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響

《絕響》劇照(5張)

20世紀60年代初，廣州西關一條狹窄、舊陋的小巷中居住着區老樞父子。50開外的歐老樞是舊社會過來的老藝人，他酷愛廣東音樂，編寫過不少優美動人的曲譜。他畢生最大的心願便是發表自己的曲集，可惜這個願望至死未能實現。 他的兒子冠仔頗具音樂天賦，並一直受到父親的薰陶。但由於從小失去母愛，生活的負擔使他過早地成熟，養成了耿直的性格。在他們父子周圍居住着形形色色的鄰居，有熱愛廣東音樂而又心地善良的盲人；有與冠仔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慧女。小巷裏人與人之間洋溢着友愛的暖流。 但是，“文革”的狂風暴雨打破了小巷的平靜。人們喜愛的音樂被禁止了，曲譜雖然被歐老樞藏了下來，但小冠仔卻因在批鬥歐老樞的大會上聽到父親婚變“醜史”而深受刺激，一氣之下，離家出走，串聯、下鄉，一去就是多年。 10年後，變得高大、粗獷、面容冷漠的冠仔回到了物是人非的小巷，見到了消瘦、蒼老的父親。父親仍念念不忘那包下落不明的曲譜，冠仔既是憐憫，又不以為然。但他們卻沒有想到這包曲譜後來的命運——大部分被焚燒，少數珍品在海內外發表了，有的竟變成了廣東音樂四大天王之一何大傻的佚曲。歐老樞積勞成疾，離開了人間。在他死後，他最鍾愛的《雁飛雲天》被改編為鋼琴協奏曲，登上大雅之堂，轟動一時。而他的名字依然被埋沒着。 生活又把冠仔和他昔日的親人、朋友重新聚集到一起。另嫁他人的生母、粵劇名旦小紅棉對冠仔懷着深深的內疚，但冠仔始終沒能理解母親內心的痛苦；少時的女友慧女現已有了家庭、孩子，雖然對冠仔仍舊情難忘，但也只能默默地為他祝福；同母異父的妹妹、音樂學院鋼琴系畢業生韻芝不避前嫌、不計較冠仔的冷落，幾訪歐家，取得了歐老樞的殘跡遺稿，一曲成功。 冠仔從這些糾葛中看到父親曲譜的價值所在，真正認識了父親對粵劇音樂做出的貢獻，同時也對社會和人生有了新的、更為深刻的理解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3]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1]  [5]  [7]} 

小説的結尾令張澤鳴不滿意，他修改了結尾。他的理由一是歐老樞的不幸有社會原因，也有其個人原因，其有名還是無名並不能從實質上解決他平反昭雪、獲得社會承認的問題，關鍵還在於通過這個人物的悲劇命運使觀眾對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有所認識和評價。二是冠仔所代表的一代人有着複雜的經歷，簡單地希望在他們身上理想地繼承傳統或由他們解決上一代人之間的矛盾，不切合實際。三是以一場鋼琴音樂會做為結束的影片司空見慣，如果想翻出新意，必須在內容上有所突破。在他看來，改動結尾實際上牽涉到如何看待歐老樞這一個人物。在該片之前，有不少描寫老藝人的作品，都側重描寫老藝人的清高、風骨。但張澤鳴覺得，歐老樞有清高的一面，但也有市俗、怯懦的一面，還有好吃善吹等惡習，對這種人物不能簡單地肯定。而且張澤鳴認為現實生活中並不是所有有才幹的人都能獲得相應的報答，歐老樞恰是個容易被遺忘的小人物。正是因此，張澤鳴在改編時對這個人物進行了一定刪減，既要強調人物的奇才感，又要強調其小人物心態，以便使觀眾對其不僅僅是停留在同情上，而通過其遭遇作出對一個人在生活中的位置和價值的思考 ^[7]  。

原小説和文學劇本中，冠仔是在太爺雞檔打揚琴。張澤鳴在採景時看到賣燒鵝的青年在檔口彈它，受到啓發。他在分鏡頭中把冠仔打揚琴改為用吉它彈奏父親的曲子，表現冠仔依然有音樂天份和愛好，但趣味已改變 ^[7]  。

原小説中冠仔是小紅棉與別人的私生子，歐老樞被矇在鼓裏。張澤鳴覺得這樣寫雖然有戲劇性，但損害了歐老樞與冠仔的父子關係，也容易使人對小紅棉產生反感。所以，他在改編時把這一設定刪掉了，還加強了對於小紅棉的人情味和母愛方面的描寫 ^[7]  。

導演要求作品要有南國風格，表現手法要質樸，既尊重傳統又不斷拓新。根據這一創作意圖，該片的美術設計人員對於故事的發生地小巷、歐家的選擇和加工，原則是追求真實可信又注意保持獨特意境。他們選取接景的幾處小巷，都有在劇團工作的老藝人居住，其中一處賢思小巷還是解放前失明女藝人聚居之地，而該片主演孔憲珠的家也是在附近的小巷。為使影片更加質樸，他們要求化、服、道在“真”字上下功夫。比如，演員化妝時不用過於強烈濃重的油彩；演員的服裝從生活中挑選，歐老樞的衣服就是演員本人20世紀50年代的舊衣服；許多道具是借用小巷人家的，戲用秦箏是真正的舊秦箏，“工尺”曲譜也是譯成可唱的 ^[8]  。

在此基礎上，根據主要人物不同年代的心態情緒，美術設計人員將全片劃分成三大段，每段賦予不同的情緒色調：“文革”前是清新淡雅，為烘托歐老樞的心情，他們在歐家的暗色隔扇門上貼灰白的舊牆紙，掛淡雅的字畫，擺白花盆的盆景，神台上陳設白色的花瓶，連太師椅上也放的是白色坐墊；“文革”中，影片色調是灰暗的，去掉了歐家的一些陳設，增加了大量灰黃色的紙盒；“文革”後的色彩是五彩斑斕的，劇組對歐家做了較大改動，放置了酒櫃、木沙發、進口魚缸、外國掛曆，從雜誌上撕下的明星、歌星像貼滿牆壁，八仙桌上添了香爐香燭 ^[8]  。

該片地方色彩很濃，廣東味很足。最讓人感興趣的是影片的畫面、美工，如小巷、榆樹、市井小販的吆喝。小巷石板路上的墓碑，不一定是珍貴文物，但有象徵意義。墓碑鋪在地上任人踐踏，使人聯想到主人公的悲劇命運和文化的被踐踏 ^[6]  。（原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原《大眾電影》副主編唐家仁評）

該片在藝術處理上分寸掌握得很好。扮演歐老樞的演員沒有把感情表現得多麼強烈，但給人的感受卻比大嚎大叫還難受，還扎心。影片沒有想方設法擠觀眾的眼淚，只是把生活中本來就很感動人的東西很有節制地表現出來 ^[6]  。（原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副編審、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陳思忖評）

該片在審美層次上比較高，無論生活的真實，藝術的探索，思想含義的豐富，它都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它立足於日常生活，但又不流於日常生活，讓人感受到一種意境和味道。它在藝術上表現出一定功力、追求和光彩，有一種創造的意識，把生活提高到藝術的意境、審美的意境 ^[6]  。（原中國電影藝術委員會委員、《大眾電影》、《電影藝術》編輯、研究員王雲縵評）

該片以詩性的電影筆觸講述小人物的故事，更以詩的思考方式面對人物置身其中的歷史與他們的問題。該片的外在詩體特徵表現得極為鮮明。從開頭到結尾連續四次出現的“空巷”，顯然是有意為之，即使觀眾不能從中解讀出創作者縝密的思考與表達，卻也能直覺意識到這種重複類似於詩歌的韻角，既標誌着每個段落的相對獨立性，又起到連綴全篇的貫穿性作用。相對於每個段落的整齊，該片的鏡頭語言顯得從容、散漫、簡潔而意味深長 ^[5]  。（《當代電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