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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口會議

鎖定
1992年6月23日至27日,中國足協在北京西郊紅山口(原八一體工大隊所在地)召開工作會議,會議以改革為主題,決定把足球作為體育改革的突破口,確立了中國足球要走職業化道路的改革方向[1]。這就是中國足球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紅山口會議”。
中文名
紅山口會議
舉辦時間
1992年6月23日至27日
舉辦方
中國足協
舉辦地點
北京西郊紅山口

紅山口會議會議背景

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和改革開放的進程進一步深化,中國傳統的足球體制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舊的體制並沒有立即消失,新體制本身因尚未完善而難以取而代之。隨着足球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儘快建立和完善中國足球俱樂部體制已經成為中國足球改革進程中帶有根本性的東西。
1992年3月,“足球之鄉”大連市體委受深圳模式的啓發,決定成立“足球特區”。不久大連市政府便報呈國家體委。5月8日,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伍紹祖在報告上寫下了一個大大的“發”字。從此,一塊足球改革的實驗田開始破土動工,一場深刻的競技體育改革拉開了帷幕。不過,足球的職業化改革的正式開始運作,是從北京紅山口會議之後,從協會實體化開始的。

紅山口會議會議過程

1992年6月下旬,在北京郊區紅山口召開了全國足球工作會議,這是我國足球改革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一次會議。與會同志清醒地看到,新中國成立後,我國足球運動在黨和政府的領導、關懷下進步是很大的。但從體育事業發展總的形勢來看,足球運動的發展比較遲緩,大家很不滿意。伍紹祖、袁偉民同志在會議的發言中,詳細闡述了我國足球運動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強調了要把足球改革作為體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明確提出了足球改革的方向和必須注意的問題;對中國足球協會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會議討論了中國足球工作報告及中國足協與地方足協實體化方案等問題。在足球究竟應否和能否實行職業化等問題上,與會代表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委員李鐵映同志接見了部分代表,併到會對足球改革作了重要講話。李鐵映的講話精神主要包括:足球體制改革爭取一步到位,建立職業俱樂部體制,主要以轉播權、廣告、門票、彩票、轉會費等養活自己;中國足協及各地足協要實體化,足協不要搞成權力機構,應是服務機構。
李鐵映同志的講話打破了會議原定步調,使這次會議得以實現歷史性的轉折。與會同志討論後認為,隨着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家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體育事業的改革與發展也必須與之相適應。隨着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體育運動的一些項目已逐步專業化、職業化了,成為一個產業部門。因此,體育的改革與發展,也必須按照這一發展規律辦事。會議認為,進一步加快完善中國足協實體化和地方足協逐步向實體化過渡,是足球體制的重大改革,是全面實施足球俱樂部體制的重要步驟。會議確定了以足協實體化和組建職業足球俱樂部為中心的足球改革構想。
經過與會同志民主協商,後經國家體委批准,確定了以袁偉民為主席,王俊生、許放、孫寶榮為專職副主席的中國足球協會領導班子。

紅山口會議主要措施

這次會議確定的主要措施包括:
1.中國足協加速實體化進程,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實體化的中國足協是在國家體委領導下,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事業實體,經濟上實行獨立核算,工作人員實行聘任制;全面管理和領導各級國家隊;建立足球運動學校,調整機構設置,健全各項委員會,實行會員制;對地方足協實行領導、協調、監督。
2.地方足協逐步實體化,對各地區足球運動實施統一領導和管理。會議決定,1993年底以前,北京、天津、上海、大連、廣州、青島、武漢、重慶、西安、深圳、瀋陽11個城市的足協要實現實體化,廣東、遼寧等條件具備的省級足協及火車頭體協的足協也應實現實體化,其他足球重點地區足協實體化於1994年底前實現。
3.推動職業、半職業和業餘足球俱樂部的建立。足球俱樂部體制將注入競爭機制,拉開收入差別;足球俱樂部可以進行人才交流,包括招聘外籍球員;足球俱樂部可以有3種類型(高級的職業俱樂部、中級的半職業俱樂部和初級的業餘俱樂部)、四種形式(由政府或體委興辦、體委為主企業協辦、企業為主體委協辦、企業或個人興辦)。會議要求上述幾個城市和條件具備的省、行業體協在1993年底成立俱樂部,其他有條件的省、市、行業體協、解放軍也可儘快成立俱樂部。條件具備的足球特區可一步到位,辦成職業俱樂部。積極試行和建立俱樂部體制,特別是職業和半職業足球俱樂部是足球特區的重點工作。
4.為促進俱樂部體制的形成和不斷完善,要增設俱樂部賽制。1992年底至1993年初,將結合冬訓在廣州地區試辦俱樂部比賽。1994年起開始施行俱樂部賽制 [1] 

紅山口會議重要意義

這次會議提出的足協實體化以及建立職業俱樂部和實行俱樂部賽制,不僅標誌着我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開始,也歷史性地拉開了我國競技體育職業化改革的序幕。
此外,當時之所以要把足球改革作為體育改革的突破口,還出於這樣幾點考慮:第一,足球運動觀賞性強,在我國有着廣泛的羣眾基礎,社會影響大,歷來和社會聯繫緊密,產業開發的潛力大。第二,足球在國際上是影響最大、產業開發最早的體育項目,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產業發展模式,我們可以吸收和利用國外的理論和經驗。第三,足球多次衝擊世界盃和奧運會失利,業內外人士要求足球改革的呼聲較高。另外一點,是不會對我國的“奧運戰略”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我國有很多優勢項目雖然具備一定的改革條件,但一旦改革失敗或達不到預期的目的,勢必影響我國整體奧運戰略,而抓足球改革則沒有這些後顧之憂 [2] 
參考資料
  • 1.    伍紹祖.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史.北京:北京書籍出版社,1999年:366
  • 2.    曹守和.中國體育通史(第七卷).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8年: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