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燈籠

該小説講述了東北小城一對普通夫婦對兵工事業的憧憬、誤解、猜疑和拒絕，最終完成自我救贖並歸於大愛的故事。他們在迷茫中熱愛，在爭吵中生存，在絕望中對峙，直到遇到槍械工程師的女兒李蘭君，才使他們的追尋透明和覺醒起來，生命更有意義。 ^[6] 

喬米朵長期忍受着來自於丈夫戰土改的家庭暴力，心有怨恨卻只會掙扎而無力反抗無法逃脱。喬米朵在戰土改瘋癲之後，成為家庭的支撐者，但她始終還需要一個精神支撐，在她歷盡艱辛認真尋找之後，李蘭君成為了她命定目標。喬米朵對“愛”的理解是用生命去愛，她説“不用命愛那還叫愛嗎？”她把李蘭君當成生命的摯愛，為了這份摯愛，她不僅錯手害死了自己的丈夫，還把自己的兒子帶入黃泉路。 ^[3] 

戰土改是喬米朵的丈夫，戰小易與戰小蓮的父親，在林業局工作，因欠單位二百元錢無力償還，面臨被開除的危機，他想去幾百裏地的槍廠工作，但怯於行動難以圓夢。於是，事業的不順與理想的幻滅讓他怨天尤人、自暴自棄，淪為一個拿家庭與妻兒出氣的施暴者，後又在沉默與抑鬱下垮掉，成為瘋子。妻子喬米朵得知有人羅織罪名，連他這個瘋人都不放過時，挺身而出將其藏匿，用安眠藥拘禁其身心，但不料藥性減弱被其逃脱，為了防止其泄密，為了保護密友李蘭君不受侵害，喬米朵情急之下將他推入地窖，並搬了一塊大石頭，對着窖口砸了下去。不想石頭太重，竟奪去了戰土改性命。 ^[4] 

在家暴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戰小易，創傷人格中結合了過多的不義、暴力、冷酷、自私、邪惡、非理性等負面東西。為了讓母親能外出工作，生活不再那麼貧困，他偏執地把根源歸咎於小妹戰小蓮的拖累，並哄騙她來到荒郊野外，然後將其無情拋棄。 ^[4] 

李蘭君有雙重身份，一重是公共身份——泥城的京劇名角，另一重是匿名身份和私人行為——為國防研製新型無聲手槍的“科研工作者”。作為藝術美的創造者，她為泥城的人們帶來了無限的藝術歡樂，同時也贏得了她們的信任、愛戀與保護。但在李蘭君的少女心扉中，演戲還不能佔據其全部，她還有一項高級需要就是制槍。由於大氣候不好，後者不僅見不得陽光，甚至還可能招致殺身大禍。她研發尖端、貢獻非常，但生不逢時，最終因自制槍支被污為特務、國民黨間諜。 ^[4] 

該小説題目為《紅燈籠》，紅燈籠在小説中具有豐富的象徵意味。在結尾處，面對將死的李蘭君，喬米朵也做好了赴死的準備。她將家裏的很多東西都贈予了鄰居，其中就包括一盞象徵日子紅火的紅燈籠。當紅燈籠升起時，喬米朵和李蘭君在即將到來的死亡面前真切而實在地感受到吉祥、喜慶和對未來的展望。雖然在很短的時間內紅燈籠就飄落了，但二人間的那一次無言地深情對視已勝過萬語千言。李蘭君用畢生心血設計的無聲手槍得以妥善保存，馮撿花與自己的養父母一家繼續延續着善良和愛，這都像升起的紅燈籠一般給人以希望。 ^[5] 

《紅燈籠》雖然寫了各種形式的悲劇與死亡，讓全篇呈現出某種尖鋭、痛楚的敍事風格，但作者的死亡書寫並不讓人感到冰冷與絕望，而是充滿恣肆的野性與蓬勃的活力，並帶有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與文化理想主義情結。因為作者筆下的死亡內含着偉大而崇高的精神質素，具有超越死亡的自然含義而向社會文化、政治倫理與人情人性多面拓展的豐富意藴。在小説中，死亡首先是一種對惡的批判與清除，如戰土改的死；死亡也是一種對善的温情呵護，如戰小蓮經歷的儀式化死亡；死亡還是一種對不義社會的憤怒抵抗，如李蘭君的死；死亡更是一種終結社會之惡的隱喻力量，如喬米朵母子的自殺。不僅如此，“在這一片人性的荒原中，人間最基本的憐憫和同情依然像草綠天涯一樣頑強地生長，讓喬米朵們也讓讀者不至於完全失去希望”，如熱心救助喬米朵的齊補丁、盲人學校的劉文明主任、教喬米朵拆字的老學究、副監獄長李普利，尤其是撫養戰小蓮的文英一家，他們都以小人物特有的善意、真誠與勇氣維繫着傳統人倫關係中美好、真摯的價值，讓整個故事散射出暖意。正是在如上方面，《紅燈籠》的死亡書寫展現了廣闊深沉的人文關懷，帶有堅定不移的歷史理性。 ^[4] 

該小説是一部反映兵工戰士的恢宏力作，文筆婉約，選材獨特，故事奇詭，情節引人入勝。（東北網評） ^[7] 

陳力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就讀於魯迅文學院和復旦大學中文系，黑龍江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在《北京文學》《清明》《芙蓉》《長江文藝》等文學期刊發表作品，出版長篇小説《紅燈籠》《草本愛情》，中短篇小説集《青花瓷碗》《非常鄰里》，小小説集《米橋的王國》《我們愛狼》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