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草紙

紙草紙並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紙，生產莎草紙的原料是紙草的莖。先將紙草莖的硬質綠色外皮削去，把淺色的內莖切成40釐米左右的長條，再切成一片片薄片。切下的薄片要在水中浸泡至少6天，以除去所含的糖分。之後，將這些長條並排放成一層，然後在上面覆上另一層，兩層薄片要互相垂直。將這些薄片平攤在兩層亞麻布中間趁濕用木槌捶打，將兩層薄片壓成一片並擠去水分，再用石頭等重物壓（如今一般用機器壓製），乾燥後用浮石磨光就得到紙草紙的成品。由於只使用紙的一面，在書寫的一面要進行施膠處理，使墨水在書寫時不會滲開。

古埃及人最初是將紙捲成卷軸使用的，後來為了方便，就裁為一張張的以便製成抄本，這樣，書本就出現了。如今紙草紙偶爾還用於繪畫，但水質和顏料會使紙張變形。

紙草紙在埃及的乾燥氣候下可以很好的保存。但是它在潮濕的環境下很容易被黴菌毀壞。因此，當希臘和意大利曾大量引進使用的莎草紙最終大都損壞的時候，在埃及還能發現保留下來的紙草書卷，例如Elephantine papyri、在奧克西林庫斯（Oxyrhynchus）的著名發現以及拿戈瑪第經集（Nag Hammadi Codex）。

紙草是一種水生植物。據考古證實，約前3600～2000年，古埃及人就掌握了用紙草植物製造紙草紙的技術。古埃及人在紙草中加入一些粉末、溶劑、樹膠和一些燒過的動物灰，製成紙草紙用於文字書寫。伊斯蘭教出現前後，上埃及和下埃及的許多城市、鄉村都有生產紙草紙的工廠。伊斯蘭遠征軍首領阿慕爾征服埃及後，下令保留所有造紙工廠 ，以滿足宮廷、哈里發官邸及外省對書寫用紙的需求。那時，埃及生產的紙草紙出口到世界許多國家，是埃及的主要收入來源。由於紙草紙輕、柔軟、質地優良，深受人們的喜愛，很快取代了此前人們通常用的羊皮紙、動物皮、石板、樹皮、駱駝骨和羊骨等書寫材料。當時，阿慕爾主要依靠阿拉伯人進行聖戰，保衞疆土，故明令禁止阿拉伯人在埃及從事生產紙草紙的勞動和貿易，而讓科卜特人從事紙草紙生產，掌握紙草紙製造業 。

公元105年紙張發明並得到廣泛使用後，紙草紙仍使用了一個時期，直到阿拔斯朝哈倫 ·拉希德哈里發時期，才中止流行。據伊本·納迪姆在《書目大全》中的記載，哈倫· 拉希德執政時下令必須使用紙來書寫，該書還提到，紙是公元105年由中國人蔡倫發明的，他造紙主要用破布、舊魚網、植物纖維、棉花和亞麻等材料。由於紙的生產方便，不易損壞，性能大大優於紙草紙，尤其是不像紙草紙那樣容易發生風乾、卷皺，且柔軟 ，有彈性，摺疊方便，易於保存，因此，埃及人紛紛填平用於種植紙草的池塘、沼澤， 清理溝渠和水道，拔除大量紙草植物，紙草種植和紙草紙的生產逐漸絕跡。雖然紙草紙不復存在，但是，紙草紙上面記錄的文字卻真實地描述了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時代，覆蓋了整整6個世紀的漫長歲月。

人類文明史與紙密不可分。紙作為書寫工具與文明的載體，記錄了人類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隨着歷史的變遷，寫在紙草紙上的文字漸漸演變成後人研究古代民族國家歷史 的重要文化遺產。1880年，人類首次發現了紙草文卷，並將其視為人類文明的寶藏。不幸的是，在許多阿拉伯國家處於外國統治時期，有成千上萬部阿拉伯紙草紙文獻流失海外。

最大規模的紙草紙文獻走私發生在19世紀末。當時，歐洲各國駐開羅的領事們對紙草紙文獻視若珍寶，趨之若鶩，而奧地利駐開羅領事卻無多大興趣，但走私到奧地利的紙草紙文獻卻超過了10萬卷。原來，奧地利商人邱杜爾·賈拉夫熱衷於收購東方織物和經銷東方名貴地毯，把它們銷往奧地利。奧地利東方學家馮·克拉巴契克也對東方織物情有獨鍾。因有共同的愛好，一次偶然的機會，倆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密友。1881～1882年間，地毯商賈拉夫把一些古希臘和羅馬時期的織物寄給馮·克拉巴契克時，還寄去了一些埃及紙草紙文卷。收到這些東方禮物的馮·克拉巴契克興奮不已，他對紙草紙文捲進行了仔細研究，發現是無價之寶，便立即寫信給賈拉夫，告訴他紙草紙文卷是如何的珍貴，吩咐他務必儘可能多地收集。賈拉夫見信後，立即前往埃及各地尋找紙草紙文卷。這次，賈拉夫在法尤姆和艾赫納西亞等地收集了大量紙草紙文卷，共約1萬卷，用六種文字寫成，其中的阿拉伯文卷多達3000卷，都是些極為重要的文獻。在對這些紙草紙文獻進行翻譯研究之後，馮·克拉巴契克於1883年在奧地利博物館舉辦了紙草紙文獻展。當時任奧地利科學協會主席的奧地利皇太子拉英尼爾大公花重金買下了這批珍貴的紙草紙文獻，並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他的名義存放在維也納博物館。

巧舌如簧的奧地利地毯商賈拉夫利用埃及人的無知和他們對紙草紙文卷價值的不瞭解 ，在19世紀末的短短几年裏，共從埃及掠走7萬多捲紙草紙文卷，這無疑是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法老文明遺產的肆意掠奪。1896年，時任埃及國立圖書館館長的莫爾茲主持統計該館藏的紙草紙文獻，發現僅剩4000捲了。

隨着埃及、阿拉伯的紙草紙文獻散落到世界各地，世界各國都開展了對紙草紙文獻的 研究。許多歐美和俄羅斯等國都十分重視對紙草紙歷史文獻的保護、編目、考證和出版工作，並設立了專門的研究院或系。1908年，英國牛津大學設立了世界第一個“紙草卷學”教授職位。法國的蘇本大學也在此前成立了“紙草卷學”研究院。此外，世界還成立了“紙草卷學”的國際機構，總部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該機構每3年舉行一次會議 ，討論有關法老、希臘、拉丁、科卜特和阿拉伯紙草紙文獻的研究課題與論文。歐美國家對“紙草卷學”如此重視，其根本目的旨在研究、利用那些商人和東方學家從阿拉伯地區掠走的大量紙草紙文獻。這些文卷不僅豐富了他們圖書館的館藏，也使他們的錢包鼓了起來。令人遺憾的是，擁有豐富的紙草紙文獻的阿拉至今尚未設立研究“紙草卷 學”的機構。

埃及作為紙草紙的故鄉，很晚才重視“紙草卷學”。在20世紀80年代，埃及的艾因夏姆斯大學建立了“紙草卷學”研究中心，儘管面臨資金和物資不足等方面的困難，但研究工作開展得很有成效。

紙草紙是有機物質，會因時間、環境因素變舊，發生突變性化學反應，導致紙草紙文卷損壞。光線、高温、乾燥、空氣污染及人們的粗暴行為都有可能損壞紙草紙文卷。此外，紙草紙質量有優劣之分，優質紙草紙是透明的，劣質品則是灰的。在紙草紙文獻的修繕方面，有許多不同流派，最著名的是奧地利派。

過去，由於沒能正確掌握修繕、保護紙草紙文卷的方法，故大量埃及、阿拉伯伊斯蘭 紙草紙文卷遭到毀滅。原先懸掛在埃及博物館階梯上的紙草紙文卷因一直暴露在陽光下 ，最終自燃焚燬。正確的保存方法是將紙草紙文卷夾在玻璃片之間，這樣既能防止塵土和水的侵蝕，又可避免高温和光線的照射。此外，紙草卷展出時，應嚴格地按技術規範操作。

目前，其他阿拉伯國家的紙草紙文卷狀況要優於埃及。埃及國立圖書館的紙草紙文獻雖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但因長期無人過問而正在風乾變質，急需進行修繕和維護。另外 ，至今還從未有人對它進行過整理、編目，除對其中的數百卷曾進行過粗略研究外，其餘均被束之高閣。專家學者們呼籲在埃及建立阿拉伯紙草紙文卷的專門博物館，以挽救瀕臨毀滅的文明遺產。

據報道，意大利拿波里博物館收藏的紙草紙文卷，發生自燃後已經碳化變黑，只能在藉助紅外線攝影技術對其進行照相處理後才能辨認。其餘一些狀況較差的紙草紙文卷也需採用專門的修復技術進行修繕。

阿拉伯和伊斯蘭的紙草紙文卷流失在世界各地是個不爭的事實，主要流散在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密歇根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柏林博物館、柏爾蘇拉大學、路德菲大學、 吉森市、海德堡大學、立特瑪利茲市、慕尼黑、門斯特市、斯特拉斯堡、布拉格、華沙 、巴黎、倫敦大學、大不列顛博物館、劍橋大字、曼徹斯特圖書館、牛津圖書館、佛羅倫薩、米蘭、奧斯陸、比利時、瑞士、列寧格勒、莫斯科、土耳其和日本。失散在阿拉伯國家個人手中的紙草紙文卷肯定存在，但難以統計、知曉。目前，阿拉伯國家還沒有 設立研究紙草紙文卷的專門機構。因此，要弄清紙草紙文卷的確切數量很難，需要有關官方機構的介入。

從事紙草紙文卷研究的埃及學者認為，紙草紙文卷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有關阿拉伯早期的埃及歷史，除紙草紙文卷外，目前尚未發現任何相關的文字資料。因此，紙草紙文卷是目前僅存的記錄當時社會狀況和時代風貌的歷史資料，如今，這些珍貴史料在奧地利，而不在埃及。記載伊斯蘭教史的第一部紙草紙文卷也在奧地利。此外，流失到奧地利的紙草紙文卷還包括婚姻契約、買賣合同及國家官方函件。這些流失的紙草紙文 卷，對研究當時的社會形態、阿拉伯統治者們和阿拉伯政權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對研究阿拉伯書法、文學的發展也頗具價值。數目龐大的紙草紙文卷流失在海外，無法對它進行完整的文檔描述。目前，保存在埃及的紙草紙文卷與失落海外的紙草紙文卷原本就是一個整體，因此，對紙草紙文捲開展研究、整理本身，對文獻和圖書編目學都具有 實際意義。

埃及學者認為，一部份紙草紙文卷的價值介於文獻與文物之間。眾所周知，所有的阿拉伯紙草紙文卷都是在考古挖掘中，隨出土文物一道發現的，它並不像普通文獻那樣， 經正常途徑留傳給後人。同時，文物與文獻兩者的差異也反映在它們的放置和排列方式上面。

此外，有部分紙草紙文捲上面只寫有篇幅很小的短文，解讀起來較為容易。但是，重要的是必須把留存在埃及與失散在海外的紙草紙文卷聯繫起來進行研究，才能正確解讀紙草紙文卷中所包括的豐富內容。為了更好地研究和利用紙草紙文卷，“紙草卷”學者們建議，把紙草紙文捲上的全部文字內容完整地輸入埃及國立圖書館電腦，專門設立一 個“紙草卷”學研究院。他們呼籲國立圖書館和埃及考古學院的修繕系應在紙草紙文卷的修繕、保存方面開展緊密合作。

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為，發生在19世紀末的埃及大規模紙草紙文卷的走私，已經給埃及至阿拉伯世界造成無可估量的巨大損失。在全世界都在關注紙草紙文卷、“紙草卷”學的今天，阿拉伯世界應立即行動起來，全力拯救紙草紙文卷，為拯救、發揚人類文明遺產作貢獻。

紙草紙的影響是古埃及人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是歷史上最早、最便利的書寫材料。正是紙草紙的發明和推廣，才使人類可以不再用泥、石、木、陶、金屬等材料記錄文字或圖畫，也使古代大量信息得到傳播和保存。但紙草紙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它的原料單一，只能使用尼羅河流域的新鮮紙草，使它的產地只能侷限於埃及，限制了它的推廣。它的製作也比較複雜，成本較高。所以，當公元8世紀怛羅斯之戰中被阿拉伯人俘虜的唐朝工匠將中國的造紙術傳到阿拉伯世界後，紙草紙的製作就相形見絀了。從東漢的蔡倫開始，中國的造紙術就可以利用破布、漁網、麻片等各種廢舊材料，並逐漸發展到可以廣泛使用竹、木等植物纖維，原料廣，成本低，產量大，價格低，而且成品多樣，可以適應不同的用途，也可以在各地生產。正因為如此，中國的造紙術才最終完全取代了紙草造紙術。

就像我們發掘其他古代技術一樣，拉加卜復原紙草造紙術不僅再現了古代的人類文明和埃及的歷史文化，也使紙草紙重現輝煌。作為一種生產技術和文化用品，紙草紙早已退出了歷史舞台，但作為一種文明遺存和工藝品，紙草紙還方興未艾。對於擁有發達的古代文明和豐富文化遺存的中國，拉加卜的貢獻值得我們學習，也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