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寶書

紅寶書，是文化大革命中人們對毛澤東著作的稱呼，又可特指《毛主席語錄》。 ^[1]  “文革”期間，人們將毛澤東的著作視為革命法寶， ^[4]  “紅寶書”成為人們對毛澤東著作的敬稱， ^[5]  其中《毛主席語錄》使用袖珍版，外套紅色塑料皮， ^[6]  正式出版量超過十億冊； ^[5]  又稱“寶書” ^[2]  或“小紅書” ^[3]  。

以《毛主席語錄》為代表的紅寶書首先由軍方組織編輯出版，隨後在社會上得到推廣。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紅寶書”被大量印刷出版，普及率顯著提高，並延伸到海外地區，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才漸趨平靜。 ^[4] 

紅寶書的發行與學習熱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革”期間毛澤東著作學習所帶有的形式主義、實用主義與庸俗化傾向。 ^[7]  同時，大量紅寶書流向海外，成為了20世紀國際上對中國主要印象的構成因素。 ^[4]  （概述圖來源 ^[8]  ）

1959年反右傾後，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現象不斷滋長。林彪鼓吹頂峯論，説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這種説法在全黨全軍全國廣為流傳，並在全國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運動。1964年，全國共發行《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260萬部，《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種本共發行1539萬部，各種單篇本、彙編本發行1.6億冊。全國城鄉開展社教運動、新兵入伍、民兵訓練、大學生考試、機關幹部理論學習等等，都要公費購買《毛澤東選集》。 ^[5] 

1958年《人民日報》曾刊登過毛主席語錄。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開始接手中央軍委的工作，多次強調學習毛澤東著作。 ^[4]  1961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軍報》應當經常選登毛主席語錄，該報即從5月1日開始在每天的報眼上刊登。後根據總政治部領導指示，該報送編200條於1964年1月5日印成16開本的《毛主席語錄200條》（徵求意見本，23個專題 ^[9]  ），經全軍政工會議等的討論、增補，正式命名為《毛主席語錄》，編印單位改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 ^[10]  1964年5月1日，“總政版”《毛主席語錄》正式出版，限軍隊內部發行。 ^[9]  這一版設30個專題，收366條語錄，有52開本紙面平裝、64開本精裝加紅色塑套兩種裝幀， ^[10]  開本改小是為了便於攜帶。 ^[9] 

在此前後，毛澤東又有著述重新公開發表，如《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反對本本主義》《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等，《毛澤東語錄》有進一步增補的需要。康生和田家英亦分別提出，《毛主席語錄》中有三條語錄雖是毛澤東的指示，但摘選的文章不是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的，希望再版時刪去。隨後，總政治部批准了《毛主席語錄》再版的意見。 ^[9]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語錄》正式再版發行，共收語錄427條，分為33個專題，8.8萬字。 ^[10]  此版編印單位和《前言》仍署“總政治部”，依舊限於軍內發行；一説此版《毛主席語錄》完全改為64開紅色塑套裝幀， ^[9-10]  不過實物中也能見到其他裝幀形式。 ^[11] 

“總政版”《毛主席語錄》出版後，地方出版部門紛紛要求加印， ^[10]  1964年5月28日，羅瑞卿有可以為地方代印的批示。 ^[9]  1965年9月16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毛主席語錄》後提出，地方要代印，可以借給地方《毛主席語錄》紙型，讓他們自印。於是，《毛主席語錄》由於地方進行印刷，開始風靡全國。 ^[12] 

1966年，“五一六通知”發出後，《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等紅寶書便成為發動人民羣眾參加“文革”，進行“造反奪權”，開展“鬥、批、改”和“鬥私批修”的特殊武器。 ^[5]  1966年6月30日，文化部黨組向中央上報《關於加速印製毛主席著作的報告》。 ^[13]  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把出版發行《毛澤東選集》列為“壓倒一切的任務”。由肖望東主持工作的文化部當時尚未被“打倒”，制定了年內印行《毛澤東選集》1500萬部、甲乙種選讀本6000萬冊、《毛主席語錄》1億冊的計劃。8月8日，新華社為此發表了消息，《人民日報》以《全國人民的大喜事》為題發表了社論。8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一批重印出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不少院校紛紛舉行迎寶書大會。國務院各有關部委為表示熱烈擁護中央的決定，也對毛澤東著作的出版發行實行了空前的優惠政策。 ^[5] 

紅衞兵成為“文革”前期較早獲得“紅寶書”的社會羣體。各地紅衞兵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時，每一個紅衞兵手中都高高地揮舞着一本“紅寶書”。此時紅衞兵顯然是一個讓人羨慕的身份，他們手持紅寶書的標準裝束在當時成為了年輕人爭相模仿的流行裝扮。與此同時，紅衞兵所掌握的紅寶書經過傳閲和贈送給其他羣體，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紅寶書”的傳播範圍。 ^[4] 

這一時期，不少讀者要求再版《毛主席語錄》，而且要求《前言》根據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進行重新改寫。解放軍報社根據讀者的意見向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寫了報告，建議語錄內容不動，《前言》進行修改，《前言》的修改稿可以先登報，然後印成活頁發給讀者。該建議獲得批准。改寫後的《前言》，經軍委及總政領導決定，以林彪的名義發表，隨後由全國各報紙刊登。1966年12月17日，《前言》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語錄》正式發行，成為流行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正統”的“紅寶書”。 ^[9] 

1967年1月後，各地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在極左思潮的支配下，許多革委會成立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張旗鼓地開展“紅寶書”發行運動（有些地方稱“忠字化”運動、“紅化”運動）。《毛澤東選集》、《老三篇》、《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詩詞》、單張語錄、毛主席的標準像以及生活像等等，通過各種形式層層分配，新聞媒體大造聲勢。在城鎮，紅寶書等基本上是公費購買，由各單位按人頭分發；在農村，則以生產隊為單位，按户分發，秋收後扣款。這種發行活動已遠遠超出新華書店的經營行為，而成為各級革委會對毛澤東的“三忠於”“四無限”的表態。有些農村公社舉行隆重的“敬迎紅寶書”儀式。物色政治上最最可靠的“紅人。領隊，挑選紅色馬匹套上用紅色油漆新刷過的膠輪車，滿載紅色塑料封面的“紅寶書”，紅旗引路，眾人列隊跟隨，敲鑼打鼓，送書到各村。各村則組織羣眾列隊恭迎。湖南、福建、江西、安徽等省農村的許多農户敬立“寶書枱”，專放“紅寶書”。發行活動中的形式主義，背離了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宗旨。 ^[5] 

1967年開始，《人民日報》載文（有時在文章標題中）中出現“紅寶書”一詞的頻率驟增。 ^[4]  據統計，1966年，全國共印製《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2416萬部（“文革”前，1951年至1965年15年的總印數為1146萬部），《毛澤東著作選讀》和各種專集、彙編本、單篇本超過八億冊，《毛主席語錄》超過兩億冊，供張貼用的毛澤東單張語錄、語錄畫、詩詞手跡超過三億張。1967年，全國有181家印刷廠共投印《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10618萬部，實際出書9211萬部，另有700多家印刷廠印製了《選讀》及各種專集、彙編、單篇本8.4億冊，《語錄》3.7億冊，供張貼用的單張語錄、語錄畫、詩詞手跡5.2億張。在此背景下，1967年11月，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仍然向中央文革提出報告説：“根據全國各地羣眾反映，普遍要求在1968年內，每人（職工、戰士、幹部、高中以上學生），每户（主要是農村貧下中農）都能配備‘五件寶’：《毛澤東選集》一部、《毛主席語錄》（100開本）一本、毛主席著作專集一本、《毛主席詩詞》一本、毛主席像三至五張或相冊一本。”這個報道獲得同意。 ^[13] 

這一時期，社會上普遍地存在追求毛澤東著作的新版本的風氣。《毛澤東選集》有了精裝合訂本就不要紙面普及本，有了64開袖珍合訂本就不要32開合訂本；《毛主席語錄》出了100開本，就不要64開本。有不少地方甚至大量仿製從香港流傳來的火柴盒大小的256開本。有的地方，特別是一些被稱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先進典型”的城市，出現了一條街道上的所有店鋪，不論經營什麼業務，家家門市中都設立了專櫃或“寶書枱”，出售《毛澤東選集》或其他毛澤東著作；有些人的家中，整個牆壁都貼滿了毛澤東各種攝影像和單張語錄、語錄畫、詩詞手跡印刷品，吸引眾多外地羣眾前來參觀並引以為榮。 ^[13] 

紅寶書也走向海外讀者。據不完全統計，僅1966年10月至1967年5月短短的8個月時間裏，中國國際書店就向全世界117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爾、越南、印度尼西亞、阿拉伯、緬甸、斯尼希裏、波斯等14種文字的《毛主席語錄》80多萬冊。 ^[9]  一説到1969年中期，在60個國家和地區裏，有用70種文字翻譯出版的1100多種版本的毛澤東著作。《毛主席語錄》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據《人民日報》載文統計，該書在短短三年中，已“在二十五個國家和地區裏，有分別用英、法、西班牙、德、意、希臘、丹麥、荷蘭、挪威、冰島、芬蘭、阿拉伯、老撾、希伯來等二十五種文字出版的五十一種版本”。 ^[28]  就當時中國“紅寶書”的出口情況和其在世界範圍內產生的影響而言，流向海外的“紅寶書”的數目確實龐大且版本眾多。 ^[4] 

從1967年下半年到1970年，毛澤東多次就對外宣傳工作作出批示。1969年3月23日，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作報告時，特別強調：“宣傳毛澤東思想要講究實效，要貫徹節約鬧革命的思想。”6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批示“照辦”的《關於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中發[69]第33號文件）。 ^[13]  這個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來，在宣傳毛主席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出現了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追求形式和浮誇浪費的現象；其中包括有的隨意隨處張貼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有的甚至設置“寶書枱”、“忠字室”、“敬仰館”，跳“忠字舞”、到處貼“忠”字，大搞“忠字化”運動。文件提出若干改進意見，包括引用毛主席語錄也要得當，不要搞“早請示晚彙報”、飯前讀語錄、向毛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的活動等等。 ^[15] 

1970年9月2日晚，周恩來在接見中央外事、新聞單位的負責人時指出，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8月27日下午版中刊有林彪的一條語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峯，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周恩來指出這是毛主席不允許使用的語錄。當得知該條是從解放軍政治學院編、戰士出版社印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一書中摘抄的時，周恩來説：中央已經三令五申，不許亂編毛主席著作，不許隨便編印沒有公佈的主席指示；這本子未經中央批准，是私貨，要收回；還有那些未經中央批准隨便亂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來。 ^[13] 

1970年9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向全市傳達並佈置清查工作，到10月9日就收到各單位上報非法印製的樣本657種（總印數750餘萬冊），加上中央各部門報送的樣本，僅不同單位編印的《毛主席語錄》和《最高指示》等就有440多種。 ^[13]  在這440多種《語錄》《最高指示》中，以軍隊編印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語錄》、《最新指示》、“老五篇”、《毛主席詩詞》“四合一”本）和《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毛主席語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語錄》、“老五篇”、《毛主席詩詞》、《九大文獻》“六合一”本）兩種印數最大，加上地方翻印的總數超過1000萬冊； ^[17]  內容全部選自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公開發表的毛主席語錄僅有3種，其餘的本子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種問題。主要問題有：引用未公開發表的內部文件；引用毛主席語錄不準確，把有的不是毛主席講的話，乃至一些大字報和傳單、小報中流傳的材料也作為“最高指示”收入；還有的將內部講話公開發表，泄露了國家和軍隊的機密；有的本子編排體例混亂，標題與內容不相符合。還有各式各樣的《毛主席文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重要文獻》等，其中收有“文革”初期紅衞兵抄家得來的中央機要文件和中央負責同志的報告、講話材料。這批印刷品絕大部分是1966年至1969年編印的，其中由大專院校紅衞兵和其他羣眾組織編印的佔53%，由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及部隊、機關、學校等單位編印的佔47%。 ^[13]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發，此後“紅寶書”掀起的紅色狂潮逐漸歸於平靜。 ^[4]  不過，“文化大革命”中，學習毛澤東著作，包括學習毛澤東“最新指示”，始終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後不久，全國還出現了一個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高潮。 ^[7] 

把學習毛著活動引上正確發展道路的是鄧小平。1975年9月，鄧小平曾指出：林彪主張學“老三篇”（後來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澤東思想。怎麼能夠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澤東思想，而把毛澤東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拋開呢？怎麼能夠抓住一兩句話，一兩個觀點就片面地進行宣傳呢？ ^[18]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致力於糾正“文革”的左傾錯誤，端正黨的思想路線，提出必須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7]  [19]}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停止發行〈毛主席語錄〉的通知》內稱：“林彪為撈取政治資本而搞的《毛主席語錄》本，斷章取義，割裂毛澤東思想，自發行以來，危害很大，流毒甚廣。為了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自即日起，新華書店、國際書店現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語錄》本一律停止發行。”從此，《毛主席語錄》在書店的門市部中消失。 ^[10]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指出了毛澤東著作與毛澤東思想的關係，闡明瞭貫穿在毛澤東科學著作中的活的靈魂。《決議》為實事求是地學習和研究毛澤東著作作出了具體的指導，開拓出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新階段。 ^[7] 

“文革”期間，全國究竟出版多少冊紅寶書，已難以統計。因為不僅各地出版社出版，一些機關部隊和羣眾組織也出版。1966年，第二輕工業部撥給出版毛澤東著作專用塑料（封面用）1.3萬噸，而羣眾組織出版毛澤東著作專用塑料達8000噸。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66年按紙型重印《毛主席語錄》250萬冊，而上海羣眾組織印製的各種語錄本超過500萬冊。據國家出版局1977年6月統計，1966年至1976年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共達45．38億冊。其中，《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9.65億冊，摺合2.41億部，《毛主席語錄》10.24億冊，《毛澤東著作選讀》及各種彙編本、單篇本25.46億冊。《最高指示》（單張語錄）21.1億張。毛主席標準畫像和各種攝影像共出版41.55億張。 ^[5] 

各類紅寶書中，《毛主席語錄》是發行量最大的一種。據統計，從1964年5月問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發文通知停止發行時止，在短短的15年內，僅國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總印數就有十億五千五百多萬冊。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組織和許多機關、團體、部隊、廠礦等翻印和私自編印的，數量之大更為驚人， ^[10]  一説該書的累計發行量超過了50億冊， ^{[9]  [22]}  還有人稱其為《聖經》之外史上發行量最大的書。 ^[24] 

紅寶書的工作的印刷，在“文革”前中期超出控制而導致了大量資源浪費。 ^[4]  在極左思潮的支配下，出版部門根據一些虛假的表面現象盲目擴大毛澤東著作、毛澤東像的印數，發行部門較普遍地存在“積壓不算問題，脱銷了就要犯政治錯誤”，以及“發行數量越多越顯出成績”的思想。因而形成了毛澤東著作、毛澤東像的出版計劃年年擴大，用紙計劃年年增長，紙張供應年年緊張的局面。不僅如此，各地許多羣眾組織以“學習需要”為藉口，紛紛將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講話、文章、詩詞、批示、照片等，彙編為“學習材料”或大量翻印出售。有的紅衞兵組織將抄家得到的中央領導人的內部講話、機密文件等大量內部材料彙編成各種名目的學習材料廣為流傳。有的羣眾組織甚至將中央負責同志對國防科研單位作的內部報告及有關指示也收入小冊子中散佈，嚴重地泄露了國防機密。中共中央從1967年5月開始，先後八次向全國有關方面發出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嚴禁這些非法印刷品，但在極左思潮氾濫的混亂情況下，難以完全制止。 ^[10]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包括紅寶書的流行時代在內，是全國羣眾性學習毛澤東著作活動參加人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時期，但是由於受思想政治方面左傾錯誤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學毛著活動走入了歧途。 ^[7] 

第一，形式主義。由於學習毛著被賦予了複雜的政治含義，因此重要的已不再是學習的內容與實效，而是學習本身。是否學習毛著成為衡量一個人、一個單位的政治標準之一。這樣，學習的形式與對學習的宣傳必然更為人們所重視。這一時期出現的“毛主席著作天天讀”以及從上到下召開的學毛著講用會，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隨身攜帶的紅寶書等等就是其典型表現。 ^[7] 

第二，實用主義。這是林彪對學習毛著的一貫態度。隨着林彪政治地位的上升，這種實用主義的學習態度越來越嚴重地影響了羣眾性學習毛著活動，理論聯繫實際被歪曲成“需要什麼，就學什麼”。在“文革”期間，對毛著的活學活用成了“語錄對號”，毛著被不顧時間、地點、場合隨意引用；在派性盛行的時候，紅寶書還成為保護自己攻擊他人的手段。 ^[7] 

第三，庸俗化。毛澤東的著作和指示被稱為“句句是真理”，“字字閃金光”。學習毛著不但被放到了一切工作的首位，而且被誇大為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萬應靈藥，被賦予了無所不能的力量。報紙上經常宣傳，工人學毛著攻克了“資產階級權威”解決不了的難題；農民學毛著戰勝了自然災害取得了豐收；醫務人員學毛著治癒了各種頑症等等。 ^[7] 

60年代初到70年代後期出現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高潮受到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錯誤的影響。為了貫徹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必須造就具有高度“階級鬥爭覺悟”的人，學習毛澤東著作就成了提高“階級鬥爭覺悟”的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因此，這一時期的學毛著活動基本上是圍繞着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而展開的，毛澤東著作中其他豐富的內容都不同程度地被忽略了。此外，也受到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影響。“文革”時期，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發展到了極端，這時推動羣眾學習毛澤東著作的主要因素是對毛澤東無限敬仰的感情，學習紅寶書實際上變成了向毛澤東表忠心的方式。 ^[7]  反過來，因評價、勾畫、擺放紅寶書“不妥”而獲罪的也不在少數。 ^[21]  另據記述，毛主席第三次接見紅衞兵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依次登上城樓檢閲，幾乎每個人手裏都拿着一本“紅寶書”；陶鑄發現劉少奇手裏沒有拿《毛主席語錄》，馬上從自己的衣兜裏掏出了一本迅速遞給他。

紅寶書向海外傳播的途徑大致有這幾種：一是諸如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之類的出口商品交易會；二是外國地區直接向中方訂購語錄書等毛澤東著作，或者自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三是在海外的中國人員的宣傳和散發；四是外國友人赴華訪問時獲得中方的贈送以及外國在華留學生的傳播，等等。 ^[4] 

“文革”期間，海外中國人紛紛響應國內號召，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為己任，尤其以青年學生羣體的行為最為激進有時會罔顧其他國家的實際情況和文化背景，這種偏激的行為雖加深了外國人對“小紅書”或“紅寶書”的印象，但常伴隨着反感。 ^[4]  對紅寶書或其中的內容的海外宣傳，還曾引發衝突。1967年，中國500多名留學生途經蘇聯歸國，其中留法學生到紅場高聲朗讀毛澤東關於反修防修的語錄、與蘇聯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 ^[21]  被稱為“一·二五莫斯科紅場流血事件”。 ^[29]  在諸如此類的事件中，“紅寶書”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象徵意義的作用要遠超過其自身的價值，它作為特殊年代的產物，也仍然反映了中國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解讀和建構。 ^[4] 

在21世紀，紅寶書在海外的影響力仍能找到痕跡。2014年，有書評編輯向法國朋友調研中國書在法影響力，受訪者不約而同地説到小紅書或紅寶書，也就是《毛主席語錄》。 ^[23]  學者亞歷山大·庫克（Alexander C. Cook）主編《毛澤東的小紅書：一部全球史》（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25]  2015年11月25日，在時任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向英國議會提交新的政府開支計劃，反對黨工黨影子財政大臣麥克唐奈拿出一本紅寶書大聲朗讀，諷刺前者“不懂裝懂”； ^[26]  奧斯本則在稱麥克唐奈“逐字逐句地在朗讀毛的小紅書”後，反諷工黨影子內閣的一些成員因落選而沒能進入議會，“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了”。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