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日風暴

二零零三年起，電影導演彭小蓮和從事媒體教學的魏時煜拿起攝像機，開始追溯這場新中國最大的文字獄。五年時間裏，她們走訪了26位胡風分子，40多個家庭，10多個已逝“胡風分子”的親友，300多小時的拍攝素材，100多萬字的訪談記錄。她們收集了跨越半個多世紀的《人民日報》上400多篇與批判胡風分子有關的文章與漫畫。

她們走了大半個中國：阿壠在天津住過的新疆路、關押過“胡風分子”的北京安福衚衕、上海提籃橋監獄、四川的川東監獄和川西勞改農場、胡風和妻子梅志住過的苗溪農場，全都採錄實景。

拍攝過程中，王戎、梅志、白莎、冀汸夫人殷容仙、胡徵、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賈植芳、何滿子、綠原，一個一個去世了 ^[1]  。

導演之一的彭小蓮來自上海，她的父親便是當年被扣以“胡風反革命集團在黨內的代言人”罪名的彭柏山，時任上海市市委宣傳部部長，也是官職最高的“胡風分子”。彭柏山入獄時，彭小蓮兩歲。一九六八年，彭柏山死於造反派的毒打，彭小蓮十四歲。在一本記錄父母故事的文集《他們的歲月》中，彭小蓮描述她成長記憶中的父親。正是這位時常缺席的父親，最終引發了《紅日風暴》的誕生。

一九八五年六月，胡風去世，彭小蓮代表彭柏山全家參加了胡風的葬禮。在影片旁白中，她説：“當時，我已經當了電影導演。胡風分子們希望我拍一部電影，記錄胡風事件和我的父親。想到要重新回顧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當時感到恐懼。一九八九年，我再一次選擇逃避。到了紐約，我以為從此就可以忘記遠在中國的過去。但是往事卻像電影鏡頭一樣，經常在紐約的街頭閃現。”“一九九六年母親病重，我趕回上海。在她的病榻前，我們共同回憶起了父親。母親第一次述説了那麼多殘酷的故事，我才終於明白了他們是怎樣經歷了那一場又一場的紅日風暴。”

此時，彭小蓮已是知名的劇情片導演，同時，她又曾師從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並完成小川遺作《滿山紅柿》。魏時煜是彭小蓮的好友，文革後成長於中國大陸，在加拿大獲比較文學碩士和電影研究博士，現任教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她們兩人，一個因為揹負在身的歷史記憶，一個因為幫助好友的義氣，共同扛起了攝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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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