手中。 ^[2] 

傅作義、趙承綬於1936年11月15日午夜到達集寧前線指揮。傅分析各方面的情況後認為：進犯紅格爾圖的偽軍雖非敵之主力，然其諸兵混合，隊伍龐雜勢眾，如敵首戰取勝，可增偽軍氣勢，威脅綏省安全，影響晉綏軍士氣，並能西進綏西，對晉綏軍形成危害。於是決定首戰應擊破紅格爾圖當面之敵。採其“守點以抑留敵人，集中主力進攻”的作戰方針，即“借各城鎮之既設工事，以民眾守要點（縣城及有工事之較大村鎮），使正規軍隊機動出擊敵之據點” ^[14]  ；或向來犯敵人主動出擊，先擊一路，各個擊破。 ^[2] 

1936年11月16日上午，傅作義與趙承綬發出作戰命令：由騎兵第1師師長彭毓斌率騎兵4個團，由步兵第218旅旅長董其武率步兵2個團及炮兵1個營，在彭毓斌、董其武統一指揮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動殲擊紅格爾圖附近之敵，並限於17日夜間發起襲擊。 ^[12]  並調駐豐鎮的第68師第401團至大六號，掩護集寧東北一帶，支援出擊部隊。 ^[2] 

此時，偽軍王英部在前線約三四千人，其一部圍攻紅格爾圖，餘分佈於土城子、打拉村、台道灣等處。18日凌晨1時30分，晉綏軍發起全線攻擊，戰至上午7時，土城子大部被攻克，紅格爾圖東、南、北三面之敵向北方逃竄。8時半，騎兵第1師師部進入紅格爾圖。此役擊斃偽軍500餘人，俘20餘人，連同前3天的保衞戰，共斃偽軍1000餘人 ^[15]  。晉綏軍從俘虜中找出了王英軍的電台台長、日本人牟禮吉和僱員松村利雄 ^[16]  。

傅作義於紅格爾圖初戰告捷的當晚，乘敵一時難以再犯之機，先發制人，立即發起百靈廟戰役。蔣介石也於1936年11月16日從洛陽致電閻錫山：“即令傅作義主席向百靈廟積極佔領，對商都亦可相機進拳…非此時乘機佔領百靈廟與商都，則綏遠不能安定也。 ^[17]  ”駐綏軍遂準備進攻百靈廟。 ^[2] 

百靈廟位於綏遠北部，是烏蘭察布盟草原上著名的寺廟，距省城歸綏約160公里，距武川120公里，四周羣山環抱，為喇嘛、蒙牧民聚集中心。有公路北達外蒙古庫倫（烏蘭巴托），東通化德，西南接包頭，東南連歸綏。如果説綏遠是連接中國東北、西北的津樑，而“東西策應的根據地就是百靈廟” ^[18]  。

百靈廟名義上是國民政府的蒙政會所在地，實際上日本和德王把它經營成進行侵綏戰爭的後方基地。駐守這兒的有偽第7師（騎兵）約1800人、德王直屬騎兵1000餘人，另有專任指導的日本軍官四五十人。總計約為3000人。同時運來大批的糧秣和裝備，“存在廟上的子彈有100萬發以上，白麪約二三萬袋” ^[18]  。

針對百靈廟四周環山、山外為平坦草地、35公里內無村落、易守難攻的地形特點，晉綏軍制定了隱蔽接敵、正面攻擊與迂迴包抄相結合、速戰速決、準備阻擊援敵等指導要領，“以強襲之準備作奇襲之行為”，對百靈廟發起進攻 ^[19]  。

1936年11月20日，傅作義在歸綏召集孫長勝、孫蘭峯和袁慶榮部署戰鬥，要求在1936年11月24日前以迅疾動作、敏快手段，在增援之敵到廟之前襲取成功。同時發佈作戰命令：“騎2師孫師長長勝為指揮，步211旅孫旅長蘭峯為副指揮，旅參謀長袁慶榮為參謀長，指揮步兵419團（欠1營）、421團（欠1連）、第70師315旅補充第1團（欠1連）、騎兵第8團及特務3個連、炮21團第3營，及第6連小炮2門，無線電3台，汽車1隊(計甲車20輛、汽車24輛)，以迅捷之手段，襲佔百靈廟。” ^[19]  1936年11月22日晚10時，各部隊按指定地點集結完畢。 ^[2] 

1936年11月24日凌晨1時，進攻百靈廟的戰鬥全面展開。日本特務機關長盛島角芳指揮作戰，以熾烈火力阻止晉綏軍前進。戰至4時，攻擊部隊深入各敵陣地，戰鬥呈膠着狀態。上午7時天即放明，若無進展，敵飛機助戰，援兵亦至，則對晉綏軍非常不利。因此孫長勝、孫蘭峯到第一線指揮作戰，袁慶榮指揮炮兵，並撥給尖刀連9輛汽車，每班乘1輛，由東南山口魚貫向廟內衝擊，決心在早晨全殲廟內之敵。 ^[2] 

經過反覆搏鬥，終於突破敵陣，突入廟內。激戰後將敵殲滅大半。日本特務機關長盛島角芳先率部逃跑，日本顧問煙草谷與偽蒙軍第7師師長穆克登寶也分乘汽車狼狽逃竄。至1936年11月24日上午9時30分，晉綏軍收復了百靈廟。百靈廟一役，斃傷偽軍七八百人，俘虜300餘人，繳獲炮3門、重機槍5挺、步槍400餘枝、電台3架，還繳獲了彈藥一批、麪粉2萬袋和大量汽油。晉綏軍傷亡官兵300餘人 ^[20]  。 ^[28] 

在百靈廟慘敗的日、偽軍退到錫拉木楞廟。田中隆吉為了挽回頹勢，命令“大漢義軍”的副司令雷中田率領所屬金憲章、石玉山、葛子原、趙奎閣等部在錫拉木楞廟集結，向百靈廟反撲。1936年11月28日，敵以汽車100餘輛運兵3000餘人到錫拉木楞廟，準備反攻百靈廟。1936年11月29日，王英直接指揮偽軍騎兵2000餘人繞過商都以北土木爾台，運動到陶林西北一帶牽制晉綏軍。 ^[2] 

錫拉木楞廟位於百靈廟東35公里處，在四子王旗的北部。晉綏軍攻下百靈廟後得知偽軍在此集結，料定敵必反攻，於是制定了退兵誘敵、守廟打援的方針。在作戰部署上，決定：“一、以騎兵第2師孫長勝師長率該師（3個團）附炮2門，進擊烏蘭花，另以420團附炮1連，乘汽車支援騎兵；二、以211旅孫蘭峯旅長指揮421團、補充第1團、炮兵2連、小炮4門，為固守百靈廟之部隊，但除421團現在廟內之部隊外，餘在廟外準備，臨時進入；三、以419團附炮1連，在後廠汗次老為伏兵；四、以獨立第7旅之兩個團，由卓資山開駐武川、黑老各1個團。”這樣，使錫拉木楞廟之敵不能單獨反攻百靈廟，而又迫使該敵離開，晉綏軍則相機佔領之。 ^[2] 

自1936年12月3日起，偽軍向百靈廟反攻。守衞廟內的綏軍1個團奮起反攻；殺傷偽軍一部後，有計劃地後退，誘敵深入。下午7時，廟外晉綏軍發起反擊，深入之敵大敗而去。至1936年12月4日9時，徹底粉碎了偽軍的反攻，斃“大漢義軍”副司令雷中田及日、偽軍500餘人，俘200餘人，並將王英偽軍主力牽制於烏蘭花一帶，錫拉木楞廟敵守備力量大為減弱。 ^[2] 

偽蒙軍反攻百靈廟失敗後，殘部退到錫拉木楞廟和布拉圖廟。偽軍內部、偽軍和日本顧問之間產生了矛盾，關係惡化。戰敗的偽軍旅長金憲章、石玉山感到叛國附敵毫無出路，遂派人與傅作義接洽反正事宜。 ^[2] 

當百靈廟守軍與敵反攻部隊激戰時，騎兵第2師在烏蘭花東北15公里處的南廂村、紅房子與王英部激戰，將其包圍於烏蘭花西北七八十里處的黃陶瓦。1936年12月8日，石玉山部1個旅在陣地反正。9日凌晨，金憲章也率部反正，將日本顧問小濱大佐以下日本軍官27名悉數殺死，同時向偽蒙軍第7師穆克登寶突襲，將其大部殲滅。1936年12月9日上午，晉綏軍進佔錫拉木楞廟。此時，偽蒙軍呈土崩瓦解之勢，偽旅長安華亭率領2個團、偽團長王子修率1個團於1936年12月18日宣佈反正。1936年12月19日，偽軍呂存義部聞安、王反正，也率部投誠。王英帶着殘兵逃回張北，被日軍全部繳械。至此，“大漢義軍”徹底覆滅。 ^[2] 

綏遠抗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吞綏遠的陰謀。“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對日先後有過淞滬、長城抗戰，每次戰後無一不是以簽訂割地喪權的辱國條約而告終。而綏遠抗戰獲得了既收復了失地、又沒有簽訂任何條約的勝利。日本關東軍原以為晉綏軍不中用，一嚇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顧問，以王英部打前鋒，利用漢人打漢人……蒙古軍督後，作為第二線支援”就可取勝。事實與日軍的願望相反，綏遠抗戰歷時5個月，中國軍隊三戰三捷，共殲滅和瓦解偽軍一個師又四個旅，擊斃操縱偽軍的日本顧問30餘名，收復了百靈廟、錫拉木楞廟等戰略要點多處，肅清了綏遠境內的全部偽軍，挫敗了日軍西侵綏遠的計劃。 ^[29] 

其次，激發了全中國人民空前的抗戰熱忱。綏遠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各地，“四萬萬人聞之，神為之旺，氣為之壯” ^[21]  ，各地“自動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如救國會、後援會、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慰勞隊、募捐隊等，努力擴大救亡陣線，加強抗日力量……” ^[22]  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廣大羣眾、各階層人士及一些海外僑胞自發參加了“捐萬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綏”等運動，紛紛要求將綏戰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戰。上海日商紗廠的4.5萬名工人為抗議日本侵綏舉行罷工。有人認為“這是‘五卅’以來，對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一次打擊”。日本當局也承認，“綏戰使抗日氣氛一度上升”。1936年11月23日天津《大公報》專門配發了著名記者範長江的傑作《綏東戰役中五個民族英雄》。表彰了騎兵師長彭毓斌，旅長董其武，團長張培勳，團長蘇開元。副團長張著 ^[23]  。 ^[2] 

綏遠抗戰增強了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抗戰信心，誘發了“西安事變”。各地實力派為綏戰抗敵勝利而備受鼓舞。剛剛結束了兩廣事變的李宗仁、白崇禧發表通電，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軍開往綏遠，將廣西軍隊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綏。閻錫山遵其父遺囑，將87萬元的遺產作了援綏款。李宗仁、白崇禧還抗議將抗日七君子監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國志士寒心。”應傅作義之請，宋哲元與韓復榘一度會晤於南宮，商討援綏事項（由於蔣介石的阻撓，宋、韓援綏事未能實現） ^[23]  。 ^[2] 

綏遠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西安，東北軍、第17路軍廣大將士普遍喊出了“我們要援綏抗日，收復失地”的口號。東北軍的將士找到張學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們也要自行組織隊伍援綏”。傅作義在綏遠抗戰勝利後成了全國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張學良卻戴着“不抵抗將軍”的帽子。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愛國自尊心。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向蔣介石遞交了《援綏請纓抗敵書》。1936年12月3日、7日。張學良又兩次向蔣介石哭諫，要求援綏和釋放七君子。蔣介石不同意，還以“沒必要再派軍隊去綏遠，必須集中全力消滅共產黨”為由，將張痛斥一通。1936年12月9日，西安學生在紀念“一二·九”一週年大會上高喊“歡迎武裝同志援綏”的口號，堅定了張學良、楊虎城兵諫的決心。張、楊於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張、楊在著名的通電中申明原因，並指出：“綏東戰起，羣情鼎沸，士氣激昂。於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 ^[24]  。 ^[2] 

綏遠抗戰是國民政府駐綏部隊抗擊以日本人為顧問、以偽軍為主力，旨在保衞國土、收復失地而取得圓滿勝利的一次戰役。僅就軍事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戰役指導正確。它一掃1933年時長城抗戰中分兵把口、處處設防、被動挨打的消極防禦方針，採取了主動出擊、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掌握優勢，機動兵力，把打擊目標首先指向對中國威脅最大、敵主力所在之紅格爾圖，爾後再及其他。每戰都集中兵力打擊敵之一部，對餘敵取守勢。由於集中兵力各個擊破，使晉綏軍每戰均居於優勢。傅作義在戰後總結説：“以綏省現有之兵力，若分路迎擊，必致兵力分散，處處薄弱，重蹈過去長城抗戰各不相及之復覆，難期成果；必須集結優勢，先擊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個擊破。” ^[2] 

採取奇襲戰術也是獲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紅格爾圖之戰時，傅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出敵不意地抄襲敵後，使其猝不及防。百靈廟之戰時，各部隊“晝伏夜行，竭力秘密”，逼近敵陣地；迨全部攻擊部隊進入攻擊位置時，“百靈廟守敵仍在酣睡，竟一點也未發覺” ^[26]  。 ^[2] 

另外，重視心理戰、採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相結合的策略，亦為獲勝的原因之一。“以華制華”是日本侵略者慣用的手法。傅作義認為，對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死硬分子難以策反，但廣大的漢、蒙官兵一般都有愛國思想，不甘心當漢奸。為了策反、瓦解敵之營壘，駐綏軍在1936年夏即成立專門機構，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與偽軍接洽。隨着日、偽軍在戰場上的不斷失敗，偽軍紛紛反正，使“敵力大減，敵氣沮喪”，從而得以以較小的代價獲得重大的勝利。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