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戈特弗裏德·馮·赫爾德

赫爾德的《民歌集》（發表於1778–79年間，後來版本改名為《歌中的民族之聲》），是一部包含許多國家民歌譯本的彙編集。在《人類歷史的哲學觀念綱要》（4卷，1784–1791年）中，赫爾德強調環境對文化的影響，並提出社會和文學類型也像人類一樣誕生、成長、成熟和消亡的理論。

德國思想家、作家。1744年 8月25日生於東普魯士的莫龍根。父親原是手工業工人，後當小學教師，母親也是手工業工人家庭出身，他們都是虔誠的教徒。赫爾德唸完中學後於1761年在莫龍根城一個牧師家抄寫文稿。1762年一個俄國軍醫把他帶到哥尼斯堡，在大學學習醫學、神學和哲學。他聽了康德關於自然科學的課，讀了盧梭和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結識了哈曼，哈曼的思想對赫爾德有很大影響。1764年經哈曼介紹在里加的一個教會學校當助理教師，1765年兼在教堂布道。這時他寫出了《論德國現代文學片斷》(1766～1767)和《批評之林或根據最近發表的論文的尺度對美的科學和藝術的一些看法》(1769)。這些論著受到萊辛等人的影響。

1769年，赫爾德旅行法國，在巴黎會見了狄德羅和達朗貝，回國路經漢堡時會見了戈特霍爾德·埃夫萊姆·萊辛和克勞狄烏斯。1770年在達爾姆施塔特認識了梅爾克，在斯特拉斯堡又得以與歌德長談。這次旅行大大開闊了他的眼界，豐富了思想，完成了從啓蒙運動到狂飆突進的過渡，在他的影響下德國掀起了一場新的文學運動。

1771至1776年赫爾德在比克堡當首席牧師。在此期間著有《論語言的起源》(1772)、《論莪相和古代民族的詩歌》(1773)、《莎士比亞》(1773)、《這也是一種對人類進行教育的歷史哲學》(1774)等，並開始收集民歌。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日後赫爾德思想的輪廓。

1776年，受歌德推薦，赫爾德到魏瑪擔任教會總監、首席牧師等神職，負責管理魏瑪公國的教會和學校教育。他先後結識了維蘭德和席勒，併為他們分別主編的《德意志信使》和《季節女神》撰稿。1798至1800年，與讓·保爾結為摯友。歌德與赫爾德的關係曾幾經波折。最早歌德視赫爾德為老師，但赫爾德到魏瑪以後，歌德已在那裏作官，多交結宮廷要員，他們二人關係一度疏遠。後來重又修好，歌德曾熱情支持和鼓勵赫爾德寫作。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赫爾德歡欣鼓舞，支持這場革命。薩克森·魏瑪·艾森納赫公爵卡爾·奧古斯特是法國大革命的反對派，他曾帶兵參加普魯士對新生法國的進攻。赫爾德同卡爾·奧古斯特尖鋭對立，受到整個宮廷的反對和冷遇。對此歌德不僅態度曖昧，而且實際上站在宮廷一邊，他們的關係再度破裂。晚年，赫爾德在魏瑪非常孤立，心情壓抑，離羣索居。1803年12月18日逝世。

魏瑪時期是赫爾德的成熟期，他繼續收集民歌，研究了許多學科，寫出大量重要著作。1778年出版他收集的《民歌》，1807年再版，亨利希·封·米勒把書名改為《詩歌中各族人民的聲音》。1783年開始寫他的鉅著《關於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1784～1791)，隨後又寫另一部重要著作《關於促進人性的通信》(1793～1797)。赫爾德還參加了當時關於斯賓諾莎的爭論，撰寫了《上帝幾篇對話》(1787，1800年再版時書名改為《上帝關於斯賓諾莎體系和舍夫茨伯裏自然體系的幾篇談話》)。此外，赫爾德還寫過一些劇本和詩歌，並翻譯了法國劇作家高乃依的古典主義悲喜劇《熙德》。

赫爾德的著作包括文學與美學、音樂與繪畫、語言與語言學、神學與哲學、歷史與地理、教育學與心理學、醫學與人種學、地質學與植物學。在所有這些方面，赫爾德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但貫穿他全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是總體主義、民主主義和歷史主義。這三者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它的目標就是使人成為真正的人，亦即實現使人的本質得以充分發展的理想。赫爾德的這些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 3部主要著作《詩歌中各族人民的聲音》、《關於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和《關於促進人性的通信》中。

赫爾德認為，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都是統一的，是相互關聯彼此制約的。只有從總體出發，掌握各種知識，才能認識世界，瞭解人；也只有這樣，人才能成為一種全面發展的人，而這種全面發展的人又是人成為真正的人的一個重要前提。

赫爾德的民主主義思想不僅表現在他對法國大革命始終如一的肯定(這在當時德國的知識分子當中是罕見的)，更主要的是表現在對“人民”的看法。在赫爾德的詞彙中，“人民”同“人性”差不多是同義語。赫爾德認為，每個民族的人民都創造了自己的文化寶藏，而這些寶藏又都屬於全體人類。他的集子裏不僅有德國的民歌，而且有英、法、西班牙、意大利、希臘、丹麥等國的民歌。他的理想是各族人民平等地共同生活。另外，按照他的觀點，民歌也不僅僅是由廣大下層人民所創造，一切進步的作家都創造了這種健康、真實而又生動的民歌。因此，他收集的民歌也包含了莎士比亞和歌德等人以及他自己寫的詩，還有荷馬這位“最偉大的民間詩人”的作品。正是這種民主主義的精神，使赫爾德收集民歌同後來浪漫派詩人收集民歌有原則的區別。

赫爾德認為，人類社會受自然條件的制約，是自然環境決定一個民族或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象自然界一樣，人類歷史的發展也遵循一定的規律，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都有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都是歷史的產物。赫爾德對他所研究的每一個社會現象都要探討它的起源和發展，歷史上的每個時代他都承認有它存在的價值，都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他糾正了啓蒙運動思想家認為中世紀是“野蠻時代”的錯誤看法；否定了歷史是直線進步的觀點，認為歷史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既有曲折，又有歧路，更不乏挫折和失敗，但它的總趨勢是朝着實現人類最崇高的理想即人性的充分展現而前進。

“人性”，按照赫爾德的解釋，就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本質。它並不是單指“人道”，亦即對他人的憐憫和同情；它也不單指“人的權利”、“人的義務”、“人的尊嚴”和“愛人”等，而是這一切的總和，是人類一切活動的目標，也是人類全部活動的結果。“人性”必須永遠加以“培養”，否則，人類就會再回到“野蠻”，變成只有“獸性”的動物。

赫爾德沒有專門創立獨立的美學體系，他的文藝觀就體現在上述思想之中。他的文藝觀的一箇中心內容，就是藝術與社會的關係。藝術的產生和發展依賴於一個民族各種生活條件的總和，要促進藝術的繁榮，就得改變產生它的社會條件。文學藝術反過來又影響社會的變化，因此它是“培養人性”的重要手段，作家和藝術家是民族(或人民)的創造者。

感情與理性的統一是藝術創作的重要前提，藝術家只有使用感情與理性的全部力量才能把握和表現現實。但是，藝術家能否成功地把握現實，關鍵又在他對現實的態度，就是説，看他是否對現實抱有“同情”。

赫爾德的思想中有唯物主義的傾向，更有辯證法的因素，但他的基本哲學思想仍是客觀唯心主義。他從未否認過上帝的存在，他的世界統一論認為到處都存在着“神”，自然和社會的一切都受“神性”的支配，因而具有它們的規律。赫爾德的這種泛神論思想使他在當時居於先進思想家的行列，同時也使他的思想摻雜了一些神學的成分。赫爾德一生擔任神職，但他的宗教觀已完全脱離了正統宗教的教條。他實際上在為新興資產階級作輿論準備，可是他又是從全人類的角度提出問題，併為他所認為的全人類的思想而鬥爭。正是這些決定了赫爾德思想的偉大和它的侷限。

赫爾德作為一個作家並沒有突出的成就，但作為一個思想家卻具有時代的意義。他影響了包括歌德和席勒在內的一批作家，成為狂飆突進的精神領袖。他接受並且淨化了康德和哈曼的思想，為德國哲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繼承萊辛的思想，把德國文學引向新的發展階段。他的思想是德國啓蒙運動文學向古典文學過渡的一個重要環節，他本人是從康德與萊辛通向黑格爾與歌德的一座橋樑 ^[1]  。

參考書目

R. Haym，Herder， 1877～1885.

V. M. Schirmunski，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963.

F.M.Barnard，Zwischen Anfklrung und politischer Romantik， 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