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巾軍起義

元朝後期，以蒙古族貴族為主的統治階級，對各族特別是漢族人民的掠奪和奴役十分殘酷。他們瘋狂地兼併土地，把廣闊的良田變為牧場，如大臣伯彥得賞賜土地就達2萬頃。大地主廣佔土地，”驅役佃户”（趙天麟元中統五年奏疏稱：“又江南豪民廣佔農地，驅役佃戸，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 ^[1]  。農民失去土地淪為奴婢。官府橫徵暴斂，苛捐雜税名目繁多，全國税額比元初增加20倍。

元朝統治者揮霍無度，到處蒐羅民間財寶美女，天天供佛煉丹。政府財政入不敷出，濫發貨幣，禍國殃民。加上黃河連年失修，多次決口，真是民不聊生，出現了流民“死者已滿路，生者與鬼鄰”（見元·張養浩《歸田類稿·哀流民操》雲：哀哉流民，“死者已滿路，生者與鬼隣。”） ^[2]  的悲慘局面。反抗的烈火在人民心中燃起。社會上流傳着“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歌謠（”元末任非其人，酷刑橫斂，台温處之民樹旗村落曰：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由是黃岩方谷珍因而肇亂江淮，紅巾徧四方矣。見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録》卷三十四） ^[3]  。

元末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極端尖鋭化，終於導致了元末農民起義。這次起義規模大、時間久，以紅巾軍為主力的農民起義軍沉重打擊了元朝在全國各地的統治，為朱元璋最後推翻元朝創造了條件。

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黃河暴溢，北決白茅堤、金堤（今河南蘭考東北）。沿河州郡先遇水災，又遭旱災、瘟疫，災區人民死者過半。黃河決堤後，沖壞山東鹽場，嚴重影響元朝政府的國庫收入。至正十一年四月，順帝命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強徵民工15萬人開鑿兩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黃河東去，合淮河入海，時緊工迫，監督挖河的官吏乘機剋扣河工“食錢”。河工挨餓受凍，羣情激憤。至正十一年底，元順帝又決定變更鈔法（見鈔），濫 發紙幣，物價飛騰，引起通貨膨脹，最後到了“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懼不行”。“開河”和“變鈔”促使元末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賈魯開河後，北方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教友劉福通等決定抓住這一時機，發動武裝起義。他們一面加緊宣傳“彌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面又散佈民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並暗地裏鑿了一個獨眼石人，埋在即將挖掘的黃陵崗附近河道上。獨眼石人挖出後，河工們驚詫不已，消息傳出，大河南北，反抗的烈火頓時燃起。

劉福通是潁州（今安徽界首）人，韓山童是河北永年人。兩人一直在北方地區秘密傳教，石人挖出，時機已經成熟。至正十一年五月初，韓山童、劉福通聚眾三千人於潁州潁上，殺黑牛白馬，誓告天地，準備起義。劉福通宣稱韓山童為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並自稱南宋名將劉光世後代，當輔之。韓山童發佈文告，打出“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戰旗，表示推翻元朝，恢復大宋的決心。這次起義因事前泄密，遭到官府的圍剿，韓山童犧牲。其妻楊氏、子韓林兒逃到武安（今江蘇徐州）。劉福通突圍後把起義羣眾組織起來。一舉攻克潁州（今安徽阜陽）。因起義軍頭裹紅巾，故稱“紅巾軍”；起義軍多為白蓮教徒，燒香拜佛，故又稱香軍。紅巾軍佔領潁州後，元廷遣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率阿速軍及各路漢軍前往鎮壓，被紅巾軍擊敗。接着，紅巾軍佔領亳州（今安徽亳州譙城區）、項城（今河南項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九月，克汝寧府（今河南汝南），又克息州（今河南息縣）、光州（今河南潢川），人數已達十餘萬。

“眾至十餘萬，元兵不能御。”當時社會上流傳着這樣一首詩： “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見 ：元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十八 陶在記述了江陰地方“大姓”許晉父子組織義軍配合官軍對抗紅巾軍身死的事件以及杭州胡仲斌招募“惡少年”以“赤心護國、擔殺紅巾”為號而欲作亂被其叔告發到官的事件後，引用了這首扶乩詩，並説明“此扶乩語，驗之今日果然”，似乎是在描述元末各種惡勢力互相亂殺的情況）” ^[4]  反映了元朝統治下的階級對立和民族壓迫的社會現實，表達了被壓迫的廣大農民的政治理想。紅巾軍所到之處，開倉散米，賑濟貧農，深得人民擁護。羣眾紛紛加入紅巾軍，隊伍迅速擴大到幾十萬人。

在紅巾軍的影響下，全國各地農民紛起響應。人數較多的有蘄水（今湖北浠水）的徐壽輝部、蕭縣（今屬安徽）的芝麻李部、南陽（今屬河南）的布王三部、荊樊的孟海馬部、濠州（今安徽鳳陽）的郭子興部等。

為推翻元朝的反動統治，起義軍提出以“明”鬥“暗”（“明”指起義軍；“暗”指元朝統治）的口號，鼓舞羣眾向封建官府作鬥爭。北方紅巾軍從至正十五年(1355年) 開始主動出擊。二月，劉福通將韓林兒迎至亳州（今今屬安徽），立韓林兒為“小明王”，國號“大宋”，年號“龍鳳”，建立了北方紅巾軍政權。劉福通任樞密院平章，不久，任丞相。

1351年5月3日（農曆），爆發韓山童領導的紅巾軍起義。韓山童，趙州欒城（河北欒城）人，出生於一信仰白蓮教的家庭，後移居永年。韓山童以白蓮教為紐帶，宣傳“彌勒降生”、“明王出世”，並結識了安徽阜陽人劉福通。（山童倡言：“天下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見明 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録》卷一） ^[5]  1351年，元朝為開闢南北水路，強徵15萬民工挑河築堤。韓山童、劉福通認為時機已到，編了“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民謠，四處傳播。並在河道里埋設獨眼石人一具，石人背刻“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待石人挖出，消息不脛而走，人心浮動。此時，韓、劉乘機在河北永年縣白鹿莊聚眾三千，殺白馬黒牛，盟誓起義。縣令聞訊，急調數千軍隊圍剿，韓山童被俘，旋被殺。劉福通則突出重圍，於同年五月三日，在安徽再次起義。由於起義軍以頭裹紅巾作標記，故史稱“紅巾軍”。1355年，劉福通於安徽亳州立韓山童的兒子為“小明王”，建國號“大宋”。對於紅巾借號恢復大宋，明朝時人認為是宋朝仁政遺德所致（元末韓山童者，自言祖父系宋㣧，國亡變姓……其他所在兵，皆以興宋為詞。而紅巾揭旗有重開大宋之天之句。元入至徙宋帝子完普，並其家屬與沙州，懼為眾推。挾此又見宋仁厚之徳，入人之深。雖易姓未冺，而漢唐以下所未有也。見明·陳霆《兩山墨談》卷十 嘉靖十八年刻本 ^[6]  ）。後移都河南汴梁。紅巾軍堅持戰鬥十二年之久，從根本上動搖了元朝政權，為後來明朝的建立打下基礎。

1357年，劉福通分兵三路北伐。東路由毛貴率領，經山東、河北進攻大都；中路由關先生（即關鐸）、破頭潘（即潘誠）等率領，攻向山西、河北一帶，經大同直搗元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放火燒燬“富誇塞北”的蒙古皇宮，繼續轉戰遼東各地；西路由大刀敖、白不信、李喜喜率領，直趨關中，攻下興元（今陝西南鄭縣）、鳳翔（今陝西鳳翔縣），轉戰四川、甘肅、寧夏各地。農民起義軍節節勝利，出現“官府四散躲”，“紅軍府上坐”的大好形勢。

在三路大軍北伐的同時，劉福通也開始出擊。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劉福通率部攻克汴梁（今河南開封），定為宋政權都城。這時，紅巾軍的勢力已“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達到了極盛時期。

元朝統治者如熱鍋裏的螞蟻，驚慌失措，先派遣的回軍、漢軍潰敗後，又派御史大夫也先帖木耳帶兵鎮壓，結果又大敗而歸，軍資兵器幾乎丟光。元朝統治者蒐羅一切反動力量，孤注一擲，從各處向紅巾軍撲來。

紅巾軍英勇抗擊官兵和地主武裝的進逼。由於兵力分散，三路大軍流動作戰，沒有鞏固的根據地，又缺乏周密的作戰計劃，往往使所佔之地得而復失。三路大軍北伐相繼失利，形勢逆轉。察罕帖木兒和孛羅帖木兒率領的兩支元軍，對宋政權的包圍進一步緊縮。十九年八月，汴梁城破，劉福通保護韓林兒衝出重圍，逃奔安豐。至正二十三年二月，早已佔領了濠州（今安徽鳳陽）的張士誠，趁安豐（今安徽壽縣）空虛之機，遣其將呂珍攻破安豐（今安徽壽縣）。義軍領袖劉福通遇難，中原地區的紅巾軍被地主武裝鎮壓下去。1363年，紅巾軍建立的韓宋政權結束了。

而在南方，朱元璋的起義軍發展迅速。朱元璋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原是郭子興紅巾軍部左副元帥，被小明王的宋政權任命為江南行省左丞相。後獨樹旗幟，背叛農民軍，成為地主階級的代理人。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建元洪武，國號大明。元王朝在各地農民軍打擊下終於滅亡了。

元末紅巾軍雖然失敗了，但農民軍堅持鬥爭13年，歷經“大小數百戰”，波及大半個中國，對瓦解和推翻元朝的統治起了決定性作用。

元末農民戰爭，北方紅巾軍之所以功敗垂成，主要是三路北伐缺乏統一指揮，各路大軍互不協調，沒有明確的戰略思想。加之主力遠離中原，後方空虛，汴梁為元軍襲取，使形勢急轉直下進入低潮。劉福通所領導的北伐雖然未取得預想目的，但其橫掃元統治的北部廣大地區，沉重打擊了元軍主力，為南方各起義軍的發展以及最後推翻元王朝創造和奠定了條件和基礎。朱元璋趁元軍疲於對付北方紅巾軍，無暇南顧之機，採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漸發展壯大起來。採取先西后東，先強後弱的戰略，在具體作戰中，穩步推進，集中優勢兵力，先剪枝葉，然後動搖其根本，從而削平羣雄統一了江南，為北上滅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軍事基礎。

北方起義軍是失敗了。但是南方以朱元璋、陳友諒的起義軍還沒失敗，當時他們兩大勢力是南方的主要勢力，不管誰戰勝都將一統南方，以南方之力對抗當時四分五裂的北方元軍都將統一天下，之所以朱元璋勝利那是軍事上的戰術問題了。本來朱元璋只在應天府江蘇江西一帶，但是打敗陳友諒，兩湖在其手中，本來他是兵精，如今糧也足了，南方已在其手，之後抓準時機，乘北方元軍內部自相殘殺之即，假道山東，直取大都水到渠成了，這其中很大的緣故在於，南方當時已經是中國經濟的重心，南方包括江淮在朱元璋手中、元軍已經沒了糧餉的來源，尤其當時明軍已經擁有火器和大量的騎兵，本來北方對南方最有利的騎兵優勢也不復存在了。加上民族矛盾，元朝之滅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