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風物入詞來

當我拿到馬同儒的《三上詞話》一書時，感覺沉甸甸的，這是一部詞學專著，逐頁啃讀，不禁被其博大精深的論述所震撼，頓有“絲綢之路的古音，黃河源頭上的歌謠”之感。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絲綢之路的26載軍旅生涯中，馬同儒閒暇時不誤醖釀聲調，他在《三上詞話》序中説，“遙想大漠孤煙、長安宮闕、洮水流珠、黃浦江風、賀蘭高陽，朝夕與身影相伴，汗水融入已無際，故而定心消去浮躁”了。作者在緊緊圍繞詞調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做到知常達變，探微知著；在詞譜的例詞創作上，跟進時代脈搏，捕捉生活瞬間，凡耳聞目睹者皆收於筆下。除了反映軍事歷史、軍營生活等題材外，他還重點創作了大量反映絲綢之路題材的作品，還有描寫《西遊記》師徒文學人物系列詞作，以及反映海上絲綢之路的《憶舊遊·觀海》《賀新郎·八仙過海》等。如在《燕山亭·牛肉麪》一闋中，作者寫道：“拉麪飄香，牛肉煮湯，問道蘭州而去。顏色月縈，溢碗風清，無奈撩人情緒。碧綠青苗，再添料、油紅相輔。曾煮。恰面浸蓬灰，是天然補。毛細柔似春風，念千里相思，幾回應許。韭葉綿長，老者盤餐，流年總催來敍。大寬情分，君道遠、歸來聞處。思汝。緣是客、人家説與。”

從熟悉的生活中體現精神能源，那是在重踏絲路的征途中，重新拍塵撿起的黃卷，是隔斷塵凡的相知。

《三上詞話》被學界譽為“詞壇最系統的詞學理論，最為嚴格的填詞實踐，最為創新的詞學成果”。宋詞作為時代文學，主要是依聲填詞，竟以歌喉。到了明代張綖開始有識平仄，以白圈黑圈區別平仄。元末張炎《詞源》，才着手開始評詞，主要從內核音樂上做了記載。到了清朝，如《白雨齋詞話》《蕙風詞話》《人間詞話》等，仍未上升到真正意義上的理論研究，只能算是詞學研究的萌芽。真正的詞學研究或成果，應該是系統的學説，即理論與創作的結合，它要有重大發現，擺脱沿襲的作法，沿着詞最初是音樂文學非案頭文學這一方向而努力，這一點《三上詞話》做到了。《三上詞話》不僅寫了若干篇賞析的豪文，它是跨時代率先具有系統性的詞學理論，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它不僅填補了詞學上的這一空白，而且提出了學科研究的方向，這一點彌足珍貴。

《三上詞話》的創作，究竟是如何在“路上、腿上、枕上”完成的？正如有關媒體所言，它是一部血汗書，是作者秉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敬畏之心和百折不撓的執著精神去完成的，是耐得住寂寞和不為功利驅使而撰寫的，是嚴謹治學和開展學科課題研究的結晶。與林林總總的詞綜相較，那是挖掘詞之固有，發揮詞之本能，開闢詞之應用，導向詞之創作的標杆。該集“詞論”部分，開闢了新的相關課題進行探索和研究，按照教科書的細目和要求，從一些現有的粗略的概念做到明細化，使之更富於操作性；在詞的平仄、詞的押韻、詞的句式等基本問題上，堅持循序漸進的方法，按步驟逐個解決，可謂手把手解決填詞程式化的問題；詞的創作手法、用典、修辭，對命題進行了定義、推論和詮釋，尤其是在“詞的創作手法”一節，對誇張、襯托、頓挫、比擬、借代等修辭手法，開闢了填詞系統研究和例證運用的開山向導，為詞學內核研究和創作運用起到示範性作用；在“詞譜”部分，主要是題考及詞例的創作，皆以中古四聲為準，所選139調為自創，嚴格按原詞制定填詞作法，保持原聲填詞，最大限度確保了所填 之詞不失律，不跑調；在“詞品”部分，專講詞史，遵循詞的音樂變遷史觀點，從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現代進行論述，尤其對詞的產生、發展、衍變過程做了詳細的介紹。章節的劃分，分別以樂調區分，如唐五代入調為章，唐代邊調、五代宴調為節，宋代時調為章，北宋翻調、南宋律調為節，此後元明清及近現代以同樣的形式分別命名，並對歷代詞人的詞風進行了新的概括，對近現代詞人之詞風，亦有相應的歸納和評價。

《三上詞話》的成功，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它深深根植於絲綢之路的養育，是傾聽駝鈴聲和黃河激流聲合奏的昇華，是促使起筆、落筆和定稿，以及相關課題照影相伴的結果。為此，為了使研究的學科跟進時代文化和記錄生活的點點滴滴，詞譜中以《一叢花·蓮花山》為例，在其腳註中考證了民歌《花兒》的組織形式，唱法、韻字，以及複句、單腔起韻等，這樣才能利於保留和傳播。在詩詞創作問題上，作者主張和倡導傳承古人的做法，像元代的文學是押韻的雜劇和散曲，運用了類似今天的新韻，但在傳統詩詞創作上還是遵循押中古韻的規則，這樣在當時形成了兩個語音系統並駕齊驅的局面，並形成一種風氣。

馬同儒對甘肅這片熱土充滿了感情，《三上詞話》就是對這片土地的詩意表達。

（《三上詞話》，馬同儒著，中國書店出版） ^[1] 

孫華嶸，蘭州文史專家。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