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爾遜

大學畢業後，在一家世界聞名的郵購公司工作27年，從職員升任實驗室主任、商貨部主任、公司副經理。1933年，他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國家復興局的規劃執行人，此後歷任紡織工資委員會顧問、國庫署主任等職。

1940年出任美國國防諮詢委員會的購料顧問，專為陸海軍購置器材；後因成績優良，升任生產管理局購置司司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羅斯福總統為適應戰時軍需生產發展，於1942年1月增設了戰時生產局，納爾遜成為該局“最適當的負責人選”。

他任職後，把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工廠組織起來，使各廠個別的生產變為集體的有計劃的生產。為了瞭解各盟國生產並幫助盟國擴大生產，1943年秋，納爾遜還受羅斯福總統的派遣，先後出訪加拿大、英國。

1944年七八月間，國民政府出現了日益嚴重的政治、經濟、軍事危機。在孔祥熙、宋美齡等的遊説下，羅斯福總統決定派遣代表赴華瞭解中國經濟，設法擴大對華援助，幫助國民政府渡過危機。於是，美國政府決定派納爾遜以總統私人代表資格同赫爾利一起訪華，並明確給予他“重大秘密使命”。

1944年9月6日，赫爾利、納爾遜等乘坐美軍用飛機抵達重慶，宋子文、何應欽等各部長官早已候迎在機場。次日，蔣介石在上清寺德安裏50號接見了赫爾利與納爾遜，並表示了十分熱情的歡迎。8日，蔣介石又親赴招待所回訪赫爾利、納爾遜。

納爾遜的這次出使，到22日他離開重慶，前後共15天。期間，他四次與蔣介石見面，有二次專就中國經濟問題進行會談（14日、19日）；單獨同宋子文作過多次會談，商討經濟問題不下三次；同國民政府經濟部長翁文灝三次商討經濟問題，同交通部長曾養甫就復興中國戰時生產計劃也進行了多次會談。

此外，他還同陸軍總長何應欽、財政部次長俞鴻鈞、農林部次長雷法章、糧食部長徐堪、兵工署長俞大維、外交部次長吳國楨、資源委員會電力處處長陳中熙、招商局負責人等作過一次或兩次以上會談。

他還同美國駐華大使高思，美國執行租借法案駐華代表高德，資源委員會美籍專家，中航公司、花旗銀行、美孚公司以及他國在渝外商代表，英國首相邱吉爾派駐重慶私人代表魏亞特等作過一兩次會商，討論了增加戰時生產與原料供應等問題，研究了中國各部提供的經濟資料。

在十多天的瞭解和商討中，納爾遜深感中國經濟形勢嚴峻，為設法改變中國這種經濟狀況，19日他同赫爾利一起，就改變中國戰時經濟的設想同蔣介石作了長時間的會談。圍繞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和如何振興中國戰時生產，納爾遜闡明瞭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靠“輸血”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有提高中國自身的“造血功能”才是出路。他向蔣提出了“全盤建議”，建議中國仿效美英，先成立戰時生產局。納還就戰後中美經濟合作等問題，與蔣會談。

納表示，美國可提供給中國資金、設備、技術，幫助中國建立急需工業。他特別關注中國的三峽電站，希望能及早上馬，他表示願意回美向羅斯福總統請求給中國更多貸款。蔣對此非常滿意。

納爾遜第一次使華返美時，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正值白熱化。美國輿論對羅斯福等支持蔣政權表示出強烈的反響。可納爾遜表示出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好感。在回到華盛頓期間，納不斷向華萊士和總統周圍的人大肆宣揚赫爾利召回史迪威的建議的正確性；對推動羅斯福全面援華也非常積極。

1944年11月9日，納爾遜再次以總統私人代表資格出使中國，途經倫敦、開羅、德黑蘭、新德里，於16日下午飛抵重慶。蔣介石指派各軍政要員前往機場迎接。納爾遜帶來13位專家，其中5位鋼鐵專家、1位酒精專家。

納來華前，中國戰時生產局已於16日宣告成立。為推動中國戰時生產局工作，納一行抵渝第二天起，便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中。他協調各部及工業界、金融財政等方面與中國戰時生產局的關係，使各部能力合作。1944年11月17日，他首先帶領13位專家訪晤戰時生產局局長翁文灝，指派孔萊、傑克遜等4人直接參加中國戰時生產局高級人員會議，會商該局初步工作。他自己還與蔣介石討論了戰時生產局的工作。納又指使洛克和傑克遜同翁文灝的秘書吳兆洪加緊擬訂戰時生產局組織法。經過15天的努力，中國戰時生產局初告成功。蔣介石聘其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高等經濟顧問”。

1944年12月2日下午他離渝赴蓉。4日飛赴印度、轉錫蘭（今斯里蘭卡）。至此，他的第二次使華圓滿結束。

納爾遜的兩次使華，注意全面扶持國民政府。這不僅增強了美國與國民政府關係和諧，而且改變了美國過去單純“輸血”式的對華援助，轉而實行扶助中國增強自身“造血功能”的策略，從根本上為中國戰時生產和戰後經濟復興創造了一些有利條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