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者

21世紀的一次核戰爭後，地球被機器人所統治，倖存的人類集聚到一起，反抗機器人的殘暴統治。為除掉人類反機器統治鬥爭的領袖，機器人統治者派出了一個殺手——這個殺手是個半機械半血肉的生物，但在外貌上卻與人類無異——回到20世紀，前去刺殺人類抵抗運動領袖的母親，即一個叫莎拉·康納的女人。

而未來世界的人類領袖也派出了一個叫凱爾·里斯的人去保護莎拉。凱爾·里斯同殺手一道回到了1984年的美國洛杉磯，當時洛杉磯有三個叫莎拉·康納的女人，其中的兩個已被害身亡，第三個是個大學生。

一天晚上，莎拉在回家時遇到了殺手，多虧凱爾及時趕到，兩人開着汽車上了高速公路，殺手在後面窮追不捨。凱爾將一切都告訴了莎拉。在患難中，凱爾和莎拉相愛了。殺手又一次追來，追殺中殺手的汽車失事，燃起了大火，殺手沒有被燒死：他的皮肉都被燒掉了，露出了可怕的鋼筋鐵架。為救莎拉，凱爾同只剩下骨架的殺手同歸於盡。不久，薩拉發現自己懷上了凱爾的孩子，這就是未來人類抵抗運動的領袖。 ^[4] 

[演職員表信息來源] ^[5] 

[角色介紹信息來源] ^[6] 

1982前後，正是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的低谷時期，同年3月，他躺在羅馬的旅館中高燒無眠。這是個改變他人生的夜晚。工作和身體的雙重打擊令他意志消沉。生病期間，他做了關於來自未來的機器人殺手刺殺他的噩夢，使他構思出《終結者》的故事。痊癒後，卡梅隆暗下決心，不再為任何人賣命，一定要掌握一身本領，製作屬於自己的電影。在完成《終結者》的劇本後，卡梅隆決定賣掉它並自己執導。但他所接觸的製片方無一例外表示了對項目的興趣，可是卻並不願意承擔風險把這樣大的一個項目交給一個拍電影毫無經驗的年輕導演。最終，卡梅隆找到製片人吉爾·安妮·赫德（Gale Anne Hurd），以一美元價格將劇本賣給她，條件是必須讓他執導這部影片。赫德由於欣賞卡梅隆的才華答應了，並幫助他一起找投資。卡梅隆帶來的詳細概念設計和氣氛圖立刻博得了投資人的信任，使他得到了資金，成為名符其實的導演。 ^[7] 

某次，導演詹姆斯·卡梅隆與演員阿諾德·施瓦辛格一起進餐時，他發現這個連腦門上都長滿肌肉的型男竟然就是自己一直在尋找的終結者。兩個同樣自信、精力旺盛的男人惺惺相惜，並由此展開了隨後的《終結者2》與《真實的謊言》等片的合作。由於施瓦辛格的檔期問題，《終結者》延期拍攝。 ^[7] 

與此同時，卡梅隆接下《異形2》與《第一滴血2》的編劇工作，這意味着他必須在三個月內寫完包括《終結者》在內的三個劇本。他推算出寫每個劇本所花費的時間，然後每一天嚴格地執行他的任務。卡梅隆晚上寫劇本，白天為影片《終結者》建組籌備。辛苦了三個月，《異形2》的劇本尚未完成，《終結者》卻開拍在即。正在焦頭爛額時，他撰寫的《異形2》劇本的前半部分受到了投資方——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的青睞，他們破天荒地做出了決定 ：可以等卡梅隆拍攝完《終結者》後再繼續完成《異形2》的劇本。此外，如果《終結者》的成片效果優秀，將邀請卡梅隆擔任《異形2》的導演。在拍攝《終結者》的過程中，詹姆斯·卡梅隆形成了事無鉅細、親力親為的導演風格，在後來的作品中更將其推向極致。他不僅在後期剪輯畫面並執行混錄，而且在前期現場手持攝影機，甚至親自騎上摩托車為施瓦辛格示範危險的甩尾特技動作。事必躬親是他在科曼公司養成的習慣，這種低預算拍攝時養成的製作習慣延續至今日。 ^[7] 

為了拍攝終結者在鏡前化妝的一幕，導演詹姆斯·卡梅隆找到斯坦·温斯頓擔任設計。兩人一見如故。兩人更是在1993年合作成立了數碼領域公司（Digital Domain），展開了長達二十餘年的合作，直到這位偉大的特效大師2008 年因癌症辭世。《終結者》的模型採用傳統的模型製作，斯坦製作了一個人形的道具，由粘土模型、石膏、纖維和鋼架骨骼共同鑄成，並由多位藝術人員耗時數月完工。再用特效化妝的方式，製作了無法被複制的阿諾德的臉部模型，打造出無與倫比的機器人形象。此外，斯坦還給本片中的終結者製作了一隻逼真的假手，使他為自己動手術的戲充滿張力。 ^[7] 

影片在北美1,112家影院上映，全球票房累計$78,371,200，其中美國本土$38,371,200，佔比49.0%；海外$40,000,000，佔比51.0%。 ^[3] 

1．動作母題 ：犧牲與救贖 ^[7] 

卡梅隆每部電影的主題往往都隱含着基督教末世神話的背景。《終結者》中的莎拉·康納則指涉聖母瑪利亞 ；《終結者》與《終結者2》中的約翰·康納指涉上帝 ；毀滅人類的終結者指涉異教徒與被異化的人類，使他的影片充滿末日危機感和焦慮感。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卡梅隆往往採用一個虛構的故事展現人類之間由愛而生的犧牲與救贖。

好萊塢作為最具生產力的場域，便是通過將一個社會議題納入戲劇化的類型外殼中，並在想象中進行解決的藝術。而電影情境只要能夠滿足大眾情感和價值判斷，便可以構建出獨特、不同於現實世界的電影世界。卡梅隆每部電影都是通過發生、發展、高潮的三幕結構貫徹着悉德·菲爾德的劇作理念。包括《終結者》中被來自未來的機器人追殺的莎拉·康納等，所有的主人公在情節的開始階段便陷入巨大危機，悉德·菲爾德將其定義為“建置”。而後，在主人公採取的一系列動作中進入“發展”階段，在於反方勢力的鬥爭中逐漸將影片推向高潮，並最終以一方的勝利作為“結局” ^[7]  。

在敍事上的戲劇性前提交代上，卡梅隆的劇作紮實且令人信服，可以稱得上是標準的好萊塢劇作教科書。在《終結者》裏，沒有人相信終結者的存在，包括警察，因此主人公們必須自己想辦法突破重圍，與強大的終結者對抗。在危機中，卡梅隆電影的主人公們往往具備強大的毅力和堅定的信念，最終改變命運。而他們的動作母題則是“救贖”與“犧牲”。卡梅隆的電影是浪漫情懷的英雄主義包裝下的現實主義。儘管他的電影帶給人的感受超前，卻讓人感覺異常真實。而且，他的電影超越了地域與民族的界限，提供給觀眾一種因愛之名的想象。這種想象正是通過犧牲與救贖的動作母題實現的 ^[7]  。（《封面人物》評）

對於《終結者》中的女主角莎拉·康納，詹姆斯·卡梅隆在劇本第一頁寫到 ：“外形較小纖弱，有一種平易近人的缺陷美，不會令人驚豔，但會讓人想進一步認識她。她容易受傷的特質，掩蓋了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勇氣。”卡梅隆便塑造出了好萊塢電影中不曾出現過的動作片女英雄形象。他的每一部影片女主角基本上都有着弱不禁風的外表，但實際上重大危機在她身上發生時，往往會激發出她體內獨立、智慧、剛強、充滿力量的特質。因為人是不完美的，因此要表現人的真實，就要表現人的不完美。人物的侷限性會讓觀眾產生認同感。卡梅隆對女性角色的表現採用的是人物侷限性的塑造方法，因為這樣能加深觀眾的認同。這樣的人物沒有準備好承擔重大的使命，而讓人相信她隨時會逃走，就為她的轉折和人物進化提供了強大的力量，使她的人物弧發生變化時能夠產生更強大的衝擊力。雖然卡梅隆本人曾強調，他讓女性肩負着使命並賦予她們勇氣和力量只是為了和其他導演不一樣罷了，但是觀眾們仍然能夠從他塑造的女性身上了解他對女性的想象 ^[7]  。（《封面人物》評）

卡梅隆的視聽景觀暴露了他瑰麗的內心世界。詹姆斯·卡梅隆的時空母題，即他的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環境背景主要有三點 ：太空、深海和未來。《終結者》的背景雖然發生在現代，可是T800 與T1000 的出現，使現代的背景延伸至未來核子戰爭後被天網統治的機器人世界中，充斥着末日幻想。卡梅隆通過他的敍事母題和其代表性意象，向觀眾展示出他對於世界的理解。 ^[7]  。（《封面人物》評）

《終結者》中的一句台詞“I'll be back!（我會回來的！）”，是科幻電影中最酷最簡潔有力的台詞，沒有之一。拍攝影片時施瓦辛格只是隨口説説，根本沒有多想；而導演卡梅隆在現場也沒覺得這句台詞有何特別之處，僅僅認為有些諷刺性的“笑”果——因為大家都知道警局那傢伙要倒黴了。沒想到觀眾對這句話反應很強烈，使它成為了施瓦辛格影片中的經典語錄 ^[8]  。（《酷光影》評）

《終結者》影片雖然受時代限制，鏡頭設計、剪輯和特效都具有年代感，但細膩的故事背景和逼真的故事畫面，讓眾多觀眾信服這個科幻故事並身臨其境，包括《終結者》中人類所描繪的未來世界，都能使人產生帶入並深信不疑 ^[10]  。（《卡梅隆科幻電影風格探析》評）

1984年《終結者》問世，匪夷所思又能自圓其説的設想，完美而浪漫的情節設定，近乎亂真的化妝，突破性的機器人設計理念，就當時而言最激烈而富個性的動作場面，使《終結者》一時風頭無倆。其中最出風頭的還是阿諾扮演的終結者，他皮衣墨鏡，一手9毫米衝鋒槍，一手12號全自動霰彈槍，面無表情地殺人，包括那句經典的“I'll be back”，組成了一個不朽的形象。這使得第二集裏，阿諾順理成章地成了主角。（《信息時報》評）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