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馮·席勒

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德國文學史上著名的“狂飆突進運動”的代表人物，也被公認為德國文學史上地位僅次於歌德的偉大作家。歡樂頌的詞作者，歌德的摯友，歌德死後與其葬在一起。

席勒出生於德國符騰堡的小城馬爾巴赫（Marbach）的貧窮市民家庭，他的父親是軍醫，母親是麪包師的女兒。席勒童年時代就對詩歌、戲劇有濃厚的興趣。1768年入拉丁語學校學習，但1773年被公爵強制選入他所創辦的軍事學校，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詩人舒巴特曾稱這座軍事學校是“奴隸養成所”。

在軍事學校上學期間，席勒結識了心理學教師阿爾貝，並在他的影響下接觸到了莎士比亞、盧梭、歌德等人的作品，這促使席勒堅定的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從1776年開始，席勒就在雜誌上發表一些抒情詩。而且，在軍校讀書期間，席勒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反專制思想。1777年，席勒開始創作劇本《強盜》，1781年完成，次年1月在曼海姆上演，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據一些史料記載，當時的劇院就如同瘋人院一樣，人們潮水般的湧入狹窄的禮堂觀賞戲劇，有些評論家甚至認為席勒就是德國的莎士比亞。

《強盜》之所以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是因為作品中藴涵的反專制思想深切的迎合了彼時德國青年的心理。此時德國的“狂飆突進運動”已經發展至高潮，而《強盜》一劇的主人公卡爾就是一個典型的狂飆突進青年形象。他不滿於專制與格局並存的社會現狀，卻由無力改變。他追求自由，對當時的社會提出挑戰，是典型的叛逆者，最後卻只能悲劇收場。

《強盜》取得成功之後，席勒進入了生命中的第一個旺盛的創作期。從1782年至1787年，席勒相繼完成了悲劇《陰謀與愛情》（1784年）、《歡樂頌》（1785年）詩劇《唐·卡洛斯》（1787年）等。

《陰謀與愛情》是席勒青年時代創作的高峯，它與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同是狂飆突進運動最傑出的成果。此劇揭露上層統治階級的腐敗生活與宮廷中爾虞我詐的行徑。《陰謀與愛情》無論在結構上還是題材上都是德國市民悲劇的典範。席勒摒棄了創作《強盜》時慣用的長篇大論，而是改用簡潔的語言進行諷刺。來自市民階層的人物路易絲與宰相的對話：“我可以為你奏一曲柔板，但娼妓買賣我是不做的……如果要我遞交一份申請，我一定恭恭敬敬；但是對待無禮的客人，我就會把他攆出大門！”直接質問德國社會嚴格的等級制度，具有烏托邦色彩。

詩劇《唐·卡洛斯》以16世紀西班牙的宮闈故事為背景，以生動的情節表達作者的理想：通過開明君主施行社會改良。這個劇本是席勒創作風格的轉折點，表明他已經由狂飆突進時的激進革命精神轉化為温和的改良思想。此後，席勒青年時代的創作宣告結束。

席勒是德國古典文學中僅次於歌德的第二座豐碑。他的代表作之一是歷史劇《瓦倫斯但》。這部戲劇實際上就是三十年戰爭中德意志民族悲劇的重演，席勒的功績在於他把這場民族的悲劇搬上了藝術的舞台。

1805年5月，席勒不幸因肺結核逝世 ^[1]  ，歌德為此痛苦萬分：“我失去了席勒，也失去了我生命的一半。”歌德死後，根據他的遺言，被安葬在席勒的遺體旁。

1787年，席勒前往魏瑪；次年，在歌德的舉薦下任耶拿大學歷史教授。從1787年到1796年，席勒幾乎沒有進行文學創作，而是專事歷史和美學的研究，並沉醉於康德哲學之中。法國大革命時期，席勒發表美學論著《論人類的審美教育書簡》（1795年），曲折的表達了席勒對暴風驟雨般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牴觸情緒。他主張只有培養品格完善、境界崇高的人才能夠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這也是在《唐·卡洛斯》中宣揚的開明君主思想的延續。儘管如此，席勒始終沒有放棄尋求德國統一和德國人民解放的道路。他的美學研究和社會變革等問題結合得非常密切。

1794年，席勒與歌德結交，並很快成為好友。在歌德的鼓勵下，席勒於1796年重新恢復文學創作，進入了一生之中第二個旺盛的創作期，直至去世。這一時期席勒的著名劇作包括《華倫斯坦三部曲》（1799年）、《瑪麗亞·斯圖亞特》（1801年）、《奧爾良的姑娘》（1802年）、《墨西拿的新娘》（1803年）、《威廉·泰爾》（1803）等等。這一時期席勒創作的特點是以歷史題材為主，善於營造悲壯、雄渾的風格，主題也貼近宏大的社會變革題材。

《威廉·泰爾》是這一時期席勒的重要劇作。戲劇取材於14世紀瑞士英雄獵人威廉·退爾的傳説。這一題材原本是歌德在瑞士蒐集到的，他將其無私贈予席勒。席勒從未去過瑞士，卻將這一傳説詮釋得極為生動。瑞士人為了感激席勒，把退爾傳説發生地四州湖沿岸的一塊極為壯觀的巨岩石命名為“席勒石”。《威廉·泰爾》以瑞士獨立鬥爭為背景，在歌頌民族英雄的同時也歌頌努力爭取民族解放的壯舉，在歐洲範圍內引起極大反響。

除戲劇創作外，這一時期席勒還和歌德合作創作了很多詩歌，並創辦文學雜誌和魏瑪歌劇院。歌德的創作風格對席勒產生了很大影響。1796年，兩人共寫了上千首詩歌，而歌德的名作《威廉·邁斯特》和《浮士德》第一部也是在這一時期成形的。

總體來説，席勒這一時期的創作是古典主義風格的，早年的浪漫激情已經幾近消失。席勒和歌德合作的這段時間被稱為德國文學史上的“古典主義”時代。

席勒認為，只有感性與理性相互合作達致和諧統一，人性才能獲得自由，而要獲得人性自由，審美是唯一途徑、是“粗俗的感覺和崇高的理性之間的樞紐”。雖然審美活動並不控制客觀世界中作為客體的事物，也不是必然賦予人們理性，但是審美活動使得個體獲得對事物的理解、賦予事物以生命。人在審美中被喚起的“遊戲衝動”將“感性衝動”與“形式衝動”這兩個對立又互為生存的內在衝動調和起來，在遊戲衝動的過程中，遊戲衝動消減了個體的本能情感和感覺，也努力破除道德強制、法律法規的生硬冷血，審美的心理調節為個體得以將所接收的各種直觀表象昇華為各種形式的理性鋪平了道路，使得理性的自律得以在感性的領域內顯示出來，個體通過審美使得本能的感性與專制而生硬的理性在不知不覺中互相彌補各自的缺憾，相得益彰，實現精神與物質、內容與形式的結合，獲得理性與感性的和諧統一，最終實現人性自由。 ^[7] 

席勒區分了兩類在研究計劃上迥然有別的學者：生計型學者（bread-and-butter schol⁃ar）和哲學家。二者之間的對比頗具畫面感。所謂生計型學者，顧名思義，就是混飯吃或為稻粱謀的學者，他所追求的是名利的最大化。這類學者“唯一關切的就是滿足其職務所需要的資格條件，並享受職位所帶來的報酬；他動用他的智識能力僅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物質地位，滿足自己能夠被認可的卑微慾望”。為此，生計型學者需要有一個用以賺取名利的“專業”。他苦心經營於自己的專業領域，而且挖空心思地將其與所有那些純學術性的領域儘可能區分開來。在最終熬成了自己領域的“專家”或權威之後，就開始堅守陣地，不思進取了。“如今他的頭等要務就是炫耀他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學識珍寶，並想方設法確保它們不會貶值。”他墨守成規，反對革新，抵制創新，任何學科的新進展都會令他心神不定，驚恐不安。當然，他拼命捍衞自己的學術體系，也是為其生計而戰，保住飯碗。當學術本身無法令其滿意時，他就想方設法從外部獲得回報。“他巴望着酬勞，卻不是從思想的寶藏上，而是從名譽、晉升和聘任上。”在他看來，假如真理不能兑換成黃金、名聲和君王的垂愛，追求真理也是徒勞。 ^[4] 

“國家”這一政治哲學核心概念也是魏瑪古典文學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席勒關注的焦點。不同於費希特或黑格爾等對國家的推崇，席勒在歷史講演《呂庫古與梭倫的立法》中強調，國家並非目的，在劇作《唐·卡洛斯》及相關文本中指出個人並非手段，而是如康德和洪堡一樣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視為政治共同體的根本要旨。在《審美教育書簡》中，席勒借助國家與個體的同構論，勾勒了一條藉助藝術完善人性、塑造審美國度的政治改良主義路徑。儘管含有烏托邦色彩，但席勒的國家觀正因此在德國曆史的黑暗年代成為難能可貴的警醒之聲。 ^[6] 

“軍校畢業後，他在斯圖加特的女房東讓他領略到初戀的甜蜜，使他寫出歌唱自己初戀的抒情詩《勞拉之歌》。他軍校同學的母親和妹妹，鮑爾巴赫莊園裏的封·沃爾措根夫人和小姐，奉獻給他的不僅是真摯的友誼，還有超越友誼的纏綿柔情。出身高貴、天資聰慧的封·卡爾普夫人，捐棄門第偏見與他親密交往，使他倆一度成為魏瑪引人注目的一對情侶，而封·倫格費爾特家的兩姐妹都對詩人一往情深，席勒和她們兩人的關係是德國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最終妹妹成為詩人的妻子，而姐姐卡塔琳娜則成為席勒夫婦的終生摯友，詩人的知己，忠實的讀者，最早的《席勒傳》的作者。” ^[8] 

在美學上，説空話有一個專業的名詞，叫“席勒化”。 ^[5]