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高爾斯華綏

1867年8月14日，約翰·高爾斯華綏出生倫敦一個富裕的資產階級家庭，曾在牛津大學讀法律，後放棄律師工作從事文學創作。

1889年，高爾斯華綏大學畢業， ^[1]  並於1890年開始執行律師業務，但不久就放棄律師工作而從事文學創作。 ^[2] 

高爾斯華綏早年因實業而旅遊世界各地的經歷，為他後來從事創作積累了許多素材。特別是1893年那次考察後回國途中，他在託倫斯號船上同該船的大副康拉德結識。康拉德當時正在創作他的第一部小説《阿爾邁耶的愚蠢》。在這次56天的航行途中，這二位未來的作家成了終身的親密朋友。高爾斯華綏從此對小説創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最後終於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3] 

高爾斯華綏曾以約翰·辛約翰為筆名寫了幾部小説，但沒有引起人們注意，30歲時發表《天涯海角》，但一直到1904年《法利賽人》出版，才引起社會注意。 ^[1] 

1906年，高爾斯華綏完成的長篇小説《有產業的人》為他獲得了傑出小説家的聲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着英國社會危機的加深，高爾斯華綏變得優心忡忡。他的思想中的消極的東西滋長起來，把希望寄託在恢復維多利亞時代的傳統，而且鼓吹階級調和。於是，在他這一時期所寫的作品中，社會批判力量大大減弱，對舊傳統的眷念之情卻明顯增長。1920—1921年，他完成了《有產業的人》的兩個續篇《騎虎》和《出租》。這兩部作品的可貴之處，是它們展示了比《有產業的人》更加廣闊的社會背景，其中不乏對於現實社會的批判。 ^[4] 

1924年後，高爾斯華綏完成了《白猿》（1924年）、《銀匙》（1926年）、《天鵝曲》（1928年）。 ^[4] 

1932年，高爾斯華綏的《福爾賽世家》因“為其描述的卓越藝術——這種藝術在《福爾賽世家》中達到高峯。 ^[5]  （for his distinguished art of narration which takes its highest form in The Forsyte Saga） ^[6]  而榮膺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1] 

1933年1月31日，約翰·高爾斯華綏逝世，享年66歲。 ^[1] 

為其（高爾斯華綏）描述的卓越藝術——這種藝術在《福爾賽世家》中達到高峯。（瑞典文學院 評） ^[5] 

高爾斯華綏的創作在源泉、構思和結局上都把偉大的民族藝術在歷史道路上向前推進了一步。（康拉德 評） ^[3] 

高爾斯華綏早期的一些戲劇和小説的確留下了一種韻味、一種氛圍，與鄉村風景和倫敦上流社會的晚宴混雜在一起。（喬治·奧威爾 評） ^[10] 

參考資料 ^[7] 

高爾斯華綏的作品以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的英國社會為背景，描寫了英國資產階級的社會和家庭生活，以及盛極而衰的歷史。他的作品語言簡煉，形象生動，諷刺辛辣。小説對資產者作了犀利的諷刺，是最能體現高爾斯華綏進步思想和藝術手法的現實主義傑作。但它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侷限：描寫的生活圈子過於狹隘，侷限於資產階級中上層的家庭、婚姻、道德領域，而沒有展現出那一時代廣闊的社會風貌；在揭露和諷刺“福爾賽精神”的同時，卻又對福爾賽家族某些重要成員如老喬裏恩等人作了理想化的描寫。

高爾斯華綏生當現代主義文學鼎盛的時代，但他並不隨波逐流。據説他的好友康拉德等曾勸説他學點時髦，但他不變初衷，堅持傳統的現實主義道路。 ^[3] 

他筆下的人物大致分為三類：一是象他自己一樣的“有產業的人”，也就是“福爾賽們”；其次是下層人民；此外就是介於這二類之間的人，即知識階層，或闖入“有產業的人”中的“外來者”。他平時就生活在第一類人中間，他們有的就是他的親人，甚至就是他本人。例如，《有產業的人》中的老喬裏恩的原型是作者的父親。喬裏恩的原型從某種程度上來説就是作者本人。那個充滿流氓習氣、十足典型的“福爾賽”索來斯的原型就是作者的堂兄阿瑟·高爾斯華綏；索米斯的妻子伊琳的原型就是阿瑟原先的妻子艾達。同伊琳一樣，艾達也是由於不堪阿瑟的虐待，忿而離婚，最後成為作者的終身伴侶。作者對這些人物的刻畫自然是得心應手。至於第二類人，他雖然沒有同他們生活在一起，但由於年青時曾替父親的公司到貧民窟去收過租、討過債，長大成人後又遊歷過世界各地，參觀過包括監獄在內的各種各樣的地方，目睹他們的窮苦遭遇，深感社會對他們的不公正，因此對他們的描寫也顯得生動逼真。至於第三種人，他接觸得不多不深，瞭解得不透，所以他筆下的這類人物形象一般比較蒼白。 ^[3] 

作為一具有正義感，又較為深刻了解社會生活的作家，高爾斯華綏在自己的作品的字裏行間都流露出對社會的批判，對上層社會的諷刺和對窮苦人民的同情。不過他的批判一般限於道德精神方面，這種批判態度也不是始終如一他自己説過：“我的早期作品確實是抒情多於批判。但從1901年以後的9年間，大致來説，主要是批判佔統治地位。”這句話確實能勾勒出他前期作品的傾向的輪廓。 ^[3] 

譬如，《有產業的人》的主人公索米斯被刻畫成一個典型的具有“福爾賽精神”的人物，他的財產意識觀是極其偏頗的，在他的眼裏，一切東西都要事先就想好它的應有價值，當成原始資本讓其積累更多的財富，如他在收集名畫和古玩時，考慮的不是其本身的藝術價值，而是其能在拍賣行獲取多少的額外利潤；他在進行房產資金投入時，也是始終將利益擺在最前面，考慮在此建房後能得到多少回報。“在他眼裏，妻子更是他的私有財產，他看中伊琳的美貌，用金錢從她後母手中將其搶奪過來，而之後他並沒有好好地對待伊琳，甚至不把她看做是一個具有思想和生命的人，只是把她當成一件古玩物的收藏，向倫敦的人們宣佈他對美女伊琳的佔有權，他還以此作為無上的榮耀而沾沾自喜”所以在婚後對於伊琳他更是將其當做不可侵犯的私人財產，將伊琳封閉在他的個人世界裏“他的所作所為激發了伊琳對他的反感與恨意，但是索米斯卻不以為然，還宣佈是伊琳違反了法律中有關財產法的規定，作為懲罰，他要將伊琳囚禁在鄉下的別墅裏，不讓她有機會逃離自己的身邊”因此，當索米斯發現他的私有財產伊琳愛上建築師波辛尼時，他的佔有慾受到了威脅，所以他堅決不同意離婚，他不僅強硬地佔有了伊琳，而且還設計陷害波辛尼，使其在遭受事業創傷時也結束了他的生命“該小説將福爾賽一家的勾心鬥角、自私自利的“福爾賽精神”進行了細緻的描繪，使“福爾賽精神”更加被凸顯出來”。 ^[8] 

雖然他的後期作品中，批判性逐漸淡化。但高爾斯華綏創作的《福爾賽世家》和《現代喜劇》兩組三部曲，藝術地描繪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40年間英國資產階級的精神面貌，以及該階級趨於沒落的真實圖景，塑造了幾乎成為“共名”的福爾賽人的典型形象。 ^[3] 

運用家族史系列小説的方式，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由盛而衰的歷史性變化，可以説是高爾斯華綏的一大貢獻。高爾斯華綏的全部創作中，以描寫福爾賽家族的兩個三部曲《福爾賽世家》和《現代喜劇》矗為重要，這兩個三部曲描寫了這一家族從發家到衰敗的五代人的變遷。但是，它們和愛彌爾·左拉的《盧貢一馬卡爾家族》不同，那裏所寫的並不是一個只有血緣關係的人羣，而是一個整體，高爾斯華綏把它看成社會的縮影，英國資產階級的縮影。作家把這個家族與英國社會、英國曆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通過這個家族內部的矛盾以及它興衰變遷的歷史，寫出英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所發生的歷史性的變遷，這就是英國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到壟斷集中、從極盛走向衰落的歷史變遷，英國資產階級從興旺到衰退的演變。換句話説，這套系列小説通過一個家族史反映了時代的變遷和階級的變遷。 ^[4] 

在高爾斯華綏那裏，作者的描述和不帶引號的獨白穿插在一起，且大多是寫人物的內心活動的，都很象所謂的“間接內心獨白”。不過，我們只是説兩者“很象”，不是説兩者相同。兩者之間還是有重大區別的。比如説，現代主義文學的“間接內心獨白”，常常是小討的形式，是整個文體，而高爾斯華綏的作品則只是間或使用這種技巧。而且現代主義文學中的還種獨白，往往是不合邏輯、非理性的。作者經常故意加入一些不連貫的成份，故意使事件的原因和意義顯得模糊，故意不加以説明；往往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並且由於為寫意識流而寫意識流（有時當然也為了表現意識的飄忽不定），時常有遊離於主題的現象。高爾斯華綏則不是這樣，而是合乎理性和邏輯，上下文總是有連貫性和因果關係。固然，這些不帶引號的獨白，大都是人物漫不經心的意識之流.與此相伴隨，他有時還使用帶引號的內心獨白，以表現人物經過思考後的明確的、結論性的思想。 ^[3] 

與意識流文學不同，高爾斯華綏決不為技巧而技巧，他使用這些間接獨白手法時，既具有開展情節的功能，又是刻畫性格的手段。高爾斯華綏熟練地掌握了這種技巧，能夠應用自如，使這些“間接獨白”與作者敍述融合一起，十分和諧，不留斧斤痕跡。 ^[3] 

另外，在高爾斯華綏的中短篇小説中，有很大一部分取材於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寫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們的普普通通的事件。這些小説的主人公有靴匠（如《質量》）、賣文為生的文人（《良心》）、理髮匠（《勇氣》）等。由於他對他們的生活有比較深刻的瞭解，而且又能以同情的態度進行細緻的觀察，因此往往能抓住這些平凡的人身上的不平凡的品質。使文章更加生動逼真，深入人心。 ^[3] 

在高爾斯華綏的戲劇中，雖然可以看出他抑富揚貧的同情傾向，但他採取了對稱或平行的結構來塑造人物，指出衝突的雙方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從而達到了置身其外的冷靜、客觀和公正。 ^[9] 

譬如《鬥爭》一劇中作者表達的重點不是勞資雙方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對罷工領導人羅伯茨和公司董事長安東尼所代表的極端主義的鞭撻。可在對他們進行否定的同時，高爾斯華綏並沒有把他們描寫成反面角色。相反，他以同情而冷靜的、不偏不倚的態度把他們刻畫成各自陣營中最出色的人物。除了政治觀點和社會地位的差別外，羅伯茨和安東尼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倆有着同樣的優點：堅守各自的原則，為各自的階級或集團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富有犧牲精神。同時，他們倆也有着相同的缺點：不能瞭解和團結自己的同伴，固執己見、一意孤行，全然不顧因罷工引起的苦難和不幸，堅持要較量到底。在董事會上，安東尼對董事、兒女們的勸告置之不理，認為必須以“鐵腕政策”來對待罷工工人，不住叫囂着“決不讓步”。而堅韌不拔，無私無畏的羅伯茨也發出了“決不妥協”的誓言。鬥爭的艱鉅，家庭的不幸，生活的貧困都不能動搖他的信心。 ^[9] 

高爾斯華綏的寫作風格表現在文筆流暢、語言生動、優美，富有感染力。 ^[2]  高爾斯華綏正是在繼承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還吸取了自然主義的手法，描寫着一個個社會悲劇，記錄着本世紀初英國真實的社會生活，作到了真實與客觀的高度統一，使他在以社會問題為主要內容的新戲劇作家中獨具風格。儘管高爾斯華綏的寫作風格也遭到了一些評論家的責難，認為其過於中庸、妥協，但是他的做法無疑為社會問題劇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他在劇中所採取的疏離、客觀、公正的態度，給當時以討論為主要方式的社會問題劇注入了一股新鮮的活力，調動了讀者的積極性，激發了他們閲讀的興趣，使他們參與到作品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這樣，劇本通過讀者的閲讀獲得了生命力，它的意義也在此過程中產生並得以昇華。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