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巖精神

紅巖精神的形成並非偶然，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艱苦卓絕鬥爭的產物。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就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這個特定的社會環境就是國民黨統治區。

從1937年7月至1949年10月的12年，是近代中國社會發生根本變革的歷史時期。這個期間，中國人民經過8年的抗日戰爭，驅逐了日本侵略者，挽救了民族危亡；接着又經過三年半人民解放戰爭，打垮了蔣介石反動政權，建立了新中國。紅巖精神就是適應這一根本變革的需要而產生的。

1985年10月14日，原南方局領導成員鄧穎超同志重返紅巖村，題寫了“紅巖精神，永放光芒”，首次提出了“紅巖精神”這個命題。

紅巖精神貫穿於南方局從抗日戰爭時期到解放戰爭初期，在國統區充滿艱難險阻的鬥爭歷程之中。紅巖精神的產生，與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歷史背景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直接相連，與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處的特殊環境、所進行的特殊的鬥爭緊密相關。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逐漸形成了兩個戰場：一個是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武裝鬥爭，這是革命的主戰場；一個是黨領導的國統區地下工作戰場。後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統一戰線，隨着抗日戰爭進程的發展變化，國統區戰場的地位益顯重要。

武漢淪陷後，隨着國統區的中心向重慶轉移，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在重慶改設南方局，擔負起“代表中央向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以及指導南方和大後方各省黨的工作”（《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紅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頁；《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頁）。故南方局誕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為抗戰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和貫穿始終的工作就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維護國共合作，爭取中間勢力。

南方局既處在統一戰線的第一線，也置身國統區險惡的政治環境和艱苦的工作環境之中，時刻經受着信念、意志與生死的考驗。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始終高舉抗戰民主旗幟，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的階級關係，廣泛團結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統一戰線推向空前的廣度和深度，為民主黨派陣營的形成，為建立新中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格局的開創，從理論到實踐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出了重大貢獻。

紅巖精神就是在偉大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洗禮中，在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實踐中，在大後方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和尖鋭對立的政治鬥爭中形成的。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探索中政治上走向成熟的產物。

縱觀南方局在國統區的八年，正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處境最艱難、內容最複雜、規模最宏大、成就最輝煌的八年。胡喬木曾指出：“沒有南方局在大後方進行的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的周圍，後來我們建立新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格局。因此，可以説，南方局的統一戰線工作從一個方面的意義上講，為新中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頁。）

因此，紅巖精神在實踐中就體現在南方局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爭取抗戰勝利，為新中國奠定政治基礎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和偉大行動之中。 ^[1] 

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來等人冷靜地分析抗戰全局和國共合作形勢，表示“我要堅持到最後”（《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記》，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頁）。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轉告毛主席，我們堅決同國民黨頑固派鬥爭到底！”（《周恩來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頁。）在兇險的形勢下，他們鎮定冷靜、敢於鬥爭、靈活應變、化險為夷，盡顯其政治智慧之嫺熟。面對國民黨對新四軍事件的封鎖，周恩來指示用一張可以通過檢查的《新華日報》的版面，與國民黨新聞檢查官虛與委蛇，同時卻連夜趕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葉”題詞的報紙，於次日就在製造事變的罪魁禍首眼皮下，廣泛發行。其鬥爭藝術之高超，尤其題詞之妙絕，令遠在延安的毛澤東亦“欣慰之至”，“為之神往”（《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記》，第149頁。）

皖南事變後，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通過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在極為險惡的環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轉了被動的局面，喚醒了中間勢力，結果，皖南事變反而成為國民黨政治地位和政治影響逐步下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響逐步上升的轉折點。歷史表明，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創造性地貫徹了黨中央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紅巖精神最見功力、最具風采的精彩篇章。 ^[1] 

當時來講，國統區是一潭“淤泥”，周恩來曾經多次告誡南方局同志和從事秘密工作的黨員，要做到“同流不合污”。這種“六月風荷”的政治品格，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國統區惡劣艱險的政治環境下開展黨的工作的顯著特點，是南方局對黨的建設、統戰工作、羣眾工作的創新。

在黨的建設上，保持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和優良作風，經得起燈紅酒綠的考驗。當年重慶作為國民政府的陪都，紙醉金迷，物慾橫流，“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社會環境確如“染缸”。由於有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的率先垂範，戰鬥在這一特殊環境中的共產黨人都能堅持操守，經受住嚴峻考驗。在與國民黨打交道時，南方局堅持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牢牢把握領導權。國民黨提出要把國共兩黨納入“一個大黨”之中，並對周恩來等許以高官厚祿。對此，周恩來旗幟鮮明地指出：“共產黨絕不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併於其他政黨”，從而保證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 ^[1] 

在對國統區羣眾做工作時，始終與羣眾在一起，保存黨的組織，保存黨的力量。南方局制定了“勤學、勤業、勤交友”和“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政策，指示地下黨的同志要設法深入社會，獨立工作，埋頭苦幹，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啓發羣眾、教育羣眾、團結羣眾。

抗戰時期，為統戰工作，南方局密切聯繫國統區的實際，用“以誠待人，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做團結爭取工作。

南方局既堅持“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也嚴格區分國民黨頑固派與愛國民主派的界限，爭取多數，化敵為友。1931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的張衝曾親自搜捕中央機關和周恩來未遂，並借周恩來的化名“伍豪”在報上刊登偽造的所謂《伍豪脱黨啓事》，嚴重損害了周恩來的聲譽。到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張衝作為國民黨的代表，與周恩來再次會面。為了抗戰大局，周恩來對張衝以誠相待。正是與周恩來的交往，才使張衝真正瞭解了中國共產黨，從而在心底敬佩周恩來的人格與精神，留下了“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的佳話。

為了完成對中間勢力的團結爭取工作，南方局從國統區實際出發，制定了“扶助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進行民主運動，要求各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針。在爭取“三黨三派”（中國青年黨、中國國家社會黨、第三黨和中華職業教育促進社、鄉村建設派、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過程中，鼓勵他們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此後，又積極支持建立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民主黨派。在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中，南方局領導人與其上層代表人物建立了經常聯繫，經過多年艱苦工作，使地方實力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陣營。

在“以誠待人，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的感召下，農場經營主饒國模貢獻出了“大有農場”，使中國共產黨得以“結廬紅巖”；金永華貢獻了全部田產以資助革命。共產黨人誠信、寬廣的胸懷，感染着廣大的國統區人民羣眾，使國統區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最終都站在了人民一邊，形成了愛國統一戰線的銅牆鐵壁。 ^[1] 

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中央南方局始終處在極其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他們善處逆境，勇於犧牲，在艱難的局面中開拓，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風采。

周恩來是善處逆境的典範。在南方局工作期間，他不顧個人安危，公開闡明共產黨的立場，揭露國民黨的各種罪惡行徑。面對國民黨的恐嚇，他大義凜然，保護同志，承擔責任，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變後，面對危局他曾莊嚴宣告：“要作最壞的準備，要準備犧牲。要犧牲，我們一起犧牲！”(《見證紅巖——回憶南方局》(上），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頁。）正是在周恩來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有恩來同志在，我們毫無所懼”（《風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頁）。正是在南方局的培育下，戰鬥在國統區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處逆境，對革命充滿信心。他們以自己青春的熱血與寶貴的生命澆灌了紅巖精神。楊虎城、葉挺、張文彬、何功偉、羅世文、車耀先、蘇曼、胡其芬、張露萍等，便是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典型。 ^[1] 

紅巖精神是共產主義精神、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的結晶及其在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的特殊表現形式，是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與作風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體現，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2002年5月，江澤民視察重慶時指出：“紅巖精神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紅巖精神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黨全社會要大力弘揚紅巖精神，使之成為我們在新世紀繼續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精神力量。”（《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頁。）

他充分肯定了紅巖精神在黨的歷史和民族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了紅巖精神的時代意義和對全黨全社會的巨大作用。江澤民的講話是代表黨中央對紅巖精神的第一次闡述。

2002年10月，胡錦濤在重慶考察工作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中，他強調廣大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繼承和發揚偉大的紅巖精神，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真正做到一身正氣、一塵不染，以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人格力量影響和帶動羣眾”。這個講話是在新形勢下黨中央對繼承和發揚紅巖精神的偉大號召。 ^[1] 

我們黨領導人民在各個革命時期的實踐鬥爭中形成了各具特色與風采的精神財富，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他們都分別代表了各個革命運動的特徵。紅巖精神則是對這些黨的優良傳統與作風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繼承和發揚。

在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既創造了實踐的成果，又創造了理論的成果；既創造了物質的財富，又創造了精神的財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南方局，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後方，在極其險惡的環境裏，奉獻了偉大的實踐成就和光輝的精神成就。

在實踐方面，南方局創造了為新中國奠定政治基礎的偉大業績——堅持政策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維護國共合作，推進抗戰向前發展，為實現和平民主團結而奮鬥；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統戰工作方針，最大限度地爭取中間勢力，開拓統一戰線新格局；開展國統區抗戰進步文化運動，造就革命文化大軍；突破國民黨外交壟斷，開展國際交往，為新中國外交工作奠定基礎；全面加強黨的建設，把國統區黨組織建設成為堅強的戰鬥堡壘。

在精神方面，南方局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紅巖精神——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為爭取抗戰勝利和為新中國奠定政治基礎的時代使命；剛柔相濟，鍥而不捨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誠相待，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善處逆境，寧難不苟的英雄氣概，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 ^[1] 

中華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是優秀歷史傳統精神、革命傳統精神和新時期精神的有機統一。所謂革命傳統精神，主要是“五四”以來，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革命鬥爭中培育的時代精神、民族精神，是對中華民族優秀歷史傳統精神的繼承和發展、充實和昇華，紅巖精神就是它的重要內容。在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中，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使命感，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偉大氣節，有“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的人生態度，有“出淤泥不染”的高尚品格，以及吃苦耐勞、艱苦奮鬥、注重修身等傳統美德，這些都體現在南方局的重大決策之中，表現在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言行之中，並被凝聚到紅巖精神的科學內涵中，為中華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內涵和光彩。

紅巖精神植根於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的沃土，植根於幾千年來中國人民身上所凝聚的傳統美德，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精神和傳統美德的表現和昇華，是寶貴的精神財富。 ^[1] 

傳承“紅巖精神”，最根本的是用崇高信仰鑄就時代忠誠。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要像紅巖烈士那樣保持至真至誠、無怨無悔的堅定和執着，這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堅強政治保證。強化武裝寫忠誠。自覺發揚紅巖先輩“學習、學習、再學習”和毫不放鬆“研究學問、學習主義”的精神，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黨來一個大學習”的號召，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踐行“三個維護”。維護核心踐忠誠。自覺強化忠誠核心是“天條”、維護核心是“鐵律”、擁戴核心是“號令”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和行動自覺，堅決做軍委主席負責制的堅定信仰者、忠實捍衞者、模範踐行者，一切行動聽習近平主席指揮、對習近平主席負責、讓習近平主席放心。就像當年紅巖先輩那樣，人在歌樂山、心向寶塔山，電台嘀嗒向延安，不管處境多麼困難、局勢多麼複雜，都始終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把純粹和絕對的標準挺在前面，把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挺在前面。勇於鬥爭顯忠誠。自覺像當年紅巖先輩那樣，革命順利時不驕不躁，甘於奉獻；暗流來襲時，不灰心氣餒，不怕犧牲；即使不幸被捕，面對威逼利誘、威武不屈，笑對屠刀。面對重大挑戰要旗幟鮮明、清醒自信，面對重大風險要豁得出去、頂得上去，面對重大阻力要無私無畏、破冰突圍，面對重大矛盾要迎難而上、破難而進，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意志和主張。

傳承“紅巖精神”，最現實的是用不懈奮鬥鐫刻時代擔當。進入新時代，我們肩負着新的歷史使命，面臨着新的風險、新的挑戰、新的困難，必須加倍努力，接續為黨的事業不懈奮鬥。自覺擔當時代使命。當年，紅巖革命先輩從挽救中華民族危亡出發，深入龍潭虎穴，在逆境險境中挺立，在危局困局中開拓，在封閉封鎖中突圍，以極大的勇氣和決心排除萬難、艱苦奮鬥、爭取勝利，開闢出一條救亡圖存的新戰線，完成了黨和人民賦予的重要歷史使命。現在，改革強軍如火如荼，人民軍隊重構重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目標召喚我們，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擼起袖子加油幹，絕不辜負歷史和時代賦予的光榮使命。主動破解發展難題。隨着國防和軍隊改革深入推進，許多工作已進入深水區，新舊體制轉換磨合，新老矛盾問題交織，新官理舊賬的任務艱鉅複雜，場場都是硬仗、攻堅戰，必須以開拓創新的精神，敢於啃最硬的骨頭，勇於挑最重的擔子，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創新方法路子，提升質量效益，在推進新時代國防動員事業創新發展中搶佔先機、爭取主動。時刻保持奮鬥激情。自覺傳承紅巖先輩甘於艱苦、樂於奉獻，用“捨得”換“獲得”，用“小我”換“大我”的奮鬥精神，牢固樹立黨的事業高於一切的事業觀，始終保持艱苦奮鬥、幹事創業的激情，聚焦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強化戰鬥隊意識，堅持戰鬥力標準，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謀劃打仗、保障打仗、服務打仗上，積極適應新體制新職能新使命，聚焦主責主業，一張藍圖幹到底，切實創造無愧於時代、無愧於官兵、無愧於歷史的業績。

傳承“紅巖精神”，最緊迫的是用人格力量塑造時代形象。新時代歷史使命越光榮，奮鬥目標越宏偉，執政環境越複雜，越要增強表率意識、責任擔當和鬥爭精神，越要自覺講政德、立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守住為官做人的底線。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立起嚴以修身的形象。堅持大是大非立場堅定、小事小節加強修養、一點一滴完善自己，時刻用黨章、共產黨員標準要求自己，時刻注重自我修煉、自我約束、自我塑造，不斷增強拒腐防變的免疫力。培塑起忠誠無私高尚的新品德，傳遞清廉清淨清新的新風尚。立起嚴以用權的形象。自覺敬畏人民、敬畏組織、敬畏權力、敬畏法紀，為公不為私、為民不為己，自覺接受黨內監督、羣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習慣在高壓嚴治下開展工作，始終對黨的紀律和規矩保持敬畏之心，真正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立起嚴於律己的形象。堅持慎獨、慎初、慎微、慎欲，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切實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娛樂圈，管好家人、管好親屬、管好身邊人，培養健康向上的興趣愛好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切實立起懷德自重、清廉自守、作風正派的黨員領導幹部“好樣子”。

2002年10月，胡錦濤在重慶考察時指出，廣大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大力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要與時俱進，努力開拓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境界，進一步增強改革意識、開放意識、創新意識，創造性地做好各項工作；要顧全大局，加強團結，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努力形成團結一致幹事業的整體合力；要腳踏實地，真抓實幹，深入基層，狠抓落實，關心羣眾的安危冷暖，真正把精力用在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上；要繼承和發揚偉大的“紅巖”精神，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真正做到一身正氣、一塵不染，以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人格力量影響和帶動羣眾。

2002年5月，江澤民同志在重慶考察時指出，風雨如磐的革命鬥爭歲月，培育和形成了偉大的紅巖精神。紅巖精神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理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紅巖精神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黨全社會要大力弘揚紅巖精神，使之成為我們在新世紀繼續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精神力量。

2003年4月，李長春在重慶考察期間，同重慶市有關部門就革命文化建設進行了座談。李長春指出，紅巖精神充分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革命志士的崇高革命理想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堅定的信念、人格力量和浩然正氣。要落實好江澤民同志提出的“紅巖精神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的要求，進一步深入研究紅巖精神的內涵和外延，要把弘揚紅巖精神和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緊密結合起來，特別是要與深入學習貫徹十六大精神，興起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緊密結合起來。要圍繞紅巖精神創作一批文藝精品，做到寓教於樂，使紅巖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2018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全國人大會議重慶代表團審議，專門提到“紅巖精神”，逐條回顧“獄中八條”，深刻指出：“我們要經常想一想紅巖先烈們的凜然鬥志、英雄氣概，時刻用堅定理想信念補精神之鈣。”

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弘揚紅巖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紮實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實施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見》及國家文物局關於加強紅巖革命文物保護利用的工作要求，切實加強紅巖革命文物保護傳承，2020年8月，重慶市文化和旅遊發展委員會印發《紅巖革命文物保護傳承工程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

《方案》將從文物維修、環境整治、安全防護等9個方面保護傳承紅巖革命文物，助推紅巖革命文物保護利用片區成為國家紅色文化地標、全國一流黨性教育基地、全國一流紅色旅遊景區。 ^[5] 

全市現有紅巖革命文物舊址85處。實施範圍包括紅巖精神的發祥地——紅巖村、實踐地——歌樂山等文物密集區，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渝主要活動場所、重要歷史人物、重大歷史事件見證地及重點革命文物和重要統戰舊址，涉及全市20個區縣。 ^[5] 

實施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舊址、“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舊址等文物保護單位保護修繕，實施“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舊址等文物保護範圍內的環境治理，實施重點紅巖革命文物保護單位安全防護，建設紅巖革命文物保護修復中心和紅巖智慧博物館，實施一批革命類紀念館基本陳列改陳，實施紅巖革命紀念館配套設施改擴建項目，新建《新華日報》歷史陳列館、重慶談判紀念館，建設紅巖幹部學院（中央黨校紅巖教學基地），實施歌樂山烈士陵園配套設施項目等重點項目。 ^[5] 

到2021年7月1日，完成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服務設施改擴建、周邊環境整治等紅巖公園首期項目建設。到2022年，紅巖革命文物保護利用體系日臻完善，紅巖革命文物保護利用片區成為國家紅色文化地標、全國一流黨性教育基地、全國一流紅色旅遊景區。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