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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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建立之初，唯一能與之抗衡的，便是曾經稱霸世界的蒙古軍隊，也就是曾經的元朝統治者。為了控制北元，在南京稱帝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想要將都城定在北方。但是，在朱元璋的有生之年，這個願望並未實現。朱元璋遺憾離世，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子隨父願。只不過，朱棣選擇的都城北京，卻矗立於危機四伏的北部邊境。朱棣開了一個先例，讓九五之尊的皇帝坐鎮危險的邊陲，天子戍邊。可他並不是希望子孫萬代天子戍邊，他在這裏做了近20年的藩王，見識過這座前朝舊都的王者之氣。朱棣有着一顆比父親朱元璋還要遠大的志向，他要用北京控制北元，將大明的邊界往北推，建立一個多民族的大一統國家。紫禁城，承載着朱棣一統萬邦，開疆拓土的宏偉夢想。他要做全天下最偉大最強大的君主，他所要求的宮殿當然也是最華麗，最堅固的，他疏通運河，堅固城池；他一聲令下，八方輻輳，無數能工巧匠，趕赴北京。遺憾的是，朱棣夢想中的盛世王朝在他所處的時代，並沒有實現，64歲那一年，朱棣，駕崩於親征漠北的路途上，再也無法回到故土，回到他引以為傲的紫禁城。但他定都北京之舉，深深改變了中國歷史的政治格局，讓北方和東北方的遊牧民族逐漸融入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為今天多民族的中國打下了歷史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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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城誕生後，如何將基業存續成了朱棣一直思考的問題。“天子守國門”，為了擊退北方邊境的侵擾者，有着“馬上天子”之稱的帝王朱棣，決定親征，為自己的宏圖偉業打實和平的根基。文治武功是每一位帝王的執政夢想，朱棣也不例外。登基之初，他將年號定為永樂，正是永求太平康樂。大明王朝歷經永樂朝的勵精圖治，洪熙、宣德朝的“休養生息”，實現了經濟、文化、藝術的進步與繁榮。基業穩固，社會安定，明朝由此進入鼎盛時期。儒家追求立功立德立言，朱棣明白，想要成為一代明君，不僅要富國強兵，開疆拓土，還需要給歷史留下一筆文化財富。在朱棣的命令下，一部曠世鉅著問世，而這部將中國文化集大成的歷史鉅著《永樂大典》，已然成為如今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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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故宮博物院的傢俱館，陳列着明清兩代皇室的各式傢俱。這些傢俱映射着明王朝通過對外貿易帶來了遠方豐富的物產，並接受各國朝貢的繁榮景象，成為一個時代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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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35年，年僅38歲的宣宗病逝。9歲的朱祁鎮即位，年號正統，這個不到十歲就失去父親、從小跟着宦官長大的小皇帝坐上龍椅，隨之而來的就是宦官專權問題。在經歷了永樂之治、仁宣之治後，鄭和西故，瓦剌進犯，明王朝一時間內憂外患，明英宗朱祁鎮學祖輩親征，卻兵敗土木堡，一系列事變就在此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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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二十九年，紫禁城迎來了據記載以來的第一位西方客人，為了這一天，他已經在大明努力了18年，他，就是後來享譽全球的傳教士利瑪竇。他的到來，為明朝的士大夫階層帶來了新的知識和觀念。利瑪竇作為第一位進入紫禁城的外國傳教士，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利瑪竇向萬曆皇帝貢獻了一張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這是利瑪竇和明朝官員李之藻合作完成的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圖，也是國內現存最早的、繪製有美洲的世界地圖，這張地圖第一次改變了國人的“天下觀”，漢語中的“地球”最早就出現在這幅地圖左上角由利瑪竇署名的文章中。

利瑪竇和《坤輿萬國全圖》帶給大明的啓迪，是時代的一次機遇。然而，這樣的啓迪只停留在小部分士大夫階層，並沒有影響到大明的統治者。

利瑪竇在北京居住期間，有一個人每天都會前往他的住所，這個人就是明朝內閣大學士、科學家徐光啓。徐光啓的學術成就在今天看來幾乎無人可以替代，他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真正“我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

徐光啓拜仰慕已久的利瑪竇為師，學習天文、歷算、火器等西方科學，從接受西學的經驗中體悟到，科學的傳揚與發展才能提升國力，產生“欲求超勝，必先會通”的理念，建構起以數學、旁及氣象、水利、軍事、地理、醫學、建築、音樂等分科研究的中國敎育體系理念。其中，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德的著作、堪稱現代數學基礎的《幾何原本》，就是由利瑪竇介紹給徐光啓，並由後者翻譯的。

紫禁城裏的萬曆皇帝，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懶於治國，但在斂財上卻異常“勤勞”。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7000噸至10000噸，約佔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中國成為當時世界經濟的 “中心”。如此大量的白銀來到中國之後，對明朝末期經濟的商品化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中國絲綢業的發展。明朝的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更加的頻繁，西方向往着來自東方的瓷器絲綢，東方的皇帝也對來自西方的珍奇器物愛不釋手。

萬曆皇帝罷朝近三十年，不干涉社會經濟發展，反而促成了明朝以來中國經濟和文化的高度繁榮，甚至一度出現“萬曆盛時”的繁華景象，然而這樣的繁華終究是曇花一現。明朝沒有真正接受更廣闊的世界，沒有像文藝復興後的西方，從封建王朝轉型為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當時的的宦官專權及朝廷黨爭問題，為晚明的崩潰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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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臘月二十四，紫禁城的東宮方向傳來嬰兒的啼哭聲，太子朱常洛的第五個兒子朱由檢，就在這個電閃雷鳴、陰鬱昏暗的清晨降生了。對於這父子倆來説，這一連串冬季罕見的炸雷，更像是對他們在紫禁城裏險象環生處境的一次警醒。他們此後的人生中，各種突如其來、異象叢生的人生壞天氣，才剛剛開始。

自嘉靖朝“倭亂”爆發，譚綸等官員在主持平定海疆的過程中就上書朝廷，建議可以適當地放開民間的海外貿易。隆慶皇帝一登基，便下令解除海禁，將福建漳州府的月港設立為民間對外開展海外貿易的港口，並設立督餉館，專門負責管理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並徵税，史稱“隆慶開關”。

“隆慶開關”給當時已經步入下滑軌道的大明王朝打了一針立竿見影的“強心針”，也為後續大明“救世宰相”張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經濟基礎。隆慶帝在位只有六年，卻給兒子萬曆皇帝留下了一個強大的內閣班子——高拱、高儀、張居正，以及頗為豐富的政治和經濟遺產。本來握了一把好牌的萬曆皇帝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上在位最久的萬曆皇帝，卻在與文官集團的消極對抗、懶政怠政中錯失了中國跟上世界發展的新潮流、迎來新時代曙光的良機，明朝在他的手裏被加速地推向了滅亡的絕境。

隆慶新政、萬曆中興的短暫繁榮，張居正改革的曇花一現，為大明王朝續命近半個世紀，然而無論如何，也不過是大明最後一道絢麗之光而已，十七歲的少年天子朱由檢意氣風發，勵精圖治，終究也無法挽回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

國本之爭、黨同伐異、苛捐重税、流民四起，氣候異象，當世界已經進入海洋擴張和資本血腥掠奪時代的時候，大明帝國卻猶如折斷了桅杆的帆船，錯過了最後的轉向機會，在風雨飄搖中一步步滑向崩潰的深淵。停滯內省的大明國運至此，敗象已定，這是歷史走到這裏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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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6月6日，紫禁城迎來了新主人，多爾袞作為新王朝的主人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他接受了文武百官的跪拜，宣佈明朝的官吏可以為新朝做事，隨後，登上御輦進入北京城。同年11月7日 ，順治皇帝登基，國號大清，定都北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中國大一統封建王朝屹立在世界東方。

順治二年，清廷完成了對紫禁城三大殿的修繕。皇極殿、中極殿、建極殿，依次改名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旁邊配上了滿文，突出了一個“和”字。順治八年，紫禁城承天門重修竣工，改名“天安門”，次年，厚載門改名“地安門”，加上皇城的東安門、西安門、長安左門、長安右門，紫禁城皇城的所有城門都突出了一個“安”字。

“和”與“安”，反映出清朝執政者的願望。和是清朝的立國之本，康雍乾三代，也用“和”來作為終極目的，來實現民族團結，建立大一統。他們致力於民族交融，踐行“和安天下”的政治理念，以胸懷天下的氣魄，建立大國版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由此逐步形成。

數代以來，準噶爾汗國如同一片烏雲籠罩在帝國的西部，窺視着內地，一直是大清最大的威脅，讓最高統治者席不安枕。清朝對準噶爾的戰爭，歷經康雍乾三朝。最終，在乾隆48歲這一年，準噶爾武裝力量被徹底消滅，乾隆把這片故土命名為——新疆。中國西部的版圖得以最終確定，清朝的國土面積由此達到了最大化。以統一新疆為標誌，大清帝國的統治攀上了歷史的高峯，康乾盛世也由此進入了“全盛”時代。

乾隆皇帝曾説：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虧尺寸。這種堅定地維護國家統一的意志和情懷，也體現在對西藏的統治和改革上。早在1652年12月，五世達賴喇嘛帶領三千僧眾長途跋涉入京覲見順治皇帝。後來，康熙帝又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的封號，並賜以冊印；從此，“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稱號正式固定下來，以後歷世達賴和班禪都必須經過中央政府冊封成為定製。到了乾隆朝，為了改革西藏行政管理體制，確立系統治藏法規，制定了金瓶掣籤制度這一重要內容，一直延續至今。

中華各兄弟民族交流交融、和諧共生的大格局逐漸形成，並在此後的歷史風雨中，變得牢不可破。康乾盛世的大清，人口過億，疆域千萬，山河壯麗，都市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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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中國古代發展大勢，一般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有四大盛世——秦漢雄風、隋唐氣象、永宣之治、康乾盛世，而最後一個是完完全全發生在紫禁城裏的，也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經過康熙和雍正74年的治理，清王朝已經呈現出盛世氣象，乾隆繼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羨慕的基業，歷史留給乾隆的任務就是“繼父祖之餘烈”，把大清推上盛世的最高點。

乾隆皇帝登上皇位後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免除拖欠多年的農業税。這在以農業税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影響非常巨大的恤民政策。在農耕時代，人口是最寶貴的資源。在乾隆統治的60年中，中國的人口增長了108%，公元1795年，乾隆時期的中國人口接近3億，佔世界人口的比重達到了34.06%。

彼時的大清帝國，國家財政儲備達到了空前的高峯。乾隆朝的庫存銀幾十年維持在7000萬兩以上，最高曾經達到8000萬兩。就中央財政的實力而言，康乾盛世成為中國農耕文明的歷史巔峯。在大清帝國如此空前的財富支持下，紫禁城也不斷建設成為世界上最精美絕倫、獨一無二的古代宮殿建築羣。

乾隆皇帝執政15年後，決定效仿祖父康熙南巡的故事，以巡查河工、觀民察吏、加恩士紳、税賦恩賞的名義去巡視他早已魂牽夢縈的江南。一路詩興大發的乾隆寫了五百二十多首御製詩，《乾隆南巡圖》就是根據其中選出的十二首，“以御製詩意為圖”的原則，由蘇州畫師徐揚按照前後次序分12卷繪製而成，總長度154.17米，丹青點染濃縮了盛清的黃金年代。

“易代修史”、“盛世修書”，這是中國數千年來綿延不斷的文化傳統。對於一位統治者來講，修書是最能體現皇帝能力的工程。乾隆志在囊括中國有史以來所有的文化成果，編成一部宏偉的《四庫全書》。此書耗時十三年，內容幾乎涵蓋了古代中國所有的學術領域和學術成就：天文地理、人倫規範、文史哲學、自然藝術、經濟政治、教育科舉、農桑漁牧、百工醫藥等無所不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愛江南的乾隆皇帝仿照寧波“天一閣”的樣子， 重建了紫禁城的圖書館——文淵閣。同年，36300冊《四庫全書》被鄭重地放入了文淵閣。

沉浸在盛世中的乾隆皇帝，視野裏出現的，永遠是順治皇帝定鼎北京的豪情，以及康熙、雍正時代史詩般的雄壯偉業，還有他自己開疆拓土、靖邊安民的文治武功。但他看不到的，是他的繼位者所接手的江山，帝國創造的盛世繁華與輝煌絢爛，在滾滾而來的時代大潮面前，已走向中國農耕社會最後的一抹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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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2月，在遙遠的大西洋彼岸，一艘快速帆船試航成功，這艘船的名字叫“紅海盜”號，它實際作用是用於比海盜更可恥的鴉片走私。當時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則成為這種罪惡走私的最大目的地。英國人將鴉片宣傳成延年益壽的補品，致使鴉片氾濫，侵入到大清子民的身體裏。從嘉慶後期到整個道光時期，鴉片的入侵讓整個清王朝處於精神渙散的邊緣，成了生死攸關的社會問題。

道光帝任命當時堅定的禁煙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銷禁鴉片，一場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就此開始。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下令在虎門海灘當眾銷燬鴉片。這是林則徐一生中最高光的時刻，他用一場歷時23天的銷煙之戰向世界宣告，中國人不會向鴉片屈服。

然而無論是道光帝還是林則徐，他們都低估了虎門銷煙後對英國利益的刺激。公元1840年，英國以虎門銷煙等為藉口，派出遠征軍侵華髮動鴉片戰爭，這場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也是中國近代屈辱史的開端。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打破了清王朝的舊夢，一時間，清王朝突然被侵略、被殖民、不斷的割地賠款，甚至生活在紫禁城裏的帝王也被迫逃離。這裏的主人不僅無法掌握紫禁城的命運，更加無法掌控國家的命運，這是清王朝二百餘年從未有過的崩潰。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轉折，中國以被戰爭、被侵略、被掠奪的方式開始了捲入世界體系，捲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此，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851年，道光帝去世後的第一年，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揭幕，這也是第一屆世博會的前身。在英國工業革命效果顯著的這一年，一個叫洪秀全的農民領袖和他所領導的拜上帝會宣佈起義，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即將席捲南北。這一年，咸豐皇帝登基，成為清王朝入關後的第七位皇帝，他從道光帝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個內有農民起義、外有帝國主義侵略的王朝，清王朝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局面。

1861年，剛過完30歲生日的咸豐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閉上了眼睛。皇帝死了，紫禁城還在。紫禁城還是紫禁城，但它即將見證秦始皇以來，中國王朝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新鮮事物，包括新的危機、新的挑戰和新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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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期的中國正處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激盪時代，紫禁城內外風雲變幻，這個千年文明古國在民族危亡之際，開始探尋愛國救亡之真理，紫禁城和城裏的人們由被動改變逐步尋求“自強”。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綿延千年，想要改變思想、放下身段、作出改變比任何國家都更加艱難。雖是滿路荊棘，無數志士仁人卻始終步步向前，削皮挫骨，艱難地在黑暗的前路中追尋光明，在危局中找尋改變的出路，日後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局就此拉開帷幕。

1865年，李鴻章創辦了中國最早，規模最大的軍工企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它不斷擴充，先後建有十幾個分廠，僱用工兵2800餘人，能夠製造槍炮、彈藥、輪船、機器，還設有翻譯館、廣方言館等文化教育機構。這裏不僅是清王朝最重要的軍工廠，也是當時介紹西方知識，培養語言和科技人才的重地，在那個頑固派固執己見的時期，被梁啓超稱為“開出一條血路”。

在“自強”的旗號下，“練兵”、“利器”等舉措推行得還算順利。親眼見證過西方武器的威力，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樂意看到自身兵力強壯的局面，於是一批大型近代化軍事工業相繼問世。一時間，清王朝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強，封建社會迎來了一次“迴光返照”。

但是，學習器物不等於學習邏輯，接受了流水線不等於接受思維。李鴻章想得很明白，他也看到了，造槍造炮或許容易，但要想走得更遠，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清王朝的確在尋求自強，但它自強的節奏卻和世界完全不同步。當時實際掌權者慈禧太后更多的時候仍在使用最擅長的平衡手腕，於維繫皇權與救亡圖存間求取平衡。聲勢浩大的洋務運動，實際上步履維艱。

1897年，譚嗣同應詔進京，參與維新變法，以他和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維新人士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改革機構、裁撤冗官等一系列改良行動。次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定國是詔》，宣佈變法。然而維新變法最終僅維持百日，以失敗告終。

十九世紀最後兩年，清王朝陷入了重重迷霧之中。入住紫禁城兩百多年，清朝統治者們有過建樹，見過大風大浪，也曾在變局中面對選擇。但最終，他們沒能把握住這些機遇，沒能以大刀闊斧的轉型和改革，來增強國家實力，改善人民生活。統治者骨子裏的深刻自私彷彿一根巨大的鐵索，牢牢束縛住他們的手腳，寸步難行。事已至此，一切改良和修修補補，也就徹底失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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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日，光緒皇帝於中南海灜台涵元殿薨逝，22小時之後，慈禧太后病逝於中南海儀鸞殿。在統治了中國近半個世紀之後，她把政治改革的變數留給了紫禁城，留給了一個只有3歲的小皇帝。1908年12月2日，溥儀在太和殿登基，成為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年號宣統。此時，紫禁城外的中國，革命浪潮已是風起雲湧。

當皇權帝制在紫禁城中不斷掙扎尋求保全的時候，在遙遠的南方，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正以旺盛的鬥志組織一次又一次的武裝起義，決意破釜沉舟，以期徹底推翻清王朝。然而，紫禁城外的革命風雲，並沒有給紫禁城內的人們帶來實質性的改變。

在溥儀即位前，1904年，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土地上，為爭奪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爆發戰爭，獲得勝利的是日本。這次勝利被認為是立憲政體對專制政體的勝利，立憲派藉此機會向國人宣傳：專制必亡、立憲致強。然而直到溥儀即位的三年後，姍姍來遲的“皇族內閣”名單讓立憲派極度失望，一部分立憲派逐步轉向支持革命，或徹底變成了革命者。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軍陸軍第八鎮兵變，武昌起義爆發。這聲炮響標誌着辛亥革命的開端，亦步亦趨走了好幾年的立憲之路瞬間就轉向了共和政體的方向，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轉折就這樣突然完成了。

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溥儀退位，清王朝和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皇權帝制就此終結，袁世凱取代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民間不懂共和，紫禁城內的皇室更加糊塗。6歲的溥儀退位時，按照約定仍被允許居住在紫禁城。變局中的中國在紫禁城已經濃縮成了一種奇特的景象：它被一分為二，以乾清門廣場為界，前一半屬於民國，後一半屬於皇室。

袁世凱死後，沒有人有能力整合支配整個中國，加上帝國主義在華勢力重新洗牌，各國都有意將中國分而治之，內外因共同作用，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時期。北洋政府的控制權先後被皖系、直系、奉系軍閥所掌握，在1912年至1928年短短的十七年當中，先後14人當過總統或代行過總統職權。紫禁城默默注視着各方粉墨登場的混亂政局，而這個波詭雲譎的時代，也將徹底終結一個皇家宮殿的身份。

1924年11月5日早上九點多，正在儲秀宮裏的溥儀和皇后婉容，突然被要求離開紫禁城。紫禁城最後的主人就這樣被迫離開，炕桌上還扔着沒吃完的半個蘋果。至此，紫禁城作為皇家宮殿的歷史徹底結束。

辛亥革命讓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響力推動了民族思想解放和中國社會變革。此後的中國披荊斬棘，艱辛探索，在一次又一次黑暗中等待破曉，等待新的變革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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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9月29日，“故宮博物院”幾個字第一次掛上紫禁城神武門城樓，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對外開放，當天和次日兩個下午，故宮共接待觀眾5萬多人，即使在那個物質條件匱乏的年代，人們對故宮的熱情一點兒都不亞於今天，原本封閉森嚴的皇宮裏，擠滿了平民百姓；原來屬於皇帝私有的古物，有了全新意義的觀眾。如此熱鬧激越的場景有力地宣示了故宮博物院開院的歷史性意義。

1931年，力謀發展的故宮博物院在延禧宮修建了具備先進文保理念的大型文物庫房，而文物庫房還沒有完全完工，故宮難得的發展機會又被剝奪了。這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華北告急，中華民族陷入最危險的境地。隨着戰爭的持續，北平的專家學者開始緊張起來，讓他們揪心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紫禁城以及這一城的國寶。於是他們提出了將故宮珍品古物遷移外地的想法。

雖然遷出易散難聚，但文物絕不能作為戰爭的賭注。“只要文物在，中華文化的根就不會斷，中華民族的精神就不會亡，中國人就不會做亡國奴”，文物南遷，最終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見。

文物南遷打破了故宮博物院的正常發展秩序，也改變了故宮博物院同仁的職責和工作任務。他們以“視國寶為生命”為核心的典守精神為信仰，在最好的年齡陪伴古物踏上南遷旅程，人不離物，物不離人。1945年8月，歷經跋山涉水、顛沛流離的故宮南遷文物，終於在四川樂山等到了抗戰勝利的消息。故宮南遷文物的迴歸之路艱難且漫長。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和新中國成立，紫禁城才最終迎來新生。

紫禁城，在故宮人的默默無聞中迎來了它的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故宮博物院又迎來一批年輕人，他們作為“宮二代”“宮三代”走進故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點一點磨鍊基本功，以敬畏之心開始了文物修復廠人的日常。把殘破的書畫、木器、玉器、鐘錶等修復好了以後展現給觀眾，讓觀眾去觀賞這些東西，瞭解我們中國的璀璨的文化、傳統的歷史，讓文物的生命力得到重新的體現。

自此，紫禁城在人類文明的座標上有了新的定位，而故宮博物院也成為國家保護傳承中華文明最重要的見證者和親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