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丁·戈迪默

1923年11月20日，納丁·戈迪默出生在南非約翰內斯堡附近多有猶太人和黑人的礦山小鎮斯普林斯，對有色人種的痛苦和白黑二種人的爭鬥感同身受。上小學以後，她廣泛閲讀，深受美國左翼作家厄普頓·辛克萊的影響，意識到種族隔離制度給黑人造成的及由此對白人自身造成的危害。9歲時戈迪默開始寫小詩和小故事，刊登在當地報紙的兒童欄裏，13歲時，在約翰內斯堡《星期日快報》兒童版上發表名為《追求看得見的黃金》的寓言故事，深受好評，從此自覺地愛好寫作。15歲那年，她的第一篇小説《昨日再來》在約翰內斯堡一家週刊上發表，據她自己説，“這是一篇寫大人的故事”。

1946年，她進入約翰內斯堡的威特沃斯特蘭大學學習，1949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説集《面對面》問世，同年開始一次短暫婚姻，生下一女兒。1950年，她的作品在美國幾家刊物上發表，反映強烈，美國出版商紛紛向她約稿。

1952年，美國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説集《毒蛇的温柔聲音》。1953年，納丁·戈迪默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説《説謊的日子》，她從此主要靠筆耕為生。 ^[4] 

1954年，她與商人榮因霍爾德·卡塞爾結婚，同年她第一次訪問埃及，接着開始在非洲大陸的旅行。

1956年，她出版短篇小説集《六英尺土地》；1958年，出版長篇小説《陌生人的世界》，該書歌頌了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友誼，也揭示了黑人隨時可能遇到的危險，因此，在南非遭禁達十年之久。

1960年到1965年，她分別出版了短篇小説集《星期五的足跡》和《不是為了出版》以及長篇小説《愛的時機》。

1966年，她又出版了長篇小説《已故的資產階級世界》，其主題是：種族隔離政策使白人和黑人同時成為犧牲品，該書在南非遭禁達十二年之久。

1971年，她又出版短篇小説集《利文斯通的夥伴們》、長篇小説《貴賓》。《貴賓》因寫了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矛盾，也寫了黑人集團之間的爭鬥，引起業界重視而獲得詹姆斯·萊特·布萊克紀念獎。

1974年，出版長篇小説《自然資源保護論者》，獲布克文學獎。53歲時又出版短篇小説集《小説選》，獲法蘭西國際文學大金鷹獎，同年另出小説選《一個確定的星期一》。 ^[5] 

1979年，出版長篇小説《博格的女兒》，該書寫的是一個南非白人共產黨領袖的女兒繼承父志勇敢抗爭的故事，曾被禁四個月。 ^[5] 

1981年，出版長篇小説《七月的人民》，這是她後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決定性作品之一，1987年出版了長篇小説《大自然的遊戲》，1988年出版隨筆集《根本的姿態》，1990年出版《我兒子的故事》，參加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這是“多年來與之共同鬥爭”的結果。 ^[4]  199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2014年7月13日，戈迪默去世，終年90歲。她的家人在聲明中稱她在約翰內斯堡的家中睡夢中平靜地離開人世，離去時她的兩個孩子雨果和奧瑞安陪伴在她身邊。 ^[6] 

戈迪默有兩段婚姻經歷。她第一次結婚是在1949年，不過婚後三年便與當牙醫的丈夫離婚，兩人留下一個女兒。1954年，她再婚嫁給了後來創辦南非蘇富比的商人萊因霍爾德·卡西爾，兩人有一個兒子雨果。卡西爾2001年去世後，戈迪默曾在2006年遭歹徒入室搶劫，在交出現金和珠寶後，她拒絕交出卡西爾給她的結婚戒指。 ^[7] 

參考資料 ^[5] 

戈迪默的作品以種族隔離政策下的南非白人和黑人社會為背景，描繪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和動盪的社會、以及白人和黑人覺醒後的革命運動。她揭露了隔離政策給男人和女人、子女和父母之間造成的嚴重後果，表現了人物在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高壓下的反抗意識。 ^[8] 

戈迪默的寫作主題及身處的社會背景使她成為後殖民文學批評重要研究對象之一。國外後殖民文學批評對戈迪默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專著、學位論文、研究論文以及各種評論文章數量頗豐，大部分離不開對其作品的話語特徵分析。國內戈迪默研究也主要沿襲後殖民文學話語分析研究，具體作品個案研究的期刊論文較多，研究專著或學位論文較少。總的來説，學界對戈迪默作品中抵制殖民主義、顛覆和解構殖民話語的後殖民話語特徵多予以首肯，肯定性的代表觀點集中在三個方面：戈迪默對黑、白種族關係刻板模式和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解構；戈迪默的敍事模式對西方文學傳統範式的顛覆；戈迪默對南非非種族混雜文化的建構和預期。戈迪默被認為在南非的解殖民化進程中做出了重要貢獻。斯蒂芬·克林曼認為戈迪默克服了困擾很多白人寫作的“殖民困惑”，“深深地融入了發展中的南非非種族文化”。國內學者王旭峯説她的寫作伸張正義，“充滿了對新南非美好未來的愛與希望”。 ^[9] 

然而，另有批評家從戈迪默作品話語特徵的分析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認為她是一個白人殖民作家，她的小説“根植於西方個人自由主義傳統”，對南非黑白世界的反覆呈現強化了殖民話語典型範式和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凱斯琳·瓦格納説戈迪默雖然處理“後—殖民現實的種種事物”，“在本質上卻捲入到一些殖民主義原型範式中”。蒂姆·布勒南認為，戈迪默和其他“來自白人聯邦各國的作家雖然明顯地起着調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作用，但最好納入歐洲帝國小説的範疇”，“他們太像那個虛構的所謂主流的‘我們’”。此類評論直指戈迪默陷入的殖民共謀問題，而她的白人身份似乎成了一個不可辯駁的證據。 ^[9] 

戈迪默不僅善於描寫受壓抑的白人心態、社會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於正面描寫黑人戰士反抗種族隔離制度的正義鬥爭，歌頌為正義而英勇獻身的人們。她以其創作實踐證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態“只能是革命的姿態”。戈迪默以熱切而直接的筆觸描寫在她那個環境當中極其複雜的個人與社會關係。與此同時，由於她感受到一種政治上的捲入感——而且在此基礎上採取了行動——她卻並不允許這種感覺侵蝕她的寫作。儘管如此，她的文學作品由於提供了對這一歷史進程的深刻洞察力，幫助了這一進程的發展。 ^[10] 

戈迪默的小説，儘管政治色彩濃郁，道義上的迫切感貫串其中，卻不失文學性和藝術性，顯出非同尋常的力量。戈迪默常用清新雋永中透露着靈氣的散文詩般的語言，配以象徵手法，使得作品充滿詩意。同時戈迪默擅長心理描寫，筆法細膩。 ^[11] 

儘管極具政治責任感，但戈迪默的作品不是對政治的簡單圖解，不是鼓動性的宣傳文本。她摒棄臉譜式的人物刻畫，小説中所有人都難逃種族政治帶來的劫難。在以沙佩維爾慘案為背景的《失落的資產階級世界》中，離異的年輕白人女子遭受着身體政治的煎熬。在短篇小説《跳躍》中，仇恨黑人的非洲白人男子幫助白人重奪政權，後又因白人暴行而背叛白人，最終精神崩潰，在自造的恐怖囚房中顫慄。另一短篇代表作《士兵的擁抱》描寫一對同情並幫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婦，在歡慶革命勝利的日子裏，從單純的喜悦轉入反思和審視，在嚴峻現實中發現了種種不合理，於是惶惑憂慮。這種悖論式的筆法將容易流於種族問題情節劇的戲劇衝突化解在深刻複雜的廣闊人性環境之中，不單純依賴戲劇情節的發展。戈迪默還逐步嘗試西方現代小説技巧，採用複雜的敍事結構和象徵體系，敍述視角在不同人物之間不斷轉換，人物行為、對話和意識流相互交織。

洞察力、想象力和創造力使戈迪默能夠突破經驗世界的侷限，用真實的歷史邏輯演繹出合乎情理的虛構。她的第五部長篇小説《貴賓》的背景不是南非，而是一個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剛登上總統之位的慕韋塔和革命功臣施因扎互有政治成見：前者視後者為危險人物；後者認為前者已背離初衷，與過去的白人政權一樣腐敗。果然，施因扎發動全國總罷工，慕韋塔派兵鎮壓，主人公佈雷這位貴賓則在混亂之中被打死。小説以毫無英雄氣概的偶然死亡凸顯現實與理想的差距，直面權力對人性的腐蝕。

與種族隔離時代不同，在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小説中，戈迪默筆下的人物大多對自己的身份有清晰認識，由此帶來的強烈負罪感讓他們心力交瘁，渴望救贖。在《家鄉話》《第一感》《遺產》等小説裏，政治鬥爭、種族偏見、信仰危機始終伴隨着主人公，他們都懷疑自己的身份，但終究都通過愛情、妥協及親情解決了身份矛盾。但在刻畫無歸宿感的逃避之舉時，戈迪默的筆觸有如一場冷峻的戰鬥，體現出“局外人”的悲涼。 ^[12] 

參考資料 ^{[5]  [1]  [6]} 

“以直截了當的方式描述了在環境十分複雜的情況下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戈迪默的文學作品深入地考察了歷史的過程，同時又有助於歷史的進程。”“她的獲獎是因其壯麗史詩般的作品使人類獲益匪淺。”（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評） ^[3] 

“戈迪默是一位愛國者，一位著名作家，一位爭取平等和自由的振臂疾呼者。”（南非總統祖馬評）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