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譜

清朝末年，鎖井鎮惡霸地主馮蘭池砸碎作為公產憑證的古鐘，霸佔公產，農民朱老鞏為民挺身，無奈敵不過強大的封建勢力，氣病身亡，幼子逃離家鄉。25年後，流落關外多年的朱老鞏之子朱老忠帶全家返回，要報血海深仇。馮蘭池先下手抓朱老忠的兒子大貴去當兵。朱老忠本欲與馮蘭池拼命，但想起當年父親的遭遇，深知盲目尋仇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不久，他結識了地下黨領導人賈湘農，在地下黨的幫助下認清只有走革命道路才能真正復仇。朱老忠帶動受苦的農民兄弟在鎖井鎮展開了革命工作，其中老朋友嚴志和的兒子運濤被派往黃埔軍校學習，參加了北伐。後運濤因蔣介石背叛革命而被捕，朱老忠前去探望，並瞭解到了更深刻的革命道理，萌生了加入共產黨的強烈願望。馮蘭池返鄉後與反動政府的縣長勾結在一起，在年關時節利用權勢勒索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已成長為一名無產階級戰士的朱老忠率領全鎮農民羣眾奮起反抗。馮蘭池利用反動政權勢力鎮壓羣眾的企圖在羣眾的強大力量面前徹底失敗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3-4]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1]  [5]  [2]  [6-7]  [8]  [3]} 

最先擬將小説《紅旗譜》搬上銀幕的是天津電影製片廠，該廠1958年6月籌建之初就將具有本土特色的小説《紅旗譜》作為“開鑼大戲”，邀請長春電影製片廠的編劇胡蘇改編劇本，導演則聘請曾執導過《中華女兒》《母親》等革命歷史題材影片的北影廠導演凌子風。凌子風不但應允且主動向文化部申請調往天津。這時，文化部開始部署國慶10週年獻禮片的創作生產，夏衍、陳荒煤等文化部領導都主張將小説《紅旗譜》改編成電影，列入獻禮片計劃。鑑於天津電影製片廠成立不久，條件不足，陳荒煤提出以北影為主，由北影與天影聯合攝製。北影廠廠長汪洋與天津廠達成合作協議，並動員凌子風返回北影 ^[2]  。

胡蘇的改編本出爐後，北影廠專門組織研究討論後認為胡蘇的劇本把小説改編成三集的電影計劃過大，還是應改編成一部電影，讓故事集中一些，並要求將故事結束於反割頭税的勝利上。受命修改劇本的凌子風反覆研讀原作，前後看了七遍，又特地找來北影的另一位編劇海默一起研究，由海默執筆。海默四天四夜一氣呵成趕出了修改本。凌子風的戰友、在中央戲劇學院任教的吳堅也曾參與修改 ^[2]  。

劇本創作修改遵循了胡蘇在改編之初提出的“取精用弘”的原則，即取原著之精華部分，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去豐富原作，深化主題。小説人物眾多，各種矛盾錯綜複雜，改編者們按電影樣式要求，擷取以朱嚴兩家為代表的農民羣體與惡霸地主代表人物馮蘭池之間的階級矛盾這一主線，將朱老忠的性格發展作為藝術形象的核心，以其從自發反抗走向自覺革命的過程貫穿全片，形成戲劇情節和發展紐帶，集中再現大革命前後北方農村高漲的革命鬥爭狀況，彰顯小説所揭示的農民命運、前途及其鬥爭歷史經驗的主題。為此，全片以朱老鞏捨身護鍾開始，到反割頭税鬥爭勝利結束，捨棄了保定二師學潮的部分，因其已轉向城市革命知識分子鬥爭方面且涉及受左傾盲動路線影響問題。對於保留下來的部分，也下了一番改造的功夫，或集中渲染或必要生髮，甚至添加了新的情節和場面。如小説的“楔子”朱老鞏大鬧柳林，劇中重新組織為自成起訖的護鍾段落，有意識地將年僅十幾歲的虎子置於鬥爭漩渦中，為其日後繼承父輩鬥爭精神、走上革命道路埋下伏筆。為了使情節更集中，更能揭露地主狠毒的階級本性，同時留下懸念，將虎子遠走關東的時間，由原著中的“過了些日子”，改為由於馮蘭池欲斬草除根而被逼立刻成行 ^[2]  。

在確定朱老鞏、朱老忠父子的扮演者時，為使人物形象具有延續性，凌子風決定父子由同一演員擔當。其中，朱老忠一角塑造的好壞是影片成功與否的關鍵。儘管有很多人自薦，但凌子風屬意於曾主演《宋景詩》的崔嵬。其原因除了崔嵬的藝術功力，還由於他在戰爭年代曾長期戰鬥在滹沱河兩岸，符合凌子風挑選演員所看重的有河北農村生活經歷的要求。崔嵬讀了原著和劇本後，很受感動，儘管他作為導演正在趕拍同為獻禮片的《青春之歌》，仍慨然同意出演《紅旗譜》 ^[2]  。

為拍攝該片，崔嵬到率先排演話劇《紅旗譜》的河北省話劇團“取經”，隨後便向凌子風推薦了話劇版導演兼嚴志和扮演者蔡松齡和話劇版的編劇兼朱老明扮演者的村裏 ^[2]  。

該片中馮蘭池一角，從青年演到老年，時間跨度大。其扮演者葛存壯當時只有29歲，從藝以來一直做羣眾演員，但曾兩度與他合作的凌子風看出他的表演潛力，起用他擔任反一號 ^[2]  。

蔡松齡對自己在片中所演的嚴志和潛心鑽研，重讀小説及相關資料，從“嚴志和就是一頭土生土長，從未離開家鄉沃土的耕牛”的評價中受到啓發，翻閲深入生活時所寫的手記，分析人物性格，把握角色忍氣吞聲、懦弱怕事和碌碡壓不出個屁來的基本特徵 ^[2]  。

村裏在片中扮演瞎子朱老明時，除了借鑑傳統戲曲中“瞎子摸杆”的表演方法，其創作主要來源於他在農村的生活經歷。他在故鄉長年接觸過兩位盲人，而且是後天的“睜眼瞎”。在排演話劇《紅旗譜》時，他就曾多次走訪兩位盲人鄉親，觀察他們的眼睛變化和形體特點。而當拍攝電影《紅旗譜》時，凌子風提示他朱老明的眼是氣瞎的，於是，村裏為着重突出“氣”字，決心把朱老明塑造成“睜眼瞎”，把自己眼球的三分之一吊入上眼眶 ^[8]  。

葛存壯下決心要把馮蘭池演好，專本買了兩本原著，一本用來反覆閲讀，而把另一本中凡寫到馮蘭池的段落都剪下來，貼在分鏡頭劇本的相應之處，進行聯想思考。最終，他抓住書中“薑還是老的辣”中的“辣”字，作為表演基調 ^[2]  。

該片攝影師吳印鹹從影片特定的題材內容出發，確定攝影基調是：渾厚有力，樸素紮實，忌輕浮、鮮豔、單薄，並且要有鄉土氣息。為此，他研究劇情結構，分析矛盾衝突，找出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確定重場戲和過場戲，針對人物、場景乃至季節、時間等，考慮不同處理方案，並對如何運用構圖、光線、色彩等做出構思設計，再把自己的造型設想匯合到導演的統一意圖之中 ^[2]  。

該片的作曲瞿希賢同時也為故事時代背景、地域相近的影片《青春之歌》作曲，她抓住兩部影片故事舞台的空間差異，採取流行於河北省地區，為農民喜愛的河北梆子作為影片《紅旗譜》的基調音樂，配器上同樣選用具有北方特色的嗩吶、高胡等樂器，以渲染氣氛、刻畫人物 ^[2]  。

該片風格粗獷、激昂，表演、攝影、美工、音樂，都散發着一股濃烈渾厚的冀中平原鄉土氣息。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崔嵬的表演，他一人飾演朱老鞏、朱老忠父子兩代人，獨特的生活經歷和藝術氣質，賦予了人物慷慨悲歌的燕趙遺風 ^[12]  。（《新京報》評）

該片既忠於原著，又根據電影這種藝術樣式的特點，在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做了某些必要的充實。在情節的提煉和結構的佈局上，突出了矛盾衝突的主線和人物之間最主要的糾葛，因而也就加強了作為作品思想內核的階級鬥爭的主題，使戲劇矛盾得到不斷髮展，使人物在鬥爭中展現了活生生的性格，所以是一次成功的藝術再創造。但影片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如運濤接觸到共產黨的偶然性，不能更有力地突出黨領導農民運動的作用；影片的後半部顯得較為鬆散，有些場景粗獷有餘，細膩不足 ^[7]  。（《北京文藝》評）

該片在藝術創造上一個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一批性格鮮明、個性突出的農民形象。崔嵬扮演朱老忠時，緊緊抓住他性格中戰鬥性的一面，使它在和馮蘭池的鬥爭中發揮主題的積極意義。這是有成效的，角色創造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從整個角色看來，它的形象的體現還不夠完整，一般的外在的“表演”多於具體的內心的體現。這和劇本的人物創造中的先天不足有關，角色體現中缺乏具體的設計也不無影響。嚴志和的創作者在許多關鍵的地方用了富有特徵的動作和語言，把他描繪得栩栩如生，這是令人叫絕的。這個角色在分量上的比重比朱老忠小得多，在藝術上的成就卻比朱老忠要大，從頭至尾有起伏、有變化、有發展，但又始終保持着他的個性特徵。扮演朱老明的村裏對於角色的整個設計是真實可信的，動作富於殘疾人的特徵，又不過分誇張，恰如其分地進行表演，創造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形象。影片的創作者給觀眾展示了許多富有地方色彩而又具有時代特徵的廣大的生活場景，遼闊而富有詩意的抒情畫面，出色的藝術描寫顯示了導演和攝影師卓越的藝術才能。在音樂方面，作曲家大膽採用河北梆子的旋律並加以創造，不但加強了影片的地方色彩，也為電影音樂進一步民族化提供了經驗。該片的不足之處，一是後半部分的結構鬆散，許多事件與主要線索、主要人物遊離了。二是人物描寫方面還存在不足，如後半部分中朱老忠的變化沒有根據其性格基調並通過其個性特徵表現，無法使人具體看到這個人物的性格發展；賈湘農更是寫得沒有生氣，其情感、愛好、個性都沒有給予具體描繪；馮蘭池的形象也比較平面，其地主惡霸的狠毒本質揭露得不夠深刻 ^[5]  。（中國電影家協會原副主席袁文殊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