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生態學

組織生態學借鑑生物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知識,結合新制度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等學科的理論來研究組織個體的發展以及組織之間、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經過20多年的發展,組織生態學已成為了組織理論的一個重要分支。 ^[1] 

完整的組織生態學理論體系包括組織個體生態學、組織種羣生態學、組織羣落生態學和組織生態系統生態學等不同的層次。當前的研究重點集中在組織種羣生態學. ^[1] 

“生態學”（ecology）一詞源於希臘文，由“oikos”和“logos”兩個詞根組成，其本意是“研究住所”的學問。生態學是研究有機體與其周圍環境的關係的科學。本世紀初，生態學已成為一門初具理論體系的學科，並且在植物生態學（plant ecology）和動物生態學（animal ecology）兩大領域發展迅速。此後，生態學的基本原理逐漸為人們所接受，並被運用於社會科學領域。以帕克（Park，R.E.,1864-1944）和伯吉斯（Burgess,E.W.,1886-1966）等人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的學者們最早將生態學的原理與方法運用於人類社會問題研究。組織環境是組織生態學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我國的組織生態學研究起步較晚，有關研究大都是從宏觀上對組織生態系統、組織與環境關係等問題所作的一般性探討，而較少有深入的、具體的研究成果；一些專著也帶有學科初創時期所不可避免的生態學原理類比與演繹的特徵，對有關組織生態問題的分析和論證也有待進一步深化。 ^[1] 

組織生態學研究建立在兩個基本的理論假設基礎上。其一，組織生態學是運用生態學原理與方法研究組織生態主體與各種環境要素之間關係的一門學科，它尤其側重於考察各種組織生態環境及其構成要素對組織生態系統和組織生態系統中作為生態主體的人的影響。其二，組織生態系統是一個由人、組織（活動）、環境共同構成的複合系統。 ^[1] 

基於以上對組織生態學的概念和基本理論假設的具體考察，一方面，我們可以在思想觀念上得到某些啓示，那就是對人、組織、環境之間的關係應有一個全新的認識，而在目前，確立和強化組織生態意識顯得尤為重要；另一方面，在實踐中，優化組織生態系統的內外部環境，提高組織生態系統適應環境的能力，成為組織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方面。而在理論層次上抽象出能夠基本反映組織生態系統與各種生態環境之間、不同組織生態主體之間複雜關係的範疇，更是今後組織改革與發展應當承擔的重要研究任務之一。 ^[1] 

組織生態學研究始終遵循5條主線。 ^[1] 

第一條研究主線是利用Lotka-Volterra模型的變量來檢驗組織種羣之間的競爭。Nielsen和Hannan(1977)、Carroll(1981)利用該模型分析了教育組織種羣的膨脹和收縮；Britain和 Wholey(1988)研究了半導體制造商亞種羣之間的互動關係；Pherson(1983)利用LV模型中的均衡思想,分析了志願者協會之間的生態位重疊和競爭問題,Pherson和Lovin(1988)用5個國家的數據驗證了這一研究結論。

第二條研究主線是分析組織年齡的生態學意義。新制度理論早就提出了“新組織不適宜生存”(Liability of newness)的推斷(Stinchcombe,1965),但只有組織生態學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的實證研究。Carroll和 Delacroix(1982)發現,阿根廷和伊朗的報業組織在19世紀和20世紀都存在新組織不適宜生存的現象。Carroll(1983)在分析零售商店、藥品製造商、酒吧等56個種羣的數據時也發現了這一現象，Freeman、Carroll和Hannan(1983)探討了年齡效應的形成與組織規模對組織死亡率的影響之間的關係,以及組織規模與組織年齡之間的關聯、對報業公司種羣、半導體制造商種羣和工會組織種羣的研究表明,規模的調整不會降低組織年齡對死亡率的影響。

第三條研究主線是研究環境擾動對組織設立率和死亡率的影響。Carroll和Delacroix(1983)發現,在政治混亂和革命時期, 報業組織的設立率和死亡率上升。對芬蘭報紙印刷組織(1771—1963)(Amburgey,1988)、美國報業組織(1880—1915) (Wes,1987)的研究均驗證了這一研究結論。在這一點上,組織生態理論和資源機動理論(Resource-mobilization theory)的觀點相一致。在政治動亂時期,新的利益集團會設立報紙來宣傳其政治觀點,擴大其政治影響。因此,此時報紙業的設立率比平均死亡率要高。

另一種類型的環境擾動是技術變革。很多學者研究了微機業、平板玻璃業、水泥業(Anderson,1988)、電話業(Barnett,1988)、半導體制造業(Freeman和Hannan,1987)等行業技術變革對組織設立率和死亡率的影響。環境擾動的方式還有很多，Hannan和 Freeman(1988)研究了法律變化對勞動力工會地位的影響；Barnett和Carroll(1987)研究了政府規制的改變對電話業的影響；Hannan和Freeman在對勞動力工會組織的設立率和死亡率研究中,估計了移民、工資、失業率、GNP、商業失敗率和資本投資等變量的影響，大多數研究分析了環境條件、時間趨勢和時期效應、年齡、種羣內部或種羣之間的競爭行為等多個因素。

第四條研究主線是探討通才組織(具有多樣化條件下的廣適應力)與專才組織(具有有限環境條件下的高成長率)之間生存策略的差異。組織社會學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環境變化通常對組織有利,但組織生態學的研究表明,環境變化並不總是對組織有利。組織形式的適應性取決於環境的穩定性和變化的頻率,即“紋路”(Grain)在環境穩定的情況下,變化快的“細紋”(Fine grain)組織和變化慢的“粗紋”組織(Coarse grain)均應採用專才戰略，反之,則採取通用戰略較為有利(Freeman和Hannan,1987)對半導體產業的研究證實了這一結論 (Hannan和Freeman,1989)。

第五條研究主線是研究種羣內部競爭與種羣之間的競爭對組織設立率和死亡率的影響。Hannan和Freeman(1989)以新制度理論和種羣動態理論為基礎,開發出了密度依賴(Density independent)模型。該模型假定種羣密度對組織動態的影響反映了兩個對立的過程:合法性(Legitimation)和競爭性。當密度較低時, 新的組織形式缺乏合法性。新組織數量的增長強化了新組織形式的合法性,提高了其制度基礎和政治權力,使特定組織形式的知識得以傳播,從而增強了其存活的機率,當密度較低時,合法性隨着密度的增長而增長。組織設立率與組織種羣密度之間存在非單調的倒U型關係:密度的初始提高會提高組織的設立率,但密度的進一步增大會抑制組織設立率、組織死亡率與組織種羣密度之間呈現U型關係:密度的初始提高會降低組織的死亡率,但密度的進一步增大會提高組織死亡率。

在這一研究基礎上,研究者將密度依賴模型推廣應用到了具體的組織種羣。Hannan和Freeman(1989)研究了美國半導體制造業 1945—1980年的退出問題；Barnett和Carroll(1987)研究了愛荷華州電話公司1900—1917年間的設立率和死亡率；Mitchell(1987)研究了醫用診斷影像業的進入問題；Tucker等(1988)研究了多倫多1970—1982年間社會志願服務組織的設立問題；Delacroix等(1989)研究了加利福尼亞葡萄酒業1940—1985年間的退出問題。

(一)組織設立理論 ^[1] 

組織生態學將組織設立理解為生態化過程和制度化過程兩個基本的方面,並認為這兩個過程具有不同的空間效應。

1．組織設立的生態化過程。生態化過程主要分析組織種羣密度、組織生態位與組織設立率之間的相互關係。組織生態位與組織設立之間的關係是: (1)組織生態位重疊密度(Overlap density)與組織設立率負相關,非重疊密度(Nonoverlap density)與組織設立率正相關。重疊密度是指在特定的資源集合體中,一個組織的生態位與組織種羣中其他組織的生態位相互交錯的程度。非重疊密度是組織種羣中未交替密度的集合。組織生態位重疊密度和非重疊密度直接影響着組織設立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在擁擠的組織生態位內設立組織比在寬鬆的組織生態位內設立組織具有更小的成功率,因為高的組織生態位重疊密度意味着對資源的競爭更加激烈。(2)組織種羣中非重疊強度與組織設立率正相關，非重疊強度指組織種羣潛在競爭者成員中組織生態位不重疊的數量與組織生態位重疊數量的比率。組織生態位的非重疊強度低(差異程度低)意味着組織之間使用更多的共同資源,因而競爭程度高，高的非重疊強度(高的組織生態位差異)會降低競爭的潛勢,增強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有利於促進組織的設立。

2．組織設立的制度化過程。

制度化過程強調合法性,社會支持等因素對組織設立成功率的影響。

(1)關係密度(Relational density)與組織設立率之間存在倒U型關係。關係密度是指組織種羣成員之間正式關係的數量和組織種羣環境中關鍵制度的數量(Baum和 Oliver,1992)。關鍵制度指種羣環境中的政府代理者和社區組織。由於制度關係能夠提供社會支持、合法性和資源,使組織進入的條件更具吸引力,因此,在種羣成長的初始階段,隨着關係密度的提高,組織的設立率也會提高，但關係密度越高,組織設立者之間為爭奪有限的制度性資源的競爭就越激烈,這又會抑制組織設立率。(2)制度行動者的規制對組織設立具有直接的影響，政府是重要的制度選手(Institutional players),它可通過開闢新的組織生態位和修改制度內容等措施來支持新的組織形式。Russo和Michael(1995)應用交易成本理論分析了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通過穩定的電力銷售安排來促進私營電力公司的設立，結果表明,對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設定進行正式的定義將導致組織設立率的提高;事先詳細設定的固定價格合同將導致高的組織設立率;合同的標準化將有助於提高組織的設立率，因為這些規制均能降低組織的交易成本,有利於穩定組織之間的交換關係。此外,行業協會的存在能極大地提高組織的設立率，它表明集體行動是增強組織合法性的可行途徑,合法性可通過集體遊説而得以保護(Aldrich和 Fiol,1994)。

3．組織設立的空間過程。

地理空間之間的合法性和競爭性對組織設立。死亡和變化的影響是組織生態學理論研究的新領域。

(1)空間競爭。空間市場定價理論假定,組織越臨近,競爭越激烈(Schmalensee,1978)。公司進入一個地區時,總是力圖選擇一個距離現有競爭者最遠的區位 (Prescott和Visscher,1977)。隨着越來越多的公司的進入,遠離現有競爭者的區位選擇越來越困難,最終將導致新進入者無利可圖。在給定的範圍內,公司之間的最大距離與公司數量負相關。在組織密度較高的情況下,特定區域的組織進入率與其鄰近地區的組織數量負相關。(2)空間傳染。由於網絡中個體之間的聯繫和相同社會角色的存在,創新容易在組織之間傳播(Palmer,1993)。組織設立總是伴隨着掌握現存組織形式知識的個體與缺乏這些知識的個體之間的接觸擴散(Contact transmission)。接觸擴散受社會網絡的調整,當空間距離增加時,其密度降低(Pherson,1991)。組織設立遵循空間傳染模型,即與現存組織的距離越遠,空間傳染對組織設立的影響越小(Hedstrom,2000)。在組織種羣密度較低的條件下,特定區域的組織進入率與其鄰近地區的組織數量正相關。(3)空間密度依賴.空間密度依賴模型試圖説明,影響組織設立和組織死亡的競爭性過程和合法化過程具有不同的空間意義和空間邊界,其中合法性的空間範圍比競爭性的空間範圍要大，這是因為,合法性建立在現存組織關於建立，運營和交易的信息交換基礎之上,不易受運輸成本、法律和技術壁壘等因素的限制，而組織之間的競爭性則隨着空間距離的增大，運輸成本的提高而逐漸削弱,且能通過法律和技術的隔離而得以消除(如貿易壁壘和標準的不兼容)。所以,臨近空間互動模型認為,競爭效應主要發生在本地,合法性效應的範圍更廣(Hannan,1995)。

(二)組織成長理論

基於組織生態的經典組織成長理論是吉布萊特定律(Gibrat's law)。Gibrat(1931)認為,一個企業的規模在每個時期預期的增長值與該企業當前的規模成比例，在同一行業中的企業,無論其規模大小,在相同的時期內,其成長的概率是相同的,即企業的成長率是獨立於其規模的變量。吉布萊特定律的兩個基本推論是:(1)企業的成長是個隨機過程,即影響企業成長有諸多因素,難以對其進行準確預測;(2)不同規模的企業,其成長率並不因為各自的規模不同而有所差異。

但吉布萊特定律忽視了組織的出生和死亡,對組織自身因素和行業環境因素也缺乏考慮，為了完善吉布萊特定律,Evans(1987)以 1876至1982年美國製造業為例,研究了企業成長、企業規模、企業生存年齡之間的關係。其基本結論是:(1)企業的生存能力隨着規模的擴大而提高;已存活下來的企業成長率隨着其規模的擴大而下降。(2)對於任何一個企業,隨着其生存年限的增加,其成長率會有所降低,但生存能力卻隨之提高。Dunne(1988)等對單廠企業(Single-plant firm)和多廠企業(Multi-plant firm)的研究證實,單廠企業的成長率隨着其規模擴大和年齡的增長而下降，而對多廠企業,其淨成長率與其規模和年齡同步增長。 McCloughan(1995)的研究表明,隨着規模的擴大和年齡的增長,公司組織成長的可變性降低,且組織成長率是自相關的,這意味着如果公司在某年內高速成長,則其在次年高速成長的可能性更大，總的行業進入率和退出率之間呈正相關關係。Sutton(1997)對組織成長進行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公司成長率隨着規模的擴大和年齡的增長而降低。

在組織種羣的動態背景下,組織生態位對組織成長策略的選擇具有直接的影響。根據MacArthur(1962)提出的R-K選擇理論,組織成長的策略可分為R策略和K策略。其中,R成長策略是一種變態繁殖策略,它指有利於增大內稟增長率(Per capital rate of increase)的選擇,表現為具有較高的繁殖能力,通過產生大量變態的後代適應不穩定的環境。當組織的生態環境不穩定時,組織種羣通過生產多種局部性質不同的個體佔據組織羣落空間的不同生態位,以保證組織種羣實現動態平衡和增長。K成長策略是一種飽和策略,它指有利於增加競爭能力的選擇,表現為能更有效地利用資源,提高組織種羣在穩定環境下的環境容量,以達到更高的飽和密度。當組織生態環境比較穩定時,組織個體通過改善組織內部要素的效率來提高核心競爭力,以保證組織個體能從單項資源中獲取足夠的成長支持。

(三)組織死亡理論

組織生態學將個體組織的死亡視為組織種羣的自發調節的結果，當組織數量低於最小能生存種羣水平時,現存的組織都將死亡，個體組織的死亡是組織種羣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和進化機制。

1.組織自疏(self-thinning)。

種內競爭的確是影響組織死亡的重要因素,但並不是所有的競爭都導致死亡。Hannan和 Freeman建立的規模性本地化競爭模型認為,種羣中大規模的組織會對中等規模的組織產生威脅,但不會威脅小規模的組織;中等規模的組織在與大規模的組織競爭的同時,還容易受到小規模組織的攻擊。大規模組織出現的同時,中等規模的組織會衰落,而小規模組織則蓬勃發展。種內組織專業化程度的差異也是影響種內競爭的主要因素,Carroll建立的資源分割模型説明,大型通用性組織市場競爭的集中會提高它們死亡的比率,但會為小型專業性組織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以美國報社為樣本的研究發現,隨着競爭範圍的集中,大型通用性組織的死亡比率提升,而小型專業化組織的死亡比率下降。

密度效應是制約組織死亡的關鍵因素，最後產量恆值法則(Law of constant final yield)表明,不管初始組織密度如何,在一定範圍內,當條件相同時,特定組織種羣的最後產量差不多總是一樣的，在密度很低的情況下產量隨着組織種羣密度的增加而提高,當密度超過一定程度之後,最終產量不再隨着組織種羣密度而變化，在高密度情況下,個體組織之間對資源的競爭激烈,在有限的資源中,個體的成長率降低,規模變小，這表明在組織種羣中存在明顯的自疏現象。即如果組織種羣密度進一步提高且組織個體繼續成長,對資源的競爭不僅影響到個體生長髮育的速度,而且影響到個體組織的存活率。企業併購就是企業種羣通過個體企業的死亡來提高企業種羣存活能力的自疏行為。

2.ALLEE效應。

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種羣規模適合度,規模低於最低適合度的組織種羣不僅不會給個體組織創造寬鬆的發展空間,最終還會導致該組織種羣的滅絕,即ALLEE效應。ALLEE效應表明,在客觀上存在一個最小能生存種羣水平,單個組織或小組織種羣難以應對環境的隨機不確定性和波動性。此外,小組織種羣常常面臨建羣者效應(Founder effects),如果建羣者數量很少,或某個大組織種羣由於自然因素等原因而數量鋭減,即經歷了所謂瓶頸效應(Bottleneck effects)的打擊,則近親交配(Inbreeding)的機率將大大上升,加上遺傳變異的作用會導致組織種羣遺傳多樣性的匱乏,最終將關係到該種羣的生死存亡。

3.程序性組織死亡(Programmed organizational death,POD)。

組織生態學認為,死亡是種羣生命週期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對於組織種羣來説,組織個體正常的成長和組織數量穩態的維持是依賴於種羣內個體組織設立和死亡之間的動態平衡來實現的。因此,從組織種羣的水平上看,組織死亡具有某種程度的主動性和意識性,這樣的組織死亡可稱為程序性組織死亡，當生存條件不利時,一部分組織以不影響其他組織生存的方式而死亡,一方面減少對有限資源的爭奪;另一方面,死亡組織自身分解的產物為周圍組織進一步提供了部分營養來源,從而為其餘個體創造相對“充裕”的生存環境來維持本組織種羣的生存，POD的存在使在一定的選擇壓力下,組織種羣的個體數量與生存環境之間可以達到相對的平衡,最具生命力的組織個體能夠存活下來,能夠形成對應於不同環境的最佳組織數量,從而在自然選擇中具有優勢,具有更大程度上的適應性,有可能形成較具競爭力的組織種羣。

組織生態學理論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 ^[1] 

第一階段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初始階段。

在這一階段,研究主要集中在組織進入、組織退出、組織存活率、組織設立和組織死亡率等方面，此時,組織變革未被納入到組織生態學的研究領域。Carroll(1987)認為,適應性變革 (Adaptive change)很罕見,並受到嚴格的約束，絕大多數組織變革是組織選擇和組織替代(Replacement)過程的結果,而不是組織內部轉化和適應的過程。因此,該階段組織生態學研究的理論基礎是生態理論,而不是依賴資源依賴理論和戰略管理理論等適應理論。

第二階段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組織進化階段。

該階段重點研究社會環境如何影響組織的創建和死亡以及組織形式的變化。在該階段,組織變革被納入到組織生態學的研究領域,並提出了組織進化的概念。研究內容開始從選擇性轉向既定模型,比如從確定風險選擇轉移到新組織生存不利性模型,從選擇的羣體依賴轉移到密度依賴模型。在第二階段,適應與選擇之間的關係被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組織生態學與交易費用理論、資源依賴理論進一步融合。

第三階段是起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末的組織演化動力學階段。

該階段主要研究影響組織種羣演化的各種因素、演化經濟理論、戰略管理理論、制度理論、技術和創新管理理論等都被極大程度地吸納到組織生態學研究中，如Lovas和Ghohal(2000)以生態學的演化觀念觀察了組織的戰略變動,他們發現組織的人力資源及社會資本在戰略演化過程中具有自然選擇的力量,會引導戰略的演化方向；Dobrev(2002)研究了1885—1981年美國汽車工業的演化,探討了組織生態位與組織演化之間的關係；Agarwal(2002)整合了科技管理及演化經濟學理論來探討組織年齡、組織規模、種羣密度等時間相關變量對組織死亡的影響。

目前,組織生態學研究呈現出兩個主要的發展方向:一是研究新型組織的生態學問題,如網絡組織生態學和虛擬組織生態學等;二是將組織生態學原理應用到其他學科的研究之中,形成一個新的分析視角和研究框架，如組織制度生態學、職業發展生態學和組織戰略生態學等。

(一)網絡組織生態學

介於市場與科層組織之間的網絡組織的快速成長會帶來大量的補充資產、協調問題、合法性短缺等問題,會引起中介組織的興起和死亡,這為組織生態學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間。當前,網絡組織生態學需要重點研究以下問題:(1)基於生物鏈原理的網絡組織生成機理研究;(2)網絡組織之間特有的“合爭關係”(Co-opetition)對組織競爭性和合法性以及組織成長性的影響;(3)網絡組織邊界的開放性對組織設立、組織適應和組織演化的影響。

(二)組織制度生態學

新制度理論已成了組織生態學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決定組織設立、成長和死亡的合法性，影響組織結構趨同現象的制度性同形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等概念就直接來自新制度理論。反過來,組織生態學對制度理論的影響也日漸顯現,這些影響表現在以下方面:(1)利用組織選擇理論來研究組織形式的配置對現存制度安排的破壞和對組織——制度共同進化(Co-evolution)的影響;(2)利用生態位重疊理論和共生 (Symbiosis)理論來研究組織之間對制度資源的競爭,以明確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的生態學基礎;(3)利用種羣演化理論來研究制度演進的規律,以建立基於自然選擇過程的制度演化研究框架;(4)以家庭選擇(Family selection)、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和羣體選擇(Group selection)為基礎,研究進化利他主義(Revolutionary altruism)和本土利他主義(Vernacular altruism)的制度基礎;(5)利用生物多樣性原理來研究組織制度的分化和組織多樣性的形成機理。

(三)職業發展生態學

組織生態學研究與職業研究之間的融合日益加強。Abbott(1990)認為,職業內部的競爭和職業之間的差異在職業發展中扮演着關鍵的角色。組織生態學的分析已證明,基於密度依賴的合法性和競爭性會影響職業的優勢。當前,職業發展研究對組織生態學理論的借鑑體現在如下方面:(1)利用組織生態位原理來研究僱員職業選擇的策略,分析組織生態位重疊、生態位分離、生態位壓縮對僱員職業發展的影響;(2)分析僱員密度。組織密度對僱員工資水平和工資結構的影響,建立密度依賴的工資決定模型;(3)利用種羣動態原理來研究組織設立，組織成長和組織死亡對僱員遷移率的影響;(4)利用競爭性-合法性範式來研究職業演化和職業衰退;(5)利用種羣結構理論來研究勞動力市場中性別分佈和年齡分佈的不均衡性。

(四)組織戰略生態學

組織生態學對企業戰略研究也能產生影響。Freeman和Boeker(1984)研究了種羣動態的戰略含義,並認為基於組織種羣的實證研究能提高戰略研究的水平。(1984)強調,報紙印刷業、釀酒業、音樂唱片業和書籍出版業等組織應採取專一化戰略。Aldrich和 Auster(1986)説明了年齡依賴死亡率和規模依賴死亡率的戰略含義，但基於組織生態學的戰略觀與主流的戰略理論存在較大的差異。主流的戰略理論強調個體組織對競爭與環境的適應,它要求組織具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和變革能力。而組織生態學的觀點與此相反,它強調對環境的適應過程發生在種羣和產業層次,而不是在組織個體層次。組織戰略生態學是一種社會化的組織理論,它認為進化動態會對具有結構惰性(Structural inertia)的組織產生有利的影響，結構惰性能提高組織的生存能力,而組織變革會破壞結構惰性,並降低組織績效。

因此,組織戰略生態學對戰略的解釋與高績效的組織結構惰性相關。當前,組織戰略理論對組織生態學理論的借鑑表現在如下方面:(1)借鑑組織生態位定位模型來分析公司戰略經營領域的確定,建立基於種羣水平的戰略選擇理論;(2)將組織種羣的空間特徵。數量特徵和遺傳特徵融入行業環境分析之中,拓展Potter提出的“五種力量”分析框架; (3)將組織種羣的年齡結構類型(即穩定型、增長型和衰退型)與組織戰略的發展態勢設計結合起來,建立基於組織種羣壽命週期的組織戰略演化框架;(4)將組織生態位寬度模型與組織戰略類型設計結合起來,分析通用化戰略和專一化戰略設計的種羣生態學基礎。

（1）國外組織生態學研究的發展 ^[2] 

一個有特定邊界的組織與其外部環境的關係是組織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組織生態學（organizational ecology）作為20世紀70年代以後自社會學中發展起來的一種研究“環境對組織結構影響”的理論，她嘗試運用生態學的概念、模型、理論和方法來對組織進行分析，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組織隨時間的發展變化。

在早期，組織生態學的研究對象集中在種羣（population）問題上。後來，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化，借鑑現代生態學的理論成果，組織生態學將研究對象也拓展到包括組織內單元（units）、組織（organizations）、組織種羣（populations）、組織羣落（communities）和組織生態系統（ecosystem）這樣一個遞進的層次系列，極大地豐富了組織生態學研究的內容。

基於任何組織都必須依賴外部環境所提供的資源條件而生存。組織生態學用生態位（niche）的概念具體描述“一個種羣和其它所有種羣不存在競爭的特定資源空間”。生態位是由“種羣可以在其中生存和自行復制的所有資源相互結合而構成的”，因此，可以把生態位理解為支持一個種羣的資源集合。由於不同種羣的生存和發展對資源的需要可能完全相同、部分相同或者完全不同，因此不同種羣間往往會出現爭奪資源的競爭。那麼，種羣間競爭和資源的關係就可以用“生態位重疊”（niche overlap）和“生態位寬度”（niche width）來進行描述。前者是指兩個（或多個）種羣競爭相同資源集合的狀態，而後者則是指用於支持一個特定種羣的資源集合的幅度，或者説資源用於特定種羣的專門化程度。由於不同生態位所具有的資源量是有限的，其承載能力（carrying capacity），即一個特定生態位所能夠支持的特定種羣的成員數量也就是有限的。

由於資源的限制，不同種羣之間，以及種羣內的不同組織之間，為了謀求生存和發展而試圖改變對資源的佔用狀態，進而產生競爭。種羣間競爭的結果是，兩個種羣無法在均衡狀態下共同在一個生態位中生存。一個種羣總是要排斥另外一個種羣與之分享有限的生態位資源，表現為競爭排斥（competitive exclusion）。競爭使種羣密度（density），即構成一個種羣的組織的數量，發生相應的改變。因為環境所能夠提供的資源量有限，種羣內的組織必然會以不同的方式展開資源競爭，並且因所佔有的資源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創建率、變化率和消亡率，綜合表現出所謂的密度依賴性（density dependence），即在一定時間內，特定種羣的規模對組織進入和退出種羣的比率有影響。因為，不同的進入和退出比率及其組合，會使種羣的規模發生不同方向的變化，或增大，或減小，或保持不變。而同時，不同的種羣密度也會反作用於進入和退出過程，使之發生相應的變化，以此保持種羣和資源間的平衡。

如果種羣規模與特定生態位的承載能力之間還存在差異，即存在剩餘能力（excess capacity）的話，種羣的密度一般會繼續發生變化。生態位的承載能力同時依賴於種羣對資源的需要和生態位從環境汲取資源的效率。如果一個種羣的規模接近了特定生態位的承載能力，即生態位的剩餘能力很小，那麼組織的創建率就會下降，而消亡率則會相應上升，以此減緩種羣的增長。所以，種羣密度和承載能力共同決定着種羣的增長。

當組織生存的環境以及競爭條件發生變化時，組織也許不會改變，進而表現出結構慣性（structural inertia），即組織保持現有結構狀態不變的特性。結構慣性是組織過去成功運行的結果。但是，絕大多數組織面對競爭和環境變化，會做出相應的選擇（selection），即為了保證在變化了環境中得以繼續生存，甚至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組織往往會選擇不同程度的（結構）變革（change）方案，以期保持或提高組織的運行績效。組織進行選擇的基本準則和目的是提高環境適應性（adaptation）和組織生存能力（viability）。由於不同組織自身條件的差異，其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會選擇不同的方案，從而產生了多樣化（diversification）的組織形態，表現出同構（isomorphic）的特性。

從研究方法來看，國外組織生態學的研究主要採取規範研究、經驗研究、案例研究、比較研究、仿真研究和數理分析等方法。這些方法的特點不同，取得的研究結果應用領域和價值也有差異，值得我們在研究工作中借鑑。

我國學者在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研究中，曾經更為關注交易費用理論、制度理論等，對組織生態學的關注和研究較少，該領域的研究尚處於不繫統的起步階段。從本人掌握的資料看，國內學者所進行的與組織生態學相關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成兩類： ^[2] 

① 對組織生態學的初步介紹

例如，竹立家等編譯的《國外組織理論精選》、席酉民等編著的《經濟管理基礎》和《管理研究》、李維安等翻譯的美國學者Daft的《組織理論與設計精要》、羅珉的“組織理論的新發展——種羣生態學理論的貢獻”和《管理理論的新發展》等。

② 應用組織生態學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對有關問題進行的初步分析

在有關高科技產業生態和科技園區發展問題的研究方面，袁智德等從產業生態基本要素出發，概括了高科技產業的基本特徵，對我國高科技產業及高新技術園區的發展進行了分析，得到了對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若干啓示；林共市從產業生態的基本要素（企業、人、技術及資本），以及產業上中下游層次的完整性、各層次內企業附加價值鏈的能力、企業密集度、產業技術的完整性和商品化經驗等方面，分析了產業生態的健全程度，探討了台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發展；郝剛等人提出了區域產業生態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討論了其外部影響因素、產業生態的發展動力和區域產業的貢獻；劉友金等則基於行為生態學的相關理論對企業技術創新集羣行為進行了研究。

在有關生態工業園企業共生問題的研究方面，王兆華和武春友基於交易費用理論分析了工業園中企業共生的機理和模式，從資源利用、環境保護及污染防止的角度提出了工業園資源循環共生網絡的概念，並應用交易費用理

論對生態工業園中企業的共生行為和機理進行了分析，通過對丹麥和中國生態工業園的介紹，提出了自主實體和複合實體兩種工業共生模式；張運生等對高科技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風險識別與控制進行了研究。

在有關企業演化與成長問題的研究方面，林瑞基對兼併以及由兼併引發的組織生命問題、企業的市場退出問題等進行了分析；鄭如霞採用生物分類的方法，將中小企業的成長與已知的生物現象作類比，依據其外在特徵和組織功能的相似性，提出了描述產業特性及其分類的方法，並建立了中小企業追求成長的方向及生長和擴散的黏菌模型；蘇敬勤等綜合運用相關理論對中國產業生態網絡的進化、構建和管理也進行了研究；趙旭等對企業生態型供應網絡的設計及其支持系統的構建進行了系統研究；趙桂慎則從生態鏈角度對大型涉農企業的成長機制進行了研究；楊忠直在《企業生態學引論》一書中對企業生態學理論進行了探討，構造了一系列基本概念，並且對系統生存理論、企業行為、企業生存競爭、企業適應性與進化、商業生態系統、商業生態工程及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初步分析，使該書成為國內組織生態學研究領域第一本比較系統的理論成果。

在有關企業微觀管理問題的應用研究方面，顏愛民提出基於生態位的構建研究核心員工與企業動態匹配問題；杜興強則從公司治理生態的角度，對企業產權、會計信息、上市公司經營者行為、審計制衡機制等問題進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